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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一度是崇高的字眼；学校，直到不久前还被认为是社会的净土。最神圣的地方一旦有了肮脏，就怎么抹也抹不掉了。
       和同行在一起交谈，我们最大的遗憾不是收入低，也不是工作累，而是发现我们从事的工作没有多少庄严感，这已经不是我们当年步入社会时选择的那个职业了。
       有青年教师说，学校和一位家长拉关系，他作为任课教师被学校要求去赴家长的宴请，带队的是校长。作为教师，他感到屈辱，看到家长和校长公开在饭桌上谈交易，他觉得教育的尊严、学校的尊严，就这么被一千元一桌的酒席糟蹋得一干二净。我理解那位青年教师，问他，你为何不推说“肚子疼”？回答是“我已经‘肚子疼’过两回了，推不掉呀”。
       当然，也有人开导他：至于这样吗？真正的职业尊严会被一次请客玷污？你是不是太脆弱了？
       面对这样的开导，怎么回答呢？有什么可说的呢？如今社会最奇妙的，便是歪理邪说打扮得比真理还要迷人。
       每天早上和晚上，学校门口有各种车辆接送孩子。有同事开玩笑，说除了没见到清洁车和囚车，党政军各机关单位的车全见过。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要对学生讲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能有什么效果？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及其他厅局干部的子女，为什么都能进名牌学校重点学校？作为学生，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有位学生很坦然地告诉教师：我就是离分数线差一百分也能进某某学校。在他们心目中，好像这个国家没有法律，这个社会没有规则，没有公平，一切只要有权力；利用权力关系，什么事都可以办成。那么，权力阶层是否注意到他们的行为有可能被当作我国青年公民的道德示范？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教育者的素质也滑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
       有些教师不把学生当人，只要自己的“考评”落后一两分，他就能丧失理智地责骂学生、甚至体罚学生；有老年教师向青年教师介绍经验：“学生都是贱骨头，只有狠抓，只有狠逼，才能出成绩。”校长对教师说：“抓升学率，以不死人为原则。”
       有些教师志趣不高，不认为教育工作有庄严感。有这样的说法：教学科研、著书立说不如编教辅，编教辅不如卖教辅，卖教辅不如做家教，做家教不如开班，开班不如“过生日”。什么叫“过生日”？不懂。后来知道，不管是编教辅还是卖书、开班，都还要有一定的劳动付出，即使是强行向学生摊派教辅书吃回扣，也要跑东跑西，还得讲解答案。“过生日”就不同了，就是公开向学生索贿。比如，有幼儿园教师用这样的方式暗示小朋友：“阿姨下个星期就要过生日了，你们要乖一些啊！”比孩子们更“乖”的是家长们，还是送礼吧，一年不就只过一次生日吗？当然，还有老师家小宝宝的生日，还有三八妇女节，还有教师节……总之，值得庆祝的地方多着呢。有的则不需要“过生日”那一套，直截了当地索要。这类行为，在许多许多学校都不是秘密，校长带头干。我有时奇怪中学生为何八面玲珑，世故得像在社会上混了一二十年的人，如果能想到他从四五岁就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就不会奇怪了。
       似乎这一代家长也被摧垮。他们教育子女的方法多现实啊，现实到庸俗不堪的地步。也因为如此，他们也要依据这样的价值观把教师弄得庸俗不堪。我的一些同事，已经公开表示，担任班主任，坚决不家访，有事电话联系，家长有事只能到教师办公室谈。这些教师无论如何也不把家庭住址告诉学生。是不近人情吗？非也，如果不这样，他们实在没有其他办法抵御无孔不入的“风气进攻”。
       上面说的全是“近距离”的表现，放眼社会，教师会感到自己的坚持很卑微。教育不是产业，即使是产业，按照现代文明理念，也不应当污浊成这个模样。更为痛心的，是官僚体制下的教育界内部，也没把教育当作庄严的工作，而这个功利社会的绝大部分人（也包括学生）对教师不过是“阶段性利用”，教师的生命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美好，庄严，理想，正在离我们远去。
       有什么样的社会风气，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学校，就有什么样的教师——当然，也就有什么样的学生。而有什么样的学生，我们便将有什么样的未来。■
       【麻连飞荐自《时代邮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