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标题 全文   多个检索词，请用空格间隔。

       
       1
       我叔丈人来的头一天晚上，因为亲戚的事我和妻子刚刚吵了一架。
       怎么说呢，乡下人亲戚多。自从我在北京开起了这家餐馆，就经常有一些亲戚来找我，远的、近的，甚至从没见过面的都有。当然，没见过面的却不一定不是亲戚——牛营子的王二啰嗦你可知道吧?哎哎，对喽，越说越对，那是我亲表叔!别看你年纪比我小，我还得叫你老爷爷呢——老爷爷就该有个老爷爷的样子，既然孙子来啦，我能无动于衷?于是便赶紧吩咐厨师炒几个菜，喝酒就是了。这很平常，无所谓。俗语说得好，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呢。我最担心的是除了吃吃喝喝之外，他们再来个“无事不登三宝殿”——那就麻烦了。前些日子，因为土地上的官司，我的堂姐夫千里迢迢地跑到北京来找我，愤怒地骂了一顿地方上的事太腐败、太不叫个玩意儿之后，他竟让我去找中央电视台的领导说说，派“焦点访谈”的记者去录一家伙，给他们曝曝光。我一个开小餐馆的人哪有那么大的能耐?听说我不认识中央电视台的领导，也不认识敬一丹，我的堂姐夫都生气了。他生气了我也不认识。没法认识。
       我堂姐夫阴着脸走了没几天，我的表妹就带着她的父母——也就是我老姑和老姑父看病来了。据说我老姑父得的是胃癌，县医院的意见是人已经不行了，没治了，想吃点儿啥就吃点儿啥吧。表妹不甘心，就拖拖拉拉地把人带到北京来了。表妹的想法居然和我堂姐夫差不多，以为我在北京混了好几年，在大医院里怎么也有一两个熟人。惭愧的是，我半个熟人也没有。没有熟人也得看病呀。在离我餐馆最近的协和医院里，我排了差不多一夜，总算把号挂上了。之后，我搀着老姑父(有两次是背着他)，楼上楼下地折腾了好几天，又等了好几天，诊断结果终于出来了，却不是胃癌，是溃疡。结果把我表妹的眼泪都笑出来了。说人这玩意儿她算是看透啦，活的就是个精神，从家来的时候，走路还打晃儿呢，听说不是癌症，一下子就好了，又是天安门，又是纪念堂的……旅游了一上午，嗨嗨，啥事没有!
       啥事没有还不好?可谓皆大欢喜。只是送走表妹一家之后，妻子却不高兴了。说她可真是受不了，在餐馆当着那么多吃饭的客人，我表妹就嘎嘎地乐不说，我老姑父还往地上擤鼻涕!
       妻子的话让我非常反感，我觉得我脸上的表情顿时就僵住了。她说的毕竟是我的亲戚，而不是她的亲戚。退一步讲，谁的亲戚还没有一点事不是?有一次，她大哥带着他的岳父来了，老爷子连个拖鞋都穿不了，生说像没脚跟似的，刚走两步就把拖鞋射出去了，还差点没摔倒——没摔倒，却把旅店的一只暖瓶打了个稀碎。被服务员在走廊里听到了动静，循声而来，当时就要去了我五十块钱。我说啥来?我还一个劲儿地安慰老爷子呢，说没事没事，碎碎平安……她倒好，我表妹一家刚走，她就来事了。我说你咋还学会挑毛病了呢?
       妻子说，不是她挑毛病，这农村人就是不讲究，以前还老说人家城里人不认亲呢。
       我问她是不是农村人。
       她说，我是农村人，可没在餐馆里往地上擤鼻涕!
       我说这不得了?这说明往地上擤鼻涕不过是一种个别现象，什么城里人农村人的，城里人不往地上擤鼻涕别的毛病也多啦!六亲不认还有理了是咋的?
       妻子用一种审视般的目光看了我半天，严肃地说，你别胡搅蛮缠行不行?谁六亲不认啦?这几天我对他们啥样，你都看着了，我觉得够意思了!
       我指着地上的东西说，人家不够意思?
       妻子不以为然地啧啧了两声，不就是点儿绿豆和咸鸭蛋吗?这些天咱们搭了多少?再说，这些东西又不是北京没有……
       我立刻火了，说北京是有!北京什么都有——飞机，火箭，高楼大厦，黄金珠宝，针头线脑儿……可是，有谁白送给过你一根头发吗?
       妻子大概意识到了自己有点儿失言，她看着我，突然扑哧一声笑了。她说，你这个人哎?我不就是这么说说吗，你激动啥?
