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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灯火阑珊处
       汪　政　范小青
       汪政：很想知道这部作品的写作动机。我想它一定与你对过去生活的记忆有关，甚至，与你某一时期的情结有关，比如，你在上山下乡的时候有没有当过赤脚医生?或者这一行当曾经是你的理想?
       范小青：肯定有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肯定有情结在里边。69年底我们全家从苏州下放到江苏吴江县农村最南边离浙江很近的那里，就是茅盾的故乡乌镇那里，是半农半桑地区。我们到了农村住的那个院子，就是万泉和家的院子，几乎一模一样。在我刚刚懂事开始成长的那时候，就是在“赤脚医生”这个大环境中渡过的。
       汪政：这些经验与情结肯定是因为当下生活的激活才为你重新体验的吧?
       范小青：很难讲清楚是当下的什么东西激活了过去的体验，或者是许多东西，或者是某一件东西。大部分人可能会认为是当下的医疗或医疗改革之类，我不否认，但我想这不是唯一的。
       汪政：这部小说的语义远远要大于这个题材的。我刚才说到了当下，说到了当下生活对过去经验的激活，因为我从小说的故事时间中看到了这种关系，它从文化大革命一直写到了改革开放。写赤脚医生为什么要写到今天?作为中国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中国农村的医疗问题依然存在，甚至，比那个时代更尖锐、更突出。
       范小青：在最早的作品构思里，可能是没有“今天”的，但写着写着，就觉得不能没有“今天”，开始只是想写赤脚医生，但写着写着就知道自己不仅仅是在写赤脚医生，也不仅仅是在写农村的医疗状况。想起一句话，谁说的忘记了：我们，全人类，你们，永存的势力。几十年来，社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体制、制度变来变去，苦的却还是农民。
       汪政：我想你在创作这部作品之前一定做了不少文案以及其他形式的准备工作吧。
       范小青：是的。我本来对医学这方面的了解很少很少，几乎是个医盲。我做了大量的资料准备工作，有书籍的内容，有报纸的消息等等，但最重要的我想还是我少年时代的积累，不是医学知识方面的积累。是农村生活的积累。那几个年头不算长，而且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但它始终在我心里，很清晰，一点也没有淡去，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浓，越来越重。
       汪政：医学是个很有说头的话题。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何对待生命与疾病，如何医治疾病，如何建立自己的药物体系、诊断体系、治疗体系、防疫体系，以及相关的医学哲学、医学社会学、医学心理学都是非常有趣的，这一切都与其他社会因素，包括社会的文明程度、经济水平、科学水平、自然背景、文化习俗与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医学在许多时候被一些人作为社会进步的尺度，同时也作为社会改造的前沿领域来对待。
       范小青：这也是我写这部小说时的一个难题，知性的内容要融化在生活或者故事中，不能让人觉得一个作家在写医学知识的书，那会让人笑掉大牙的。
       汪政：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蛮重要的。我是非常看重长篇小说的知性的，所谓知性就是小说的认识性的方面。它是作品中比较显在的，具有客观的、历史的、物质的与知识的品质。长篇不同于中短篇，特别不同于短篇。短篇可以只是一些细节、意念、情绪、意象或氛围。但长篇不行，它必须有硬度，必须结实，必须再现我们的生活，必须有知识。黑格尔对长篇小说就有这些要求，这些要求很具体，概括地说，某一个时代人们是如何生活的，我们要能在长篇小说中知道。我们现在对这一点特别地不以为然，于是，知识可以放弃，生活经验可以漠视，人生阅历也不再重要。长篇小说变得越来越轻，越来越虚。越来越幻。实实在在的东西越来越少。
       范小青：我曾经在笔记本上记下对自己这部小说的要求：要有许多干货，要有好玩的生活细节，要挤掉水分。当然。这只是自我的要求，有没有做到要听专家和读者说。
       汪政：《赤脚医生万泉和》的知性就镶嵌在人物和故事的叙述中。稍稍做一些剥离与连缀，一条脉络是很清晰的。在没有赤脚医生之前，农民有病找谁?找乡村医生，在作品中就是万人寿，这种医生并不存在于现代医学与医疗体系当中。他们通过家学传承或师徒授受的方式一代代延续下来。
       范小青：涂医生和万人寿都是好医生。他们都在最基层为农民排忧解难。过着和农民差不多的艰苦的日子，心里甚至比农民要苦得多。但是他们又互相瞧不上，正如你所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问题。这是历史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汪政：我想到了医学下乡，与文化下乡、科学下乡等一样，是近现代中国乡村建设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村的医疗也是当政者感到头疼的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开始于什么时候?赤脚医生最早在什么时候，是哪里的经验推广的?这一制度曾经受到怀疑，但问题恐怕还得历史地看，对于一个文明程度不高，物质生活水平很低，生命与健康期望同样不高的时代来说，这不失为一种补偿性的制度，从作品中可以看出，农民的小毛小病到合作医疗站，毛病大了就往公社或县城跑，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不管哪个人做大队或村子的领导。有无赤脚医生却相当重要。
