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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一点多了，他环顾四周，来参加守夜的亲戚朋友已经走了许多，从老家匆匆赶来的本家兄弟和亲戚有的坐在破烂的沙发上，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干脆席地而坐，大部分都已昏昏欲睡。门外还有父亲原单位的几个人和自己的几个好朋友正在打“双抠”，可能因为疲倦和酒的缘故，声音已经没有原来早时候那么大了，一切比原先静了许多。他知道，这种事情，这种时候，要是在老家，尽管是凌晨，同样是十分热闹的。除了那四五个芦笙手和鼓手会让芦笙曲和鼓声不断外，人们总是围坐在堂屋的四周或火塘边，或讲故事，或聊天，或唱古歌，或追述逝者的生前事。而在这里，房屋虽然是自己的，但是同胞就那么几个，基本没有人会吹芦笙，也没有熟悉丧事的那一套复杂的程序，而且条件也不允许。作为长子他就只好自作主张，只是请了本家的一个叔爷来给父亲念“指路经”，舍弃其它复杂的程序而随大流了。他把目光转向堂屋，注视着躺在堂屋中间盖着一床大红棉被的父亲，不知道什么时候风把盖在父亲脸上的草纸吹开了，露出了父亲那张宽大的脸盘，父亲还像原来那样像睡着了似的，紧闭着双眼，静静地躺着，那样安详，那样平静。一想到父亲将这样永远地睡去不再醒来，这张宽大的脸盘将永远离他而去，他不由得鼻子一酸，眼泪又再一次抑制不住地夺眶而出。他再一次把自己的脸紧紧的贴在父亲冰凉的脸上，小时候，虽然父亲和他们兄弟姐妹们在一起时间很少，但父亲每一次回来，都抱着他们亲了又亲。多少次，父亲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脸紧紧地贴着他的脸，使他感受到了无限的父爱。每一次父亲要离开家时，他总是用力抱着父亲，哭着不让走。父亲也总是同样地紧紧地搂着他，把自己宽大的脸盘紧紧地贴在他的脸上，久久地不分开。但是以往父亲每一次离开了都又会回来，而这一次，他可爱的父亲将永远离开他们了。按照习俗，除了婴儿外，无论小孩还是老人，死了都要念“指路经”，都要在堂屋中间，在死者的旁边立起一棵柱子，挂上牛皮鼓，请上两个芦笙手，日夜不停的吹着芦笙，敲着牛皮鼓，为死者安魂。老人都说只有这样，死者才能归祖归宗，死者走回祖宗故地时一路上才不寂寞。和父亲同样的许多人家都这样，先在城里火化了，才又送回老家，按照习俗一一的把那一套复杂的程序进行完之后，才又把骨灰拿去埋了。他粗略地估算了一下，这样下来，简单一点，也要五六千元钱，这点钱他自己肯定是拿不出来的，而父亲的抚恤费，父亲早就和他说过，要用来赔还买房子的欠款。而且爷爷还健在，也还需要钱。父亲的那一点抚恤费，就是再添十倍也不够还房款的。这房子钱他和母亲以及他们一家人不知道又要节衣缩食多少年才能还清楚，他自己想都不敢想。
        父亲一生都保持着农民的品格，勤俭而且清廉，再加上负担又重，一家人的开销靠的就是父亲的工资。虽然父亲曾经是一县之长，但是根本就没有什么积蓄，他也没有见过父亲穿过几件新衣裳。就是当县长那几年，父亲仍旧穿着他当兵时的那几件洗得发白了的军装。父亲一人在县城里时还好，后来他们一家都跟着父亲搬到县城里来了，父亲的那一点工资就更是捉襟见肘。一年后，母亲被安排在招待所里当了一名临时工，一家人的生活才有所好转，但仍然是入不敷出。家里连一个像样的沙发都没有，当时单位上说为了方便工作，给家里配了一套，但父亲仍然坚持开了一半的钱，这套沙发就一直用到现在，已经破得不能再破了。昨天，父亲就是在这套沙发上躺下并永远的闭上了眼睛的。父亲刚刚当县长时，村里的人和亲戚朋友们都说，他家的老祖坟埋得好，他父亲的福气好，当了县长，既为他们老王家光宗耀祖，又可以为他们老王家办事。但是父亲自始至终没有为他们老王家办什么事，也没有安排他们老王家任何一个人拿工资，吃国家粮。他初中毕业那一年，父亲还当着县长，他的分数离中专和高中还就差那么几分。本来父亲只要说一句话他就可以上中专或高中的，但是父亲没有说，他就只好回老家当了一个农民，并负责照顾爷爷。他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都像他一样，初中毕业后都回家当了农民。他想不通的是和他同班的几个同学，成绩没有他的好，分数没有他的高。他们的父亲才是局长或副局长。但是人家却能去上中专，而且当了一年多的老师就调回县城的机关里上班了。这些他从来不去问父亲，他想父亲这样做肯定有父亲这样做的道理。就像小时候每次父亲回家来，杀鸡时爷爷不准他啃鸡脚一样，他从来不去问为什么。几年前，组织照顾，领导干部可以安排一个子女在县城就业，父亲也在照顾之列。开始，父亲不同意安排他的子女中的任何一人，经过朋友的劝说，再加之父亲的身体不太好，需要有一子女在身边，他才作为合同工被安置到环卫站当了一个清洁工人。但是他的家人都一直还在农村的老家。
        父亲终生喜爱劳动，患病已经多年，但一直坚持工作，很少住院。人家都说，父亲的身体之所以能够坚持到现在，就是工作在维持着，工作在把持着，都说父亲是用工作战胜了疾病。退休后，父亲总是闲不住，几乎每一天都和他一起帮他清扫街道，怎么劝也不听，搞得他直想朝父亲发火，但是一看到父亲和他一起干活时的那种欢乐劲，看着父亲又是汗水又是微笑的脸，他便不好再责怪再劝说了。他知道只有这样疾病才不会来纠缠父亲，父亲也才会忘记病痛。