       我激动?我能不激动吗?我又一次指着地上的绿豆和鸡蛋说，这些东西是值不了几个钱，可是它太重了!这是他们坐完驴车坐汽车，坐完汽车坐火车，千里迢迢地从乡下背来的!当时，他们还明知道老姑父已经得了癌症……说到这里，我真的是激动了，声调儿都变了，甚至我都差一点流下泪来，但是我忍住了。
       看着我泪花闪烁的眼睛，妻子大为错愕。她似乎想说什么，一来气又干脆把话咽下去了。她的突然沉默，不仅让我反感，还让我郁闷。可冷静一想，又觉得她没什么大错，她只不过是就事论事，对我老姑父擤鼻涕的方式发表了一点看法而已，再纠缠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于是，我稍缓和了一下口气，息事宁人般地嘟哝了一句，谁还没个亲戚……
       她说，就是!
       我不知道她这个“就是”是什么意思。说完，她继续吭哧吭哧地搓着洗衣板，那种狠狠歹歹的架势，好像她搓的不是衣服，而是在搓着我或者是在搓着我的亲戚似的。此后，我们谁都没有吱声，整个晚上谁也没再理谁……
       就在第二天上午，我和她阴着脸一前一后来到餐馆的时候，只见我的叔丈人——也就是妻子的老叔，正跟个佛似的在餐馆里坐着呢。
       我先是一怔，马上就平静下来了。瞥了一眼惊讶不已的妻子，当时我都有点幸灾乐祸了——心想，这个叔丈人来的可真是时候，太好了，太及时了!
       于是，我一口一个老叔地叫着，嘘寒问暖，格外“认亲”。妻子则充满疑惑地看着她老叔，问他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她老叔嗨嗨地感叹着，说，我鼻子底下还没个嘴么!
       2
       我叔丈人叫杨国能。他个子不高,脸色黑瘦，接近七十岁了，看上去与六十岁的人没什么区别，而且性情干脆、利落，充满了自信。一番家长里短之后，他便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们，说他这次到北京来的目的，就是想和我们“倒个坎儿”。理由是，这些年他已经看透了，村长这个活儿，谁干都不行，不带那个劲!他说，说句不好听的，他们还比不上我当年的一个手指头 呢……
       当年，我叔丈人曾当过许多年的生产队长。算起来，那时候他才三十多岁吧。个头不高，腰粗腿壮，是个典型的“车轴汉子”。一帮人在场院里比力气，三百多斤的碌碡，别人用一只手往起立的时候，还满脸通红，只见他两个手指头往碌碡的铁脐眼儿里一抠，嘿一声，碌碡就立起来了。在那个玉米面都吃不饱肚子的年代里，也不知他哪来那么大的劲!当时，就连村里的一些孩子都没有不怕他的。有一回，我们几个顽皮的孩子在场院里玩，翻了一阵子跟头之后，又鼓鼓捣捣地抽烟，差点把一垛玉米秸给点着了。结果，他一直把我们撵到沟堂子里，扇了我们每人一个脖溜子，还不许哭。哭?别说把你爹找来我一块儿揍!
       三十多年的时光，好像被我叔丈人一个耳光就搧过去了。当年的生产队长，如今人老了，手也老了。让人预料不到的是，他的心却一点都不老。他翻过来掉过去玩味般地看着自己的一只手，老谋深算地说，这回村子里改选，我和你们老兄弟商量好了，他想干了。
       我们“老兄弟”，就是我叔丈人的儿子。他叫遇年，从长相到说话的语气、表情都和我叔丈人有些相似。农牧学校毕业后，他在县城里打了好几年散工，实在没辙了才回到镇上，在配种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据说平时就负责个“大畜配种”什么的，活儿不多，整天吊儿郎当挺好的。我不明白，他怎么会突发奇想，要当什么村长了呢?
       我叔丈人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说人往高处走，既然遇年有这个想法，他还能不支持?他告诉遇年说，钱不成问题，大不了我去趟北京，找你五姐和你五姐夫他们倒个坎儿去!
       妻子不解地看着她老叔，当村长还得花钱呀?
       我叔丈人说，这农村的事可不像过去了，过去他当生产队长的时候想不干都不行，现在?这么说呢，谁干都得拿钱铺!
       妻子问他得“铺”多少。
       
       他说，这几年遇年自己攒了点，前些年他倒腾羊挣了两万，又和亲亲们借了两万，多了不用，让我们给他“倒”上三万就行。
       妻子吃惊地看着她的老叔，问，得那么多呀?