       范小青：在社会各个阶层里，农民对自己的身体是最不重视的，这里有一个文明程度问题，更有经济基础的问题，还有农村生活习惯原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在我少年到青年的那个时期，我亲历过许多农民对自己身体的忽视的事件。小说中有好几件事。都是从真实事件改造而来的。包括我自己也像农民一样，忽视过自己的身体。有一次我扭了腰。很严重，还冒雨继续开沟。结果病情加重。为什么呢，如果是一个农民，毫无疑问。他是为了挣工分，作为一个知青，我也要挣工分，还有一层要想表现好的意思，傻不傻。表现给队长看，有什么用，队长又不能让我上调。农民因为种种条件的限制，确实无法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有了病急急忙忙往赤脚医生那里跑一趟，开几颗五香豆(药)吃一下，奢侈一点的挂一瓶盐水，就是最大的负责了，还得赶回队里劳动，要不然年底的工分就比别人少。如果连这一点条件都给剥夺了，那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汪政：医学下乡不容易，涂医生的下放可以说是医学下乡的一种，是强制性的，我记得当时还有所谓医疗队，是按照毛泽东的“6·26”指示来实行的。这对农村医疗是有很大作用的，后来也不了了之。涂医生不愿意呆在乡下，不仅仅是个人生活与家庭的原因，也有条件、文化与价值观上有原因。马莉与涂医生不同，她是自愿的，而且有从小在乡村生活的背景与万泉和的感情基础，但是她后来也败退了，可见原因很多。
       范小青：马莉是注定要失败的。不是因为她的农村行医建立在一种朦胧无知的感情基础上，也不是因为她发现了万泉和其实不是个好医生。而是因为她承担不了农村医疗这付天大的重担。或者反过来说，农村医疗这个天大的重担，不应该由马莉、由任何个人来承担。马莉已经极尽全力了。但她的“全力”太微不足道了。
       汪政：是啊。医学与其他科学的普及与推广不
       一样，文化在其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说不清，道不明。社会学有所谓“路径依赖原则”，它解释的是制度推广中的成本计算问题，如果某一种制度看上去很好。但是如果不与当时当地的文化传统相融合，那就很难实施，或者实施的成本很高，《赤脚医生万泉和》的深刻之处就在于没有一味地向科学与向善的愿望出发。将问题简单化，所以，后窑大队的医疗是个凭借，你在拿它说文化上的事。说中国这几十年乡村变迁的事，这才是小说的真正目的所在。
       范小青：对的。其实写的是几十年农村变迁，说的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化就是你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文化无法用什么样的概念或词汇去解释。文化更多的只能让人去感受，去领悟，而不是作说明作解释。
       汪政：马莉的私人诊所曾经尝试过，但失败了。这时出现了白善花的假药与巫婆胡师娘。在现代文明的眼里，这两种力量都是反科学的、野蛮的，但是从乡土中国来说，并不是如此简单，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情形在其他国家与民族的相同文明发展期也是大量存在的。而且，从现代科学哲学来说，它们都是不可证伪的。况且，疾病与死亡都是必然的，在这个前提下，康复与长寿只是一种理想，因此，治疗本质上不是对确切的愈后的追求，而是寻找一种慰籍，是医学关怀与医学心理学的问题。
       范小青：其实农民顺应自然的思想要比城里人强得多，或者说，他们更能够正确地面对死亡。比如同样得了一个病，城里人会急得团团转，似乎哗啦啦天塌下来了，农民呢，也不是不着急，也会到处求医，但他们骨子里有一种与身俱来的听天由命的思想，能看则看，不能看，没钱看，或者找不到好医生，也可以找巫婆。其实他们心里也不相信巫婆，至少半信半疑，他们甚至一边说着巫婆的坏话，一边嫉妒着巫婆的钱财，一边去找巫婆，这就是你说的，更多的是寻找一种心理慰藉。
       汪政：私人诊所的成本管理是很难的，因为医疗即使作为产业也不同于其他。小说中万万金一直想把这件事做成，几起几伏，未能如愿，所以小说的最后把希望放在“三结合的试点”上，即“由镇政府贴一部分，村里贴一部分，农民自己再出一部分，组成一个新型的合作医疗诊所”。但到底能不能解决目前的乡村医疗问题。作品对此没展开，留了个尾巴“镇政府暂时拿不出钱来支持我们，让村里先垫上”。这是一个过程，一个中国乡村医学简史，更是一个中国江南乡土社会史与文化史。
       范小青：我是努力把生活化开来。一点一点地写出来，无论是不是史，无论是什么史，小说应该将这些史放在小说的背后，所以我尽量少写政治的背景，少写文革，也没多写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过去的，只有农民，只有万泉和和万人寿，永远在那里。史在他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