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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尔——刘路卓——陆卓——乳名毛毛，是我的儿子。我很爱他。这毋庸讳言。任何人都会爱自己的儿女。可是比尔长得的确招人喜欢。有例为证。人曰：“毛毛，你怎么比女孩还漂亮？”他回答：“我是男孩！”声音响亮，眼睛无邪晶亮，溜圆。他经常问一些让我感觉怎么答都不合适或不准确的问题，让我觉得自己的知识库容积太小，无从掩饰，捉襟见肘。比如一个下雨的早晨，比尔望着窗外如织的雨丝，问，“雨为什么有这么多亮亮的细腿呢？”有一次我送他去幼儿园，路旁的法国梧桐上站着许多白鹳鸟拉屎，地上洒落一些白花花的斑点，他忧心忡忡地问，“它们在树上拉巴巴，那谁给它们擦屁股？”一件物品，从它的形状、性能、功用、原材料，一直追问到分子式。你说叫人着急不着急？当时我在郑州工作，诗友阎福泉特别待见比尔，专门给他写了一首诗，《想念陆卓》，内容是这小孩如何聪明而好客，愿意和人交朋友，把家里的好吃的都搬出来，追着让客人享用。比尔最慷慨的时候是他吃饭的时候。如今的小孩子多少均带点厌食症，保姆德华要费相当的口舌他才肯往肚子里吞口饭，然后顺手就把一个玩具扔到地上。所以常常地，喂他吃饭的房子里总是一地玩具。饭后德华再将这些玩具一一洗涮干净晾干。他的吝啬，我在数年间曾经也得一见。一次，楼下女孩跟着妈妈来访，从比尔的玩具桶中拿出一个变形金刚，又拎出塑料刀、枪、呲牙咧嘴的剑齿虎，显然认为不合心意，于是颇潇洒地一个个扔出来。甭瞧比尔平时把这些东西不当回事，一旦旁人扔他的东西，这些东西就都成了宝贝。女孩扔一个，他隔着茶几“哎呀”一声，好像那些玩具被虐待了被弄痛了，他要替不会说话、抗议的玩具喊痛似的。这个细节在他年事稍长后成为我与他玩笑的话题之一。
       从比尔六岁到他成年，十二年没在我身边。之所以像从无隔阂、陌生之感，也许是他儿时我带他最多。背着抱着，拎着扛着，自行车驮着。接送幼儿园，甚至有时开会、会客、和朋友一起喝酒，也拉扯上。这孩子对他人、对环境天生具有一种特殊的亲和力，不具攻击性。他天性纯良，只会做错事不会做“坏事”。手脏啦衣服滚上土啦偶尔羡慕别人吃的零食糖果啦，却从不在大人的唆使怂恿下对小同伴“踢他”、“打他的头”等等。他爱听讲道理，也比较听话。如果他在某时某种事情上犯了错误，往往因为你事先没把是非标准定明白，或者，他贪玩，把大人们的“道理”忘了。“忘了”总不能也归到“错误”里面吧？这时你一提醒，他就想起来了，带着愧疚地冲你笑了，改正了，“规矩”了。况且大人们定的规矩大人自己遵不遵守、大人们定的规矩对不对，都还是问题。所以他从不曾挨过我的打。他在我身边最放松，感觉最安全，“犯错”的几率也就最低。我还以他为人物原型，结合自己的童年记忆与对其他孩子们的观察研究，创作了一本儿童诗集《红十字下面的祈祷》，1989年由海燕出版社出版。1990年、1991年及其前后我对于比尔的文字表现，见诸当时的《郑州晚报》和《人生与伴侣》杂志等。
       1990年末，比尔随他母亲去了南方，对我来说自然是最痛彻心肺的事。没有比尔的日子我很久都无法适应。只要哪天心里不曾被这事那事塞得满满的，我就会骑着破旧的单车漫无目的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游走至深夜。骨肉分离仅逊于失子之痛，我特别揪心的——儿子能否融入商业社会那被成人世界污染得更严重的新的环境？我计算着：他的无忧无虑的童年即将结束——他该上学了。我多么希望他能有幸接受卢梭笔下的爱弥儿那样的自然教育，享受裹腹蔽体、与世无争的生活啊，但是怎么可能，这样的想法与现实存在是多么的格格不入！后来我知道他进了小学，因为午餐和欺生的大个子同学争抢而打架、受老师批评。还好，他的戎马一生的外公教导他要竭尽全力争取自己的生存空间、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个小男子汉。他经过挫折与拼搏获得了与同学平等的权利，然后恢复到平和状态，而且功课还不错。
       完全可以想像到他需要帮助支持时的孤单无助，他遭受委屈之后落寞悲哀的眼神。然而当年通讯条件落后，打个长途都要跑电信局。书生囊中羞涩，加之繁忙的职业事务与夜以继日的诗歌创作，我硬着心肠，平均一两年才匆匆忙忙赶往南方看望孩子一次，陪他待几天——接送上学、教他写作文、下棋，听他讲讲自己。不堪之景状，1994年11期《朔方》杂志刊发的组诗《羊城的草》中可见一斑。
