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下的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后来成了名言。也许是我们这代人听惯了革命的豪言壮语，第一次读到它时，我就感到这种境界高得未免有些可敬而不可近。
       人治之下的中国，数千年间没有过几天宁和的日子，为天下而忧者代不绝人，但真正做到忧奋在前，享乐在后的人，却几乎找不出来。说这话的范大官人身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相），本属于达官贵人一族。而既得利益者能为天下忧，相对于那些醉生梦死者要难能可贵得多，但他们的忧虑中难免含有维持现有利益格局之意。享乐阶层之忧，往往已身在乐中，本无“后乐可言”。忧天下者多出于士人，但他们在集权昏暗的年代，往往是空自忧愤，不可能有什么“后乐”来等待他们表现其崇高襟怀。杜甫饿行天下，破衫吟哦，痛忧了一生，最后只落了个贫病交加、客死他乡的下场。
       范仲淹名言的高伟之处在于“后乐”。只有实现了“后乐”者，才能达到“范氏境界”。但是，历史上一些成功的先忧者，甚至尚未等到成功，便已开始享乐了。他们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并非是在天下之后。
       同是宋朝的为官者王十朋在读罢《岳阳楼记》之后，感于范仲淹的情怀，曾写下“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的诗句。原来，亚圣曾说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的话虽然也难实现，但比范氏名言稍为实在一点。
       国人提倡什么，往往把话说绝，反倒很难与现实相照应。对于范仲淹提出的忧乐顺序，即使我具有那种境界和本事，也不能保证自己能够实现。后来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也做不到；至于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我更难做到。■
       【马静荐自《北海晚报》2008年4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