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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社草创的时候，县委办把我们的办公地点分在了后院。
       那是一间废弃多年的食堂，破旧、低矮、猥琐。我第一次像一个装模作样的评判者，无可奈何地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它正像石头一样的沉默着，黯淡地龟缩在后院的拐角。
       在食堂倒闭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间原先用来安放灶台，安放案板，安放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的老房子，便一直闲置在后院的一个角落，像一个无所事事的老干部，独自在寂寞地咀嚼着早已逝去的荣光。
       我心情复杂地向它走去，推两扇砖头一般厚实的木门，然后，把自己和一个橱柜、两张书桌、三个沙发，按照某种既定的秩序，安放在了老房子的腹腔深处。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把一间先前用来做饭炒菜的食堂，分配给我们用来办报，一定是冥冥中一种宿命的安排。仔细想想，两种完全不同的行当，其实有着非常相似的规律和内涵。食堂之所以最终倒闭，完全是因为做菜的厨师技艺不精，不能调和众人的口味。报社也就是另一种形式的食堂，编辑也就等于做厨，要做到领导满意、群众满意、自己满意，其实并不简单。
       老房子的后面，是一块窄窄的空地。先前只是用来开开野花，长长野草。后来有人把它开挖了出来，就变成了菜园。我猜测这位开挖空地的人，一定来自某个偏僻的乡村。他把热爱劳动的美德，带进了大院，带进了这个很多人只会指使别人劳动的大院。尽管他长势良好的蔬菜，侵占了我工作之余用来消闲看书的草皮，但我还是表示了宽容。这是出于对一种传统的尊重，对一种美德的尊重。
       草皮变成了蔬菜，我就把蔬菜当作风景来看。工作累了烦了，我就会去看看那些充满生气的蔬菜，那些水水地葱绿着的蒜苗、莴笋、茄子、芹菜……。在正午的阳光下，这些充满活力的作物，往往会散发出一种非常好闻的气息，微风中会弥漫起菜花的清香。这种时候，我会不经意地推开后窗，让这些蔬菜的气息，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从洞开的窗扉里伸进来，摸一摸我的桌椅，摸一摸我的稿纸，再摸一摸我的鼻孔和脸颊。
       这位热爱劳动的人，除了把一墒一墒的菜畦，侍弄得绿肥红瘦，还在老房子的后墙根下，种上了一个枯瘦干瘪但依旧顽强地存活着的丝瓜。
       丝瓜是我所见过的，惟一能够播种一次就可以收获好几个春秋的多年生藤本作物。到了冬季，当年的果实收获了，当年的藤蔓干枯了，它埋伏在泥土深处的根茎，就会悄悄地开始孕育一个善良的阴谋，它会在一种难以觉察的状态下，偷偷地汲取大地的养分，偷偷地积蓄生命的力量，等待着来年的初春，好萌发出更加粗壮的新芽。