       十余年，思念与遥望中度过。凡与父子情、母女爱相关之事，不住叩击、挤压我心中柔软脆弱的那些部分。一些电影、电视剧，常是我有意无意回避的，但是，但是……我和东北诗人马合省兄在哈尔滨波特曼餐厅吃饭时，听他谈到一个曾经在这儿为客人拉小提琴的俄罗斯少女的故事。她面容娇好，最感动人的是她的笑，微笑——那么自然，自始至终的表情，向着来这里或经过这里的每一个人。好像每个人都幸福，都可爱。好像她年轻轻的，就已经得到了这个世界的太多恩惠；有位学生的母亲的话给我带来另一次感动，“我们女儿从小就特别乖，听话。我觉得带她的感觉真是再没那么好了。我现在还经常怀念那时候。我带她还没带够，她就长大了。”虽然这话对一个母亲来说最自然不过，但这样的语言、视角，使人尤觉意味深长；我还听到经过转述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故事，这女孩竟说出，“我父母太爱我了，我认为我怎么都报答不了他们。有时侯我想，来世让他们作我的孩子。好像只有这样才行。”和我个人比较，以上诸君好不叫人羡煞啊！我不会不懂，男孩起码有两个时间段是尤其需要父亲在身边的：一个是六七岁之前的摹仿期。他对父亲的形象、父亲的力量与宽容记忆深刻。父亲的处世方式、语言方式、生活习惯甚至表情动作都常常成为他的摹仿对象，能够影响他很长时间。一个是十三四至十七八岁孩子的青春期——所谓“叛逆期”，而这个叛逆对象又往往是自己的父亲。在这段时间，他需要完成知识积累、社会经验由少到多的过程，身体、智力力量对比中从弱小到强大、从弱势到优势的转变，逐渐形成自己的性格，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格。这非常重要。因为我的此时的“不在场”、“缺位”，给他造成的伤害与损失很可能是无法弥补的。他能平安健康、心态正常又不失善良本性地成长到现在，的确非常不容易。高中毕业，他似乎毅然决然地选择工科的决定我也十分满意。
       高中临近结束，他报考南方的一所大学并顺利拿到录取通知，没有前去报到，在父母的两个家族的帮助下到加拿大读书。自觉，刻苦，成绩优秀，自立能力不断提高。凭个人实力从预科考入多大，实现了人生的一次跨越。我也学会了操作电脑，可以通过电子信箱与他作一些交流。假期中他回广州的母亲那里，也到北京来看我，到洛阳看望爷爷奶奶和姑姑们。这些诗歌，就是在洛阳、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欢聚中引发了创作动因——而除此之外，除了每天必看多伦多的天气预报，身为一个诗人，愧对儿子的我还能为他做点什么？在洛阳，我详细询问了他在加国的学习、生活情况、环境，他的诸种感受，设置了相当多的提问点，分若干次询问，以免他被问烦了、说累了，遗失精彩之处。寸步不离地和他在一起，观察他在生活习惯、说话方式、动作表情的改变。当时，他爷爷的病情已经很重了，祖孙三代促膝而坐、娓娓而谈的机会恐已无多。如今，老人已随黄鹤去，比尔远在多伦多苦读，我回北京，在四周喧闹的一所房子中写下这些诗歌，心中颇不平静。我常想，父子、母子之爱是人间的至爱亲情，父母对儿女的爱，是给他越多就似乎欠他越多。随着儿女的长大，感情的表达方式也将逐渐地发生变化。陆卓快要成年了，将作为一个充分独立的个体立于世间，也许下次来到我面前，两个男人直面感情问题，会更含蓄、隐忍，坦率无碍的了解交流会增加困难。我甚至联想到日本歌曲《北国之春》里的唱词，“长兄好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所以我要尽快地把这本薄薄的诗集写出来，作为给比尔二十一岁生日的小小礼物。我怕拖旧了，记忆浅淡，今日情愫，难以觅寻。只要他收到之后，嘿嘿一笑中让我又看见他当年的影子，轻轻叫一声“老爸”，然后放下书去忙他的学业、去走他自己选择的路，那就是给我的很高的奖赏了。可是说实在的，这二十一首诗歌，我又怕写完。好象一旦画上最后一个句号，他就一下子长大了，模糊得只能看到背影了。这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感受。
       
       2005年11—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