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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正认识梁实秋先生，正是我一生最黯淡的时候。一九四九年，《自由中国》创刊时，雷震曾邀他参加，他不加入，但愿在一旁协助。后来《自由中国》登出并出版他的《雅舍小品》。那时，我们只是作者和编辑的书信来往。一九六○年，雷震等四人被捕，《自由中国》遭封闭。我的生活宛如孤岛。就在那期间，梁先生常邀我同林海音、孟瑶去他家。那是我那段幽暗生活中的一扇天窗。
       梁先生家一片春风，甚至他家帮佣的小姑娘名字也有“春”意：春绸。那是我听到的最好听的名字之一。梁先生和我们三人正好凑一桌麻将，只打四圈。梁先生夫妇都是美食家。我们去他们家之前，就知道那天梁师母将给我们吃什么：饺子呀，薄饼呀，炸酱面呀，全是梁先生喜欢吃的。他那时已有糖尿病，只有望食兴叹，浅尝即止。我们可乐了，不但吃得好，还可听梁先生讲笑话，还可看梁先生故作馋相扮小丑——他是很好的演员，妙语如珠，嘲弄透着睿智。他用笑话解馋，我们笑，他高兴，逗我们笑得喷菜，笑得流泪，笑得告饶。海音和我都爱笑，孟瑶也笑。麻将桌上，饭桌上，梁先生的妙语，我们的笑声，巡回不已。他给我们讲过一个单身汉的故事。
       某君从美国学成归国，找不着女朋友。他长得不错，只是个头太矮。他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找到女朋友。于是他将由美国带回的四百美元视若生命。他买了个特制的夹层皮带，将美元塞在两层之间，用拉链封好，日夜绑在身上。他外出购物，拿不出钱，就进厕所，解开皮带取钱。因此，他需要钱的时候，必上厕所。久而久之，有人知道了他的秘密。有天晚上，鬼使神差，他睡觉前把裤子连皮带一起顺手搭在椅背上。半夜醒来，裤子不见了。他到处寻找，在院子里找到裤子，皮带不见了，四百美元不见了。他从此发愤赚钱，身兼数职，非常节省，吃饭用鱼内脏下饭（我们正吃梁师母亲手做的鲜肉饺子）。他存了许多钱，还买了四栋房子出租。他每天必去看看房子，摸摸房子的砖头。但是，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因为太矮了吧。他便订做了双高底鞋。在人多的场合，他必站在高处显眼的地方。他还是找不着女朋友。还有什么毛病呢？单眼皮，他去医院动手术割眼皮。医生得从他手臂上割下一块皮，粘在眼皮上，皮连着手臂，要等手臂的皮在眼皮上粘牢了，他才能将手臂放下。一连好几天，他举起手臂贴在眼皮上。眼睛成了双眼皮，仍然找不着女朋友。
       梁先生说那是真人真事。我们逼着问：是谁？是谁？他笑而不答。梁先生讲笑话时就是那副真真假假的神情。一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梁先生是否讲的真人真事。那简直就是契诃夫的短篇小说！
       吃喝谈笑之中，偶尔也谈文坛旧事。我们巴巴地问到徐志摩、陆小曼、冰心、老舍、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作家们，那时他们都好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我们对那些作家本人，比任何文坛事件更有兴趣，如梁实秋和鲁迅的论战，以及抗战无关论等等，我们从没提起。我们会问：冰心是不是叫你“秋郎”?来不及等他回答，我们紧接着问：“冰心是什么样儿？”梁先生笑笑:“长得不错。”他没多说。从他那一笑之中，我就可以想象冰心年轻时清丽的模样。
       梁先生那时还没从师范大学退休。他不喜酬酢，很少外出，也很少有客人，对外界的事也似乎不问不闻。我和海音、孟瑶似乎也为他们夫妇俩的生活添了点儿乐趣。只有女儿文蔷一家人从美国回去看两老的时候，他们就不理我们了。我觉得梁先生很寂寞。他有心和现实保持距离，保持沉默的自由。他知道我沉默是因为恐惧。我在他家可以畅怀大笑，也只有在梁先生家，我才会那样子笑。
       一九六四年，我从台湾来美国之前，去看梁先生。
       “你没有路费吧？”梁先生在谈话中突然问我这么一句话。
       “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你需要多少？”
       我到美国的路费，就是梁先生借给我的。到美国后申请到一笔研究金，才还给了在西雅图的文蔷。
       我和梁先生通信多年；信虽不多，但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给我无限鼓励和温暖，我也对至情至性的梁先生多了点认识。
       一九七二年，我和Paul去西雅图，正值梁先生和梁师母在文蔷那儿。杨牧（那时候他还叫叶珊。在我心目中，他永远是醉倒在我爱荷华家中的地板上，手指自己鼻尖说：“我，叶珊，二十五岁，处男。”）已从麻省大学转到华盛顿大学去教书。他邀我们和梁先生夫妇相聚。我们一起开车去文蔷家接两老去一家中国餐馆。八年不见，相见特欢。梁先生和Paul一见如故。我隐约感觉到梁先生两老都有些异国飘零的心情。他们非常钟爱女儿，也非常享受儿孙的绕膝之乐，但他们似乎不知如何安顿自己。他们说，女儿女婿太忙，忙得他们心疼，要帮忙吧，又插不进手，而且，女儿女婿也不要两老动手。父母的慈爱，儿女的孝心，在美国全无法表达，宛如交响乐中的钢琴、小提琴，各自美则美矣，却无法合奏起来。
