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
今年傅岁并仍以常态写作的郑敏教授，大约是中国历史上诗龄最长的女性诗人。这位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此后的美国布朗大学英国文学的硕士生，还是中国最早的学院派诗人之一。与她曾置身的“九叶诗人”相并列的，则是穆旦、辛笛、杜运燮等等这样一些在中国新诗史上闪光的名字。
她在舶世纪窗年代就已经写出了诸如《金黄的稻束》《荷花》《马》《雷诺阿的〔少女画像〕》等经典性的作品，这些诗作中哲学性的沉静，生命渺远意态的憬悟，马匹静止时态那种“奔驰的力的收敛”，以及对于苦难中的圣者的无限遐想……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早期中国诗歌对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手段成熟的融会，更于其纯粹的艺术形态中，体会到了一种学者式的人文主义的沉思。
郑敏是一位在艺术中体味人生的诗人，她的人生也因此而是艺术之途的诸多个驿站上，彼此接力的一生。这正如她的近作《我不停地更换驿马》中的回顾和指认，当一生的纵驰行至道路尽头的悬崖，她的生命已和自己的诗歌融成一片云絮，了无遗憾地“飘在大海之上”。这真正是那种竭尽一生之力而实现的——生命飞翔。
安琪
安琪作为本世纪初“中间代”诗歌运动的发起者和主力诗人，一度成为诗坛的焦点人物。她在这期间由福建而至北京的狂热奔走，乃至呼风唤雨的号召力，显示了她是一个专门为诗歌而活着的人。
这种状态改变了她的生活。也使她的诗歌截然分割为“在福建的写作”和“在北京的写作”这样两个部分。在前一部分，我们看到了她力图以欧美经典诗人庞德为范本的、巨大的建造激情和文化整合企图。并以她混乱的才气、灵光突至的语词碎片和锐利的直觉，粘合出了力图对当下精神文化信息进行包罗万象整合的“比萨诗章”——一般而言，这是只有少数男性诗人才具有的雄心和图谋。而在此后“北京的写作”部分，坠身人海中的渺小感，使她从天马行空的高蹈转入对小民百姓角色的体认。但当一个富于狂热激情的女性诗人同世事沧桑猝然相遇时，接下来发生的仅仅是：庞大的形而上的庞德，向着尖锐肉质的杜拉斯的转换。安琪诗歌的体积于此由大减小，而她收缩集中于自身体验的精神生存图像，仍然“比较疯狂”廿安琪《赌徒》卅。
李亚伟
谈及李亚伟，人们会自然想到他的标志性作品《中文系》以及”莽汉”诗群，进而想到了随惫付年两报诗歌大展而崛起的第三代诗歌运动。那场以集体狂欢的方式实现的诗坛革命，其实质便是“莽汉”精神的放大。它以“严肃的惹事生非”，在对精英性写作形成冲击的同时，更使诗歌本有的天真品质和游戏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彰显。当惫构年的“民间写作”在对于“知识分子”的盘峰论战中旗幡招展时，它的内核与外在形态，依然是“莽汉”的放大和变形。而这个时候，李亚伟早已游离于诗坛的纷争之外。
在李亚伟近年来不时出手的一些诗作中，人们看到了一名书商逍遥江湖的宽敞人生意态。在路上的车子、商务旅途中的四时景色、山水中的诗歌与酒……但这其中并无踌躇满志的矜持，而是在历经江湖风浪之后从容的山水回环中，一位有产阶级的风轻云淡——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多么的神奇?覡但作为一个当年曾在饭桌上赌饭票的诗歌无产者，他骨头中潜伏的情结，则时而会在国家的版图景色中触发出尖利的疼痛——“在人间盖楼的四川兄弟民工／人生到底在哪条路上颠沛流离?覠”
张新泉
从年龄上已走过人生鼎盛期的张新泉，在写作中依然站立在鼎盛期。今年洞岁的他在当下的写作气象，更像一位炊岁诗人的表现。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人生的“真实经历”溶解于写作之后，从中鼎现而出的活力。在当今的民间写作只是作为一种观念和姿态来呈示时，张新泉以芸芸众生为对象的市井生态扫描，则为当代诗坛提供了一个实质性的民间写作版本。这些诗作在内容上日常生活的杂色性状，艺术上的本土气质与通俗性，内质上生生不息的喜乐精神，以及阅读上的亲和感，正是民间写作的本质显示。张新泉有一个消化能力极强的胃，他深谙民间的集体无意识心理脉冲，又总能对不断汇入其中的时尚杂色元素做出有效的溶解，从而在诗歌中转化出当下生活的意趣和活力。这是一种由经验所控制的微妙的分寸感和腕力。而这种微妙又常常行使着叙事的狡诈——比如在近作中，当他从生活小区不同的狗吠声中，听出了它们对小区各种隐私和闹剧的播报时，最终做出了这样的表示：“我喜欢这个小区的狗／它们有什么就说什么／它们说：人的生活太混沌／还是做狗好”。