       果然，在春天的第一场透雨之后，这颗枯瘦干瘪的丝瓜，在吸纳了足够的水分和养分之后，竟然像个怀孕的少妇，慢慢地饱满了起来。过了三五天的光景，便爆出了一枚非常强壮的新芽，并且像一根绿色的火苗，不停地直往上窜。一个多月之后，它柔嫩但却充满着力量的藤蔓，已经沿着墙壁爬到了我的头顶。然后，便隔着布满烟尘的木材和瓦片，在我的头顶上悄无声息地开花、结果。不出三个月，我头顶上那些长满青苔和小草的瓦沟，已经睡满了一群大小不等的丝瓜。那个热爱劳动的人，常常会乘我下班不在的时候，像个隐蔽的侠客，悄悄爬上老房子的屋顶，尽情地收获他的劳动成果。那些腐朽的瓦片，便在他的脚下，咔嚓出许多大大小小的裂纹。他这么干的直接后果是，每到雨天的时候，整个幽暗潮湿的老屋，便会到处回响起有节奏的嘀嗒声。雨水会毫不客气地顺着那些大大小小的裂纹，钻进我的办公室，濡湿我的稿纸，濡湿我的桌椅，并在报社新买的窗帘布上，遗留下许多不规则的草黄色图案。这些图案，有的像某座山脉的轮廓，有的像某个国家的地图，但更像是某个尿床者或梦遗者制造出来的污迹。
       这位劳动者为了经常收获他的丝瓜，有一次甚至还踩折了一根原本就已腐朽不堪的椽子，并在我办公室的屋顶上制造出了一个碗口大的“天窗”。天气晴和的的时候，常常会有一缕细小的阳光，从“天窗”上走下来，蹲到我的桌子上，蹲到我的橱柜上，照亮我的铅笔、橡皮、红墨水、小剪刀以及堆满曲别针和来稿处理笺的文具盒。有一次我晚上在老房子里加班，遇上停电，屋子里瞬间一片漆黑，像堆满了乌鸦的尸体。突然，就有一缕月光不失时机地从“天窗”上溜了进来，在我敞开的文稿上，铺满水银一样晶莹的碎片。我抬起头来，透过“天窗”，还惊讶地看到了一颗星星。在遥远的天幕上，这颗星星闪烁着幽暗而卑微的光芒，竟让我联想到了生命的上游那个名叫玲子的女孩在我远走他乡的早晨，隐隐约约闪动在她眼角上的泪光。
       县委后院，我履历中的一段经过，我生命中的一个站点。它首先是一个通讯地址，我和常华敏先生创办出的第一份报纸，在四版的下脚，标注的便是县委后院。然后，它还是一个建筑方位，一个地理坐标。最后，它甚至还暗示了人生的某种等级，某种位置。事实上，从后院到前院，虽然不过就是一百多米的距离，但我却跋涉了整整三年。一切从后院开始，一切从那间破旧的老房子开始，然后向前，再向前。
       感谢县委后院，它使我学会了很多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学会了很多生存的本领做人的规范。它甚至还让我学会了一种走路的姿势，那就是跋涉，一步是一步地跋涉。凭着这种苦行僧般的跋涉，我从后院最终抵达了前院，并且中途没有懈怠没有停留。
       山基土
       建盖在小县城东部荷花小区的新居落成之后，我便开始张罗居家环境的绿化美化。
       小院中的两个草池一个花台，还有二楼的休闲平台上的一个花坛，都还只是一个个水泥砖块支砌起来的，空洞而丑陋的“容器”。要想使空旷的小院花草芳菲生机盎然，首先得从某个地方弄些好土，把这些空洞的“容器”给填满。
       先我一步盖了楼房的朋友建议，养花种草，最好用山基土，松散、滤水、肥力好、后劲足，花草栽种下去，不烧根，容易成活。
       朋友还同时建议，要挖山基土，最好去城西的山坳，那里的山基土，土层厚实，酸碱性低，路程也近。
       我说，就去西面的山坳里挖，而且星期天就去。
       星期天，我果真到城郊一户种菜的朋友家里借来钉耙、撮箕一类的工具，又从农贸市场花200元钱雇来了两辆农用皮卡，便匆匆赶往西面的山坳。
       山坳其实离城并不算远，充其量也就四公里左右的路程。我在供销社写社志那几年，经常与一位傈僳族山寨招聘来的业务员到山坳里去打猎。那些年山坳里树木不多，都是救军粮、黄刺果、披蓑衣树一类的小灌木，灌木林中隐藏着野鸡、野兔，还有穿山甲和乌梢蛇。我们每次进入山坳，都会小有收获，最不济也能捉条憨麻蛇回来炖鸡下酒。
       这些年少有人再敢进山打猎，环境生态也有所好转，山坳里已经密密匝匝地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木。这些树木都非常年轻，充满了活力，都是最近五六年才成长起来的。