       从那次见面以后，就没再见到梁先生、梁师母了。我们仍然书简往来，就是我到国外去，也告诉梁先生一声。一九七四年春，我和Paul在亚洲七八个国家旅行了两个多月，也到了台湾，梁先生、梁师母却仍在西雅图。六月回到爱荷华，就看到梁先生的英文信。那是他写给我的唯一一封英文信，为的是要Paul也立刻看到，不必经我翻译。他迫不及待地要我们知道他丧妻的悲痛。梁师母在去超级市场途中遭铁梯击倒去世了，那天是四月三十日。梁先生的信是五月四日写的，正是为梁师母悼祭的日子。读着梁先生的信，我可以看到在心中哭泣、挣扎活下去的梁先生。我非常担心他如何打发以后的日子，因为我知道他如何依赖梁师母。《槐园梦忆》就是他对妻子深情的回忆。
       华苓:
       我用英文写此信，以便Mr.Engle也可读到。现在你们一定已从亚洲远游归来，可惜大陆未入行程。
       也许不应在你们一到家就告以噩讯，内人于四月三十日惨遭意外去世。我们步行去附近超级市场买菜。市场屋檐旁竖立一架可伸缩的铁梯。附近并没修理工人。也许是一阵风吧，梯子突然倒下，正打中内人的头，打得她倒在水泥地上，头破血流。臀部严重受伤，无法动弹。我找来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动手术后，情况尚好，但怎么也不能恢复知觉，当晚十一时去世。今日安葬，“永久居留”此间墓园了。我们在墓园亦购地四处，一处留给我日后之用，另两处留给小女夫妇。内人将不致有飘零异域之感。我等所能为者仅止于此。
       现正找一胜任律师处理此案。我们当然有理胜诉。但会争论许久才会上法庭。妻子为无价之宝，金钱岂可抵偿不可弥救的伤亡之痛!
       我突然想起哈代的一首诗:《两路交叉》，描写豪华游艇“泰坦神轮”与冰山相撞沉没的惨剧。哈代称之为命运。也许他说的对，因为我实想不出任何其他原因。
       我将尽快恢复写作。打击虽重，现我尚好。
       即颂
       近安
        梁实秋
       
       　 　六三，五，四(注：六三即一九七四年)
       几个月之后，一九七五年初，我又收到梁先生从西雅图来的信，告诉我他回台湾认识了韩菁清，并已结不解之缘。“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我的态度……”我将信译给Paul听。我俩立刻各自给梁先生写了信，告诉他我们十分高兴他又找到幸福，不必为外间闲言闲语所扰。我们也告诉他，年龄的差别不是幸福的障碍，甚至文化的区别也不是，重要的是彼此尊重、体谅、宽容和忠诚。我和Paul就是非常和谐的婚姻。
       梁先生立刻又来了信，又是迫不及待，表示“感激涕零”。他忽然成了个恋爱中的惨绿少年，需要支持，需要保证，需要信心。梁先生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位给人支持、给人保证、给人信心、大仁大智的人，没料到他在爱情面前也会如此脆弱。就因为这点儿“脆弱”，梁先生才更可爱、可亲！
       华苓:
       好久未通信，甚念。我在台湾住了两个多月，近始返回西雅图。在台北和林海音等友玩过好几次，每次都提到你。我在台北也有奇遇，结识了一位韩菁清小姐，一见如故，遂结不解之缘，她年三十有八，过去历史亦不平凡，我的友好几乎都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我则认为这是奇迹，情之所钟，无所顾忌。拟于端午前后再度返台，作长久之计。把此事来告，不知能否邀你与Paul之同情也。匆此
       即问
       双安
        梁实秋
        六四，一，一五
       华苓:
       接到你和Paul的信，真是感激涕零，因为近来台湾报纸连连的渲染我和韩菁清小姐的事，满城风雨，使得她极感困惑，我也不安，近且收到匿名信表示反对此一婚事。你们是极少极少数的肯给我同情的朋友!社会对女性残酷，不公道，实在可惊之至。韩小姐是一个善良可爱的人，我愿下年有机会我们到美国来玩，能够到你们府上相会，请你们看看我所选中的是怎样一个人。你的孩子均已成家，你无事一身轻，祝你们快乐，写作顺利成功!
        梁实秋
        六四，一，廿七
       请口译此函给Paul听，我不另写
       华苓:
       好久没通信了。我三月底返台，五月九日与韩菁清结婚，前前后后引起报刊上许多不必要的轰动。也有不少人(识与不识)给了我们无情的打击，我们一概置之不理。朋友们祝福我们的，继续是我的朋友，否则也就不勉强了。我临离美时收到你和Paul的信，我很感激你们。兹附上婚后照片一帧，乞留念。我现在生活很好，菁清是一个聪颖而懂事的好孩子，我们打算秋凉后到美国一游，能有机会见到你们就好了。我仍然过的是爬方格子的生涯，仍是从前的我。得暇盼能惠我数行。即祝
       俪安
        梁实秋
        六四，七，十四
        韩菁清附候
       梁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就一再提到，我应该回大陆看看。直到一九七八年才成行。三十年以后再回故乡，心情激动，回到爱荷华，在百忙中，一口气写出了《爱荷华札记──三十年后》。在北京见到的第一位作家，就是当年我们在梁先生牌桌上巴巴问到的冰心。也见到曹禺和夏衍。他去西雅图在马逢华那儿看到了书，“爱不释手”，带回台湾了。那时，我和那本书都是不能入境的。我仍在台湾的黑名单上。一九八八年，余纪忠先生不遗余力为我奔走，我终于又到台湾。但是梁先生已在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三日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