西渡
在上世纪拱年代有着特殊诗歌表现的西渡，曾经是自己的两位北大校友——早夭的天才诗人海子的眺望者和戈麦的阐释者。他在拱年代初怀着对此前一次重要事件的记忆和沉淀而写出的《挽歌》系列，在一种痛定思痛的形态上，以海浪撞击礁石激起的蔽空水霰，散发为苍茫的泪水和寒冷的思想，继而凝结成意象和语言的钻石。如同海子、戈麦激烈的回声。
拱年代后期，西渡先后写出了他转向“叙事性”的代表作，《在硬卧车厢》和《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这是在大量同代人同类型的写作中而自身发亮的作品。它们以对凡俗现实的深刻介入，语言风格上的公众话语色彩，更以叙事元素中典型细节的精确把握，在深入这个时代纷杂表象下的本质时，同时呈现出一种张弛有度，宽敞精微的文本范式。但这似乎只是他写作中的一个变奏，在紧随这两首诗歌之后的长诗《雪》中，则是一只精神的猎犬，在国家主义大雪中的激烈奔突。由此而再次显示了，他是一位在骨骼中怀有疼痛的奔赴感的诗人。
阳飏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北省份出现了一批以本土人文地理和历史为诗歌资源的重要诗人。这其中如新疆的沈苇之于中亚突厥回鹘，宁夏的杨梓之于西夏，甘肃的叶舟之于敦煌，古马之于甘宁青民谣……在此之前，我们更依次看到了在这片地域上，昌耀、杨炼、海子史诗品质的诗歌喀拉昆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现象，是以非运动形式而自觉鼎现的西部诗歌的第二时代。而年龄最长的阳飏，则在其中居于”中场”位置。
阳飏以地理覆盖面积更为广阔的写作，显示着为西部大地书写地理人文博物志的用心。印度僧人鸠摩罗什、驮经卷的骡子和骆驼、额济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甘肃永昌“高鼻深眼鬈发”的古罗马军团后裔……当阳飏以古代丝绸之路上民间书记员的形象，重现着这些湮失的缤纷信息时，他又在每首由几十节诗段建构的诸如有关青海湖、西藏等题材的长诗中，以宗教和史诗交融的诗思，转换为天堂福音的聆听者。这是一种对大地深怀虔敬之心的写作，而它最简单的现世出发点，就是”看一个个佛／怎样孜孜不倦地纠正人间的错误”。
人邻
同阳飏处在同一场景和位置中的人邻，却与阳飏的诗歌显示着由大减小，由重减轻的截然相反的写作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是西部雪山下的乡村，一个走街串巷的快乐银匠，面对广阔的大地自然物象，而于一刹那的内心感应中获取材料，打制那么小小的一件，无数个小小一件的精巧银饰。
人邻是领悟了诗歌内在奥秘并醉心于这一奥秘的写作者。这首先表现在他观察事物的角度乃至观察的耐心。他断然略去一般写作者眼中恒定的自然物象，等待并仅只捕获那种瞬间一现的诡奇异相，继而以最简约的文字使之具形。正所谓把闪电还给闪电。这因而使他的每一次写作都具有涉险的刺激，并由此而获得了原创的品格。然而，当诗歌写作中所谓的减法成了被标榜的绝技，人邻绝不以“避谷瘦身”而弄玄。
蓝蓝
从某种意义上说，蓝蓝是一个无可争议的诗人。在当代众多活跃的女性诗人，以各种“缺陷”的锋芒为人所诟病或激赏时，蓝蓝却以技术上深入的现代主义理念、中国传统诗教中的“良女”形象，获得了诗歌姿态上的两全。她的诗歌敏感、克制，偶尔的放纵与常态的和煦相互守恒。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都市的职业女性诗人，她诗歌中最富色彩的部分，却来自少年时代的乡村生活风景：“蝶翅在苜蓿地中一闪 ／微风使群山猛烈地晃动”，这种对于田园幻象的沉湎，使她保持了基本的心灵润泽。但这似乎还同时意味着，她在有意回避着尖锐，以“让我接受平庸生活”的姿态，掩盖了内心深海中湍荡的涌流。