       从我们家小楼的平台，每天都可以远远地望见这片山坳。从远处望见的山坳，很像是一块英国毛毯，被不知名的女主人很懒散地晾晒在小城的西部，绿生生的，一动不动。
       山坳两边的坡地，从前不过是些光秃秃的坎子，不是说坎子不能长树，只是因为树都被小城人砍了当柴烧了。小城人不过万，但十多年间砍烧掉的树木，完全可以覆盖整个县城。许多原本可以长成参天大树，长成栋梁长成中流砥柱的树木，都在小城人锋利的斧头或者砍刀之下，化作了早晨或者傍晚的袅袅炊烟。化作了灶膛或者小石棉炉中的褐色灰烬，然后被当作垃圾，漫不经心地倒掉。
       现在，小城人终于开始学着昆明人或下关人的样子，把造型酷似美国炸弹的液化气罐纷纷扛往家里。早晨或者傍晚，小城已经不再有炊烟升起，这应该算是一种进步，更应该是树们的福祉。
       
       山坳里有了大树小树，就会有落叶纷飞，就会有树叶苔藓沤烂的山基土。
       通往山坳的路，是一条狭窄的黄泥巴路。险要而狭窄的坳口，先前曾经开办有一个县林业局下属的苗圃，我们在县一中上学的时候，每年的植树节，都会由老师带着，来这里领取树苗，然后就到山坳里那些干得直冒火星的坎子上去栽种。栽下去的树，自然大多都没有成活，但苗圃培育出的那些干筋骨瘦的苗木，依旧每年都能销售一空。这种瞎子点灯白费蜡的植树活动，一直持续到我高中毕业。以至后来一接触到林业部门上报的造林数据，我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到“牛逼”这个来自民间的形容词。联想到那些乱七八糟地散落在山坡上的，短命的树苗们干枯的尸体。
       多年不曾进山，车子开到山口，才发现先前的苗圃其实早已更换了招牌，变成了一个天然林保护的哨卡。有四个据说是天保站值班人员的男女，身着跟人民警察一种颜色一种装口的制服，正围坐在一张小木桌上搓着麻将。每个人的面前，都十元二十元地散落着几张脏兮兮的毛票。看见我们进山，一个副组长模样的男人懒洋洋地抬起肿胀的眼皮，斜瞄了我们一眼，然后又一言不发地继续摆弄他手中的二饼和幺鸡。
       看见几位守护山林的“门神”，根本没有闲暇来顾及我们，我们自然识趣，赶快将车子开进了山坳。
       山坳里的树林深处，果然到处都是由落叶和青苔沤烂的有机物。日积月累，有许多地方的腐殖层已经厚达一公尺以上。我们没费多少功夫，便装满了整整两个车厢。这些厚实而松软的有机物，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山基土。
       在凌乱而稠密的浓荫掩护下，落叶和青苔一层一层地堆积，然后又被岁月一层一层地腐化，再一层一层地沉淀，一层一层地凝聚，最终成为上好的泥土。随便抓一把在手中轻轻一捏，指缝中便会劲射出一股股黑色的“油花”。用如此的好土养花种草，是花草们莫大的福分。
       确切地讲，山基土并不是真正的泥土，它们都是落叶的腐殖层，是绿色枝叶的另外一种形态，另外一种嬗变。它们从树枝上飘落，回到根部，回到最初出发的地方，然后腐烂，然后成为泥土，然后通过树的根须，再重新返回到树梢，成为新的枝叶。在如此的反复中，树一年年长高，并最终成为大树。这就是山基土的轮回之路，它们来自绿阴，通过蜕变成泥土的涅磐，再重生成绿阴。
       我从山坳里拉回的山基土，如今正温暖地怀抱着一些大大小小的花草，冬眠在我为它们建造的“住宅”里，当2005年的春天，从滇西高原之外的某个地方旅行归来的时候，它们便会醒来，就会借助一场好雨的沉浸，重新成为花朵，成为绿阴，并且把春天永远地挽留在我的生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