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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冬天的一天，我和冷霜、姜涛去北师大看马骅的“偶”戏剧工作室排演的一场实验话剧。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马骅。在此之前，由于各大高校同龄的诗人朋友之间似乎存在着一张无形的“江湖联络图”，作为一个“江湖常识”，我早就知道复旦出了个叫做马骅的厉害人物，和韩博齐名，诗歌、话剧兼攻，毕业后行踪不定。那天晚上的话剧印象最深的是，马骅在里面饰演了一个被解构了的哈姆雷特，白衣黑裤，作宫廷美少年状，可惜略显臃肿的腿被紧身的健美裤绷出了不太完美的曲线，令我坏笑不已。
       2000年3月，北大一年一度的未名湖诗会被扩办成了诗歌节，在诗歌节的开幕朗诵会上，我又一次见到了马骅。那也是我第一次和他交谈。台上，一大群底气不足的诗人们走马灯似的上场嗫嚅，台下，稍嫌无聊的我提议打牌，以打发等待出场的漫长时间。马骅欣然响应。我们俩和高小涛胡乱抓了一个在旁边打呵欠的诗人哥们，拿出身为牌棍的我随身带在包里的扑克，盘着腿在地上开起了“拖拉机”。我依然记得当轮到马骅上台的时候，他正好摸到一把好牌，因此他一再叮嘱我们不要逃跑、一定要等他回来接着打，然后就把手里的牌往屁股兜里一塞，屁颠屁颠上台朗诵去了。从那天起，我就开始把马骅当作了哥们儿。我知道，我们会一起给北京乏味的大龄文艺青年生活增添喜幸的气氛。
       2000年4月，马骅应我的邀请，和我、许秋汉、朱靖江等人一起筹建北大某网络公司下属的一个文化网站。马骅在这个叫北大新青年网站的地方一呆就是将近三年。这几乎是马骅历时最长的一份工作。这份令人尴尬的工作经常在冷酷的商业意志和朴素的文化梦想之冲突中磨蚀我们的热情，按说，此前有着花哨的职业经历和不羁的本性的他早就会离去。但这个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的古怪网站更像是工商业Matrix里的一个莫名其妙的程序bug，在资本家们最终把这个bug修正之前，在马骅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这里前前后后混进过大把大把的诗人、音乐人、电影人，算上众多性情与才识兼备的外围网友，这里俨然是也是那几年北京的青年文化生活和文化青年生活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山头。马骅常爱把这个网站比作80年代末成都的《厂长经理报》和90年代中期的《上海青年报》，后两者也同样是赡养了一批文化怪人(其中大多是他的好友)的人力资源bug。马骅以此为缘，结识了他在北京的一批最好的朋友，他们和马骅此前结识的一批年龄不等的诗人朋友以及上海故交一起，构成了他在北京最主要的生活，甚至可以说他全部的生活。“朋友”在马骅的一生中拥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他豁达、宽厚、既慷慨又玲珑、寓真挚于游戏的天性使得许多人愿意把内心世界的大片沃土无限期地交给他耕种，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已经无法用“朋友”、“同事”、“诗友”或者“网友”这样的身份来描述，他们视他为没有血缘的亲人、没有宗族关系的骨肉。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和马骅上班的时候在一起，下班的时候往往又在一起。那时，隔三岔五就有各种名目的腐败聚会，几乎每次聚会都是我和马骅联袂推出“欢乐二人秀”的最佳场合：马骅妙语不断，我淫笑不绝。马骅在酒桌上经常会展示一些奇技淫巧，最经常玩的是把手指变长一截的魔术，后来有人戳穿那是他利用自己非凡的生理特征，令他郁闷不已。酒桌也是马骅刷新他最快醉倒记录的运动场。他几乎是逢酒必喝、逢喝必醉，和同样性质的康赫合称“康必倒，马必醉”。他醉倒的速度往往比“痛快”二字里的“快”字还要快。喝醉以后的马骅兴奋得可爱，小眼睛露出热带雨蛙般的跃跃欲试的光芒，有时，尤其是没有刮那些与鼻毛混生在一起的小胡子的时候，他会模仿《东邪西毒》里的欧阳峰，歪着脑袋很拽地说：“其实，杀一个人也很容易，只需要一点点……”然后，捻动三根醉醺醺的手指做点钞票状；有时，马骅会很抓狂地和人争执阅读中遇到的某个细小的问题，旁征博引之严密经常让人误以为他其实没醉。马骅清醒的时候从不动怒，通常是网上网下各种文人相轻的江湖事端的和事佬，他曾经在一个帖子里说：“不是我没脾气，而是我有好脾气。”但是喝醉之后的马骅有时候会发飙，不过，往往是在痛骂一些遥远国家里的遥远的现象，或是经济领域里某个不被人关注的动态，发飙的结果往往是拓宽了我们愤怒的知识面。马骅的知识面确实覆盖领域宽广，人称“活百科全书”，他避免了为诗之人一味文艺的通病，天文地理格物致知经国济民科技走兽玄学娱乐，如数纳入胸中。他的义妹饭饭在这两天写的一首名为《我想念你的多种方式》的诗里写道：“我阅读那些俗气的书，阅读那些高深的书，都有可能想到你，因为你就是这么无孔不入，既阅读俗气的书，又阅读高深的书。”杂合之气生彩虹，马骅的视野中自有彩虹万道。