        父亲虽然对他们兄妹三个很严格，但是父亲的性格却很开朗。再大的困难也不会让父亲愁眉苦脸，他从来没有看见父亲为什么事情想不开。那年，父亲从县长的位置上退下来，被安排到二线的一个副职岗位上。许多人都认为父亲会悲观丧气，但父亲却仍然很乐观，仍然保持着那份笑容，保持着那份工作劲头。许多朋友和同事为父亲不平，认为组织对父亲不公，父亲总是笑着说没什么，现在接替我的新的领导，人家确实就比我强，比我做得要好嘛!自己不行，就应该让位，让能力强、会办事的同志上。实际上他心里清楚，父亲心里确实同样不好受，但并不是因为不当县长了，而是因为没有做好他作为一个县长要做好的工作。因为父亲时常叨念着，说自己当了那么几年的县长，没有为老百姓办成几件成成器器、实实在在的事，对不起父老乡亲。但是他知道父亲无论在哪里，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那么认真，那么一丝不苟。那一年县里换届，父亲的老毛病又复发了。但是父亲一直不吭声，一直忍着病痛工作。人民代表大会一结束，父亲便住进了医院，因为没有及时治疗，住院时病情已经很严重，疾病几次差一点要了父亲的命，父亲差一点就躺在病床上起不来了。最终，父亲还是战胜了疾病，刚刚还能够走动就又上班去了。说来还真奇怪，上班后父亲的病还真的没有复发过。
        和所有的子女一样，父亲在他的心目中同样是至高无上的。他很尊敬父亲，父亲的话对他来说从来都是说一不二的，况且父亲也从来不强迫他们兄妹做他们不愿意做的事。他和父亲的关系很融洽，没有发生过任何哪怕是很小的争吵。就是这次安排他到县城来工作的事，按道理和论条件他们子妹三人安排其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父亲就是不指定谁，让他们兄妹三人商量。他很敬佩父亲，历来都把父亲当作他自己的偶像，在他的意识里，父亲是最伟大的，父亲也是最能做事的。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父亲还在当县长的那一年，当时他已经随父亲到县城里来读书，假期他回家，到舅舅家去看望外婆。那天父亲恰好领着十多人到舅舅他们村里下乡。见到他父亲只是简单的说了几句话，告诉他要他好好的照顾外婆，在舅舅家不要调皮。之后便领着那一班人到地里去了。他们一帮小孩也跟在后面看热闹。他们远远的看着，只见父亲一边用手指着半坡上那条破水沟，一边对那些人说着什么，过了一会儿，父亲在前面，其他的人跟在后面顺着那条破水沟走了。当年，舅舅他们村里自己修的但不能通水的水沟就又重新修并且通上了水。第二年，舅舅他们村由长年吃包谷饭变成吃大米饭。
        他想，他的一生不可能像父亲那样了，尽管他是父亲的长子，而且在兄妹中他是最聪明的。父亲当过兵，跟随着部队出过国，又从部队去上过大学。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的。但父亲又是极其普通和平常的，当了县长，回家去照样扛着犁，赶着牛下田和母亲一道干农活。父亲从农村走到县城，从一个山里人变成一个县长，完全靠着父亲自己。不像他，到县城里来当一名清洁工，靠的是父亲，而且还是照顾的。扫大街虽然累，但是根本没有在老家干农活累。因此说父亲为他创造了一个好的生活环境，而他还能不能为他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呢，就算是清洁工也好呀，他的下一代还能不能从那个遥远而偏僻的小山村走到县城里来呢?想到这些，他鼻子一酸，眼泪又禁不住夺眶而出。
        他从旁边拿过亲戚们送的一块麻布绣片轻轻的盖在父亲的脸上，他在思索着下一步的事。他想，无论如何，就是再困难，火化了以后，也要选一个好日子，他还是要把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去，按照老家的那一套传统习俗，一五一十的把父亲的后事给办了，让父亲能够归祖归宗。父亲生前就是离开亲戚朋友在外工作，如今，父亲走了，就更不能再让父亲一人在外了，应该让他回老家去，回到父亲的亲戚朋友中间去。
        在盘算着该怎样办理父亲火化后的事中，渐渐地他睡着了。朦朦胧胧中，他仿佛听到父亲在对他说话。还是那稍微沙哑但却很清晰很慈祥的声音，父亲说，不要搞得那么复杂了，人死了，怎么办都一样，不要再浪费钱了，把钱留着，用在应该用的地方。他正要和父亲争辩，突然一下子他自己也惊醒了。他睁开眼睛，天已经大亮了，他揉了揉双眼，定了定神，只见门口一下拥进来了许多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一些人还按照老家的习俗，在门口外就磕头下跪。他赶紧迎了上去，人们纷纷围了过来，紧紧的拉着他的手说没想到老县长就这么走了，他当县长和不当县长，心里都想着我们老百姓，今天我们大家都来送他!
        看到这么多他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来了，他不觉鼻子一酸，眼泪又再一次抑制不住夺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