这种判断的根据同样来自于她的诗歌，在她大约是即兴为之的《写给矿工》这首诗作中，诸如“你的黑减弱了黑的幽暗 作为剩余，你却发出真正的光芒”——这种不经意中突然的心灵放电，应该正是她的诗歌资质中，真正的光芒。
赵丽华
赵丽华的诗歌让我获得了当年面对“莽汉”时的那种阅读快感。虽然一群“腰间挂着钥匙的豪猪”廿“莽汉”自喻卅和一只富贵鸟的声音绝不相同，但他们都使诗歌变得直接和有趣。
从某种意义上说，赵丽华是在消费主义时代找到了一种恰当诗歌话语的诗人。比之精神监控时代的物质贫困，消费主义时代无疑是一个轻松而性感的时代；而相对于以精神重负的反弹为动力的惯性写作方式，这个轻松的时代则使诗人重新面临写作理念和能力的考验。而赵丽华所做的，就是在轻中点化轻。她以智力上的优越感和调侃乃至促狭的心态，在时代通俗的表情中点化出一只只“呆鸟”与之逗趣，进而以一只小母波尔羊对“一夫多妻制”不平的抱怨廿见《约翰逊和玛丽亚》卅——这种雅皮式的语涉暧昧的幽默，松懈着这个社会僵硬的肌肉神经。在这样的诗歌中，世界上所有复杂的事物都能变幻为满地滚动的脐橙，而这其中的某个脐橙，则又可逆为原初的复杂。
这是一种和这个时代的生态相对应的诗歌，赵丽华的写作不再去证明诗歌的重大性，但却显示了它的必要性。
马永波
大学计算机专业出身，此后又翻译过大量欧美现当代诗歌作品的马永波，其写作也犹如庞大精密的计算机系统的编程，倾心于复杂的叙事性长诗的建构。在诸如《小慧》《眼科医院：谈话》《电影院》《伪叙述：镜中的谋杀或其他故事》等这些标志性作品中，他一方面力图通过对自己青少年时代温情往事的回顾，和沧桑岁月的悠长沉湎，聚合出时代变迁的诗歌标本；另一方面，他则在极度的技术指标难度——类似西方心理刑侦电影的框架内，植入心理学、病理学、精神分析学等元素，通过对这些材料的综合处理，解析当代人复杂的心理意识世界。他笔底的诗歌世界，是一个显微镜下的世界。贯穿于这其中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以复杂呈示复杂。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继上世纪赴年代之后，以西方新的文化艺术理念，对中国当下诗歌又一次的内在启动。马永波似乎要以自己的这种努力，在失去技术指标考量的当下诗歌现场，恢复写作的尊严。
然而，这一次并没有应者云集，但他也绝非孤掌难鸣。
路也
路也的诗歌从她的个人生活由双数变为“单数”之后，迅速掀起了一个小小的高潮。她原本是一个题材覆盖面积较大的写作者，在那些有关社会、家族、当代生活场景的致密铺展中，是一个领受着艺术上的现代主义理念，而又在产生了儒家思想的故乡，从“大道”写作中延伸开去的世界。而以“单数”为转折点的她的写作，犹如从《
论语》的背景中一步步抽身，继而纵情于人生的第二个阳春。
这种姿态隐含着当代女性诗歌的一种重大转折：窦娥式的、以及被夸大了的性别对峙作为一个诗歌主题已经过时，女人和男人们一样地都在学习理解命运，并在姿态的调整中把握命运。而女人的特殊表现则在于，以在贞节“牌坊下面／与季节押韵似的正在怀春”的挑衅，坚持性别写作的特权。路也的诗歌显示着柔中见刚的品相，在女性写作固有的基调上，她以不惧自嘲的勇气和意象的广阔，强调出了一种北方式的写作气质。
王夫刚
当代诗坛如果存在着各类诗歌新贵，那么，王夫刚则属于这相反一极中的弱势群体。他的写作，让我想到了乡村中那些具备良好天赋，并怀着灿烂诗歌梦想的少年，当他们为着这样的梦想而必须走出故乡时，往往便会成为被城市所排挤的外乡人，在生存的挫折中湮失自己。
而王夫刚却挺了过来，“从欲哭无泪到有泪不流”，他的写作就这样被回流到心中的潮水所抬高，沉淀出自己特殊的品质。这是抹去了一切姿态性痕迹的写作，在那些关乎乡村和大地上其他物象的书写中，几乎看不到诸如“父亲”、“感恩”那类标签性的语词，以及矫情的谦卑或仰视——这意味着，乡村对他来说永远不是一种“它在”。因此，有关乡村的所有牵系甚至也与怀念无关，他只是要以阅历为他扩展的新的视野，对同类题旨中虚饰性的写作进行更改，并使未被触及的那些陌生部分，发出光来。
王夫刚渴望并接近着一种镇定的人生和诗歌姿态，但当他在不经意间，用“提心吊胆”来描述自己每天加固内心河流堤坝的心情时，那种摆脱不掉的谨慎，让人悚然。
2005、1、2-16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