       马骅在醉酒之后还喜欢唱歌。他自写自弹自唱的那首《青蛙歌》相信每个听过的朋友都不会忘记，连同他经常穿的一身据说是在韩国衣恋集团做事时内部供应的青蛙绿。马骅在大学时代“汉化”的一批经典摇滚也在我们的朋友圈中广为传颂，“我们村儿有一个老头，他说他出过海……”(《黄色潜水艇》)。但是马骅最能把人击溃的是他脑子里庞大得惊人的流行歌曲库，从我们父母那辈的歌谣到时下流行的国、粤、英、韩数种语言的小曲，他都能抖一抖架势唱将出来。他既是音乐成长记忆的活化石，又是时尚恶俗潮流的戏仿者。我们在钱柜、麦乐迪暴K的时候，几乎任何一首无意中选错的偏门歌曲他都能貌似正确地唱完，所以得一诨号“中华大家唱”。
       马骅有着丰富到了丰满的世俗生活，和固步自封的文人们完全不是一码事。他踢球、看小报、买足球彩票。他精于远游、精于厨艺、精于购物、精于在夜里枕着各种毛绒洋娃娃入睡。他到处找人索要赵薇的签名，并沾沾自喜于和周星驰同台献艺。但在这看似如此浓烈的世俗中，马骅也几乎从未游离过写作的状态，虽然，他的诗歌产量并不高。与他酒桌上的嬉笑相反，他对自己写作的要求极其苛刻。他修远的写作抱负并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可以从犀利的言辞中随意泄露出来，在写作上，他是我见过的少有的几个聪明绝顶的人之一，但同时，也是我所熟知的朋友里最克制、最谨慎的人之一。他很少对诗歌夸夸其谈，即使是在我们最经常谈论诗歌的地方：蒋浩在小南庄租住的简陋的公寓和孙文波、程小蓓在上苑的田园诗歌之家。在网上也是如此：他宁愿多做实事，营造一个良好的交流气氛，促成一种理想的诗歌生态(他长期在“诗生活”网站担任版主正是出于这一目的)，而不是急不可耐地去炫耀自己的作品和评议。他芜杂不拘的生活世界进入到诗歌之中的时候，竟有几分沉潜、清冷。在明永雪山，他的写作呈现出在极度的朴素中进入澄明之境的态势，但这是后来的事情。2002年年底，他告诉我，他要停下来想想，既想想写作，也想想生活。
       这个至少在表面上是我们之中最快乐、也给了我们最大的快乐的人在2002年年底之后发生了一些隐秘的变化。最外在的征兆是，从那时起，每次在聚会上喝醉酒之后，他不再像愚钝的我一样仍旧乐人乐已大笑开怀。他似乎总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临近喝醉的时刻，而后，趁着自己还清醒，他总是一个人歪歪斜斜地悄然离去，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等我们想起他来的时候，他或许已经酒精上头，睡在任何一个陌生的街头。
       在这样的状态中，他离开了北京。临走前他对我说，他很喜欢我曾经说他身上有“男性风尘气”。我宁愿我没说过这句话，因为他后来做的事情和“风尘气”毫无关系。告别的时候，他给我们虚拟了一副环球远游路线图，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去了藏区的小学教书。我们其实都喜欢他的故作神秘，因为其结果往往是喜剧性的神秘。但这次不是。2003年初送别他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不。我还是不相信。或许是他又在故作神秘。)他曾经发来数封雪山来信，我们也在网上聊过天。我一直想去云南看他，但2003年夏天过后，我来到了巴西执教。2004年初，成婴来信告诉我马骅在山里刚刚装了电话，我兴奋地用网络电话卡给他打了过去。我们聊得很开心，他说哪天高兴了没准和我“换岗”，他来巴西，我去雪山。2004年6月22日，我听闻他在20日出了事。
       断断续续地哭了几天之后，我在午睡里梦见了马骅。醒来以后的大半天里，耳边都是他唱的被他自己“汉化”过了的Bob Dylan的那句“敲敲敲，敲开天堂的门。”太清晰了。我甚至可以听见他在唱“嗨，嗨，嗨嗨嗨”那句歌词的时候有意变出的一种类似重感冒的鼻音。敲敲敲，敲开天堂的门。我一边听着他在耳边唱，一边写下：
       从2000年到现在，不长不短的四年里
       能够和你相识、相知，是上苍给我的
       最平凡的荣耀，对此，我只能心怀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