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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春节前，参加作协的团拜会，偶遇中学时的同窗。时隔近40年相见，自然要聊这些年的经历，也聊当下的生活。
       聊着聊着，说起他的户口。同窗一家五口，“文革”时，父母下干校，妹妹进工厂，弟弟到内蒙兵团，他去了山西农村，五口人分了四下。同窗虽然早就离开农村，但因为工作关系一直留在外省，现在退了休，才盼到与同样是知青的妻子在北京团聚。说来也是笑话，同窗成家后一家三口，儿子在20年前就按知青政策将户口转回北京落在爷爷奶奶处，隔了几年妻子也将户口落至她的父母处，如此一家三口的户口又分在了三处。好在妻子当老师，每年有两个假期，于是两人多年来一直如牛郎织女般鹊桥相会。一家人盼星星盼月亮地盼着同窗退休，按政策可以回北京“投靠”妻子了。
       以为很简单的事情，到派出所一问，先就傻了眼。除了一应的退休证明文件、身边无子女证明、结婚证等，还需要独生子女证明。这让他们有些犯难：当年生育时，国家尚未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对夫妇自觉自愿地只要了一个孩子，只是几经搬迁，又觉得孩子早已成年，不知将那个证明独生子女的小本放在了何处。于是找到办事警官，说明两人复印的档案资料在“家庭成员”一栏皆可证明只有一个孩子。警官想了想，通融的办法是让单位再开具“只有一个孩子”的证明，且要说明不在同窗身边。于是，抓紧忙了一气，证明开来了。
       还是不行。还需要当年将孩子户口转回北京的原始批件的复印件，于是又到区档案馆复印盖章。资料很详细，可看出同窗哪年下乡，孩子哪年出生，因何故将户口转回北京，上有各级部门的批示、公章。
       接下来写投靠申请。同窗的妻子有大学文凭，退休前在中学教语文，文字表达能力应当不错，但这一关并不好过，一个小小的申请，写了四遍、跑了四趟才勉强通过。
       各种证明、资料、证件等经过一番忙碌一一备齐，夫妻俩站在警官面前分别签了字，材料终于被接收，接下来似乎就等通知了。岂料一周后办事警官来了电话，说细查资料，因同窗是当年的北京知青，必须补办一份他当年的户口迁出证明。听到这里，我也不由得感叹了。当年我也插过队，不到一分钟工夫派出所就将户口上的卡片取下，再开出一纸迁出证明，这个人就算彻底了断了和北京的联系。如此简捷的手续让同窗对当年户口怎样迁出已毫无印象。同窗根本报不出派出所的名称，只好到原住地寻访。一番查找后，还真找到了已经泛黄的小小户籍卡片。然而又出了意外，上面显示，同窗已于考上高中的1963年将户口转至学校（我们读书的101中学学生都要住校）。无奈之下，他决定亲自去101中学问明白。夏日里挤车问路，十分狼狈，反复折腾下，费了老大的力气查到一条信息：学校已于1968年春将学生的户口全部迁回了各自的家。
       我和同窗见面时，他还在等待，并且颇为烦恼。他说，派出所的主管警察下周要学习，只能等学习结束后再上网查找，是什么结果还不可知。警察说，或许在网上可以查到相关资料。同窗很郁闷，之前他曾请朋友在网上帮忙找资料，很容易地查到了儿子当年迁入北京的相关资料，既然网上的资料如此详细，为什么一定要让老百姓顶着烈日跑来跑去？
       建国后，人民当家作主了。但同窗说，大事不说，只说办户口，他丝毫体会不到主人的感觉。在这一轮奔波中，许多事原本并不复杂，但繁琐的程序和一些办事人员居高临下的冷漠令他倍感屈辱。有些人似乎特别喜欢看着老百姓在他们面前卑躬屈膝、手足无措的样子。他说：每当我满头大汗、狼狈不堪并且用乞求的眼神站在他们面前时，我会从他们脸上看到一种快感。
       政府的所有开支都来源于纳税人，“公仆”理应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什么时候草民在权力面前能成为真正的主人呢？■
       【杨兴文荐自《同舟共进》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