       我叔丈人说，现在是啥都涨价，刚实行选村长的时候，一张选票才五块钱，到了上一次改选，就涨到了五十。听说，这次少一百元下不来了。这还是我们那个穷村子的行情。富一点的村子都上千啦。他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算好了，全村六个生产组，能参加选举的九百多口人，按七百张选票算，就是七万，再加上摆酒席和一些乱七八糟的花销，没个十万八万的，打不住砣……
       我叔丈人“一五一十”地打着他的“小九九”，却一点不考虑我们的感受。当时，妻子目光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她没说借，也没说不借，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我们看看……”，言外之意，可能是想在背后和我商量商量再说。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想跟她商量的意思。像安排所有来的亲戚一样，那天晚上，我和妻子一起把我叔丈人送到附近的小旅店里住下，而后，回到我们租住的那间几平方米的小屋里，我始终一言不发。只是，一言不发事却没不了，而且总觉得在心里堵着不吐不快，我还是忍不住说话了，我说这个遇年，好好配你的种得了，还想当村长……心可不小。
       可不是咋的!
       妻子生气地附和着，接着她又开始哼哈地叹气。我知道她的心情比我还矛盾，说不借，这是她老叔；借吧，三万块钱又不是个小数——对我们而言，就等于在我们这几年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存折上，一下子抽走了三分之一……躺到床上之后，我们谁都不说话，沉默半天，她才试探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
       她说，刘富……
       我没吱声。
       她又叫了我一声。
       我说有事吗?说!
       她说，哪是少啊，一张口就是三万，老叔这不是在逼我呢吗?
       我啥也没说，只是“嘁”了一声。
       妻子对我的回应很失望，也很无奈，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这样的亲戚咋还都叫咱们摊上了呢……
       我听出妻子的话里有话，禁不住心里一惊，她这不是在含沙射影地说我二姐夫呢吗?这么一想，我的脊梁骨一下子就塌了，心里却突然升起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我厌烦地说，行了行了，不就是三万块钱吗?明天我给他支去!
       3
       第二天，我就把三万块钱汇给了遇年。我这么做，也不是为了帮助他去夺取政权。对于那块遥远的土地，尽管我有我的“乡愁”，甚至，每当回到老家，看着越来越破烂不堪的村子，我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可至于谁在那里当村长，对我而言，毕竟已经没有太大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使有一点关系(村子里毕竟还有我的亲戚)，又能怎么着?这些年，那里的村干部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用我二姐夫一句悲观而粗鲁的话说，“换谁都是那个×样，我早就绝望了。”况且，遇年能不能当得上那个村长还是个未知数，就是他真的能如愿以偿，我也不大相信，他还能把天给翻过来不成?
       坦率地说，我之所以把钱借给了我叔丈人，无非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说白了，谁让我也有那么多不争气的亲戚呢!
       果然，我叔丈人回去没几天，我二姐夫就来了。一见他那吞吞吐吐的样子，我就知道他来了没什么好事。我二姐夫是这么个人：我一见到他就有点心烦，可仔细想想，又觉得他没什么不对的地方。他没念过几天书，却不缺少那种农民式的智慧。以前，他能绕着圈子把你骂得一愣一愣的，你还往往忍不住地跟着他乐。但最近几年他却不行了，出于家境上的不断衰落与自卑，人似乎渐渐变得有些木讷了。在我面前，他很少能说出什么有趣的话来。特别是，每当想和我“拆兑几个钱儿”的时候，他不仅显得吞吞吐吐，甚至还常常“失语”……那天，他是闷着头吃了半天饭才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的：
       朱怀杀人了!
       说着，他放下筷子，用手指着他自己的胸口，说，就在这儿……扎了人家一刀!然后，他便瞪着眼睛，用一种很是“震惊”的表情看着我。
       而我，却根本就没什么反应。
       说起来，朱怀这个人非常老实。小时候我们还在一个“混合班”里上过学。他一年级，我三年级。刚上学那阵，他不叫朱怀，叫朱祥，后来因为班里学生总管他叫“朱样儿”，他才把名字改成了朱怀。至今，我仍记得他坐在教室第一排念“b p m f d t n l”时的样子——小脑袋，细脖子，摇头晃脑，就像一只可爱的小麻雀，非常有趣。那时候，谁也没把他和未来的杀人犯联系在一起。到了中年的朱怀，他上有老父老母，下有妻子儿女，哪样都好，就是家里太穷了点。俗话说，穷横穷横，横起来不要命。据说，在牌桌上就因为一百块钱的输赢，朱怀就急了，和一个外村的赌棍争凶斗狠，一怒之下，竟把对方一刀捅了个没气儿。这件事已经过去半年，平时老家来了什么人，谁死了，谁瘫巴了，特别是哪村的公鸡生了蛋，哪村的骡子下了驹儿，哪场大雨之后，有条小龙差点从天上掉下来……这些让人永远搞不清是真是假的事，他们都会有鼻子有眼地告诉我，你想，朱怀杀人这么大的个事我能不知道吗?
       其实，这也是我二姐夫的惯用伎俩了。每当他有事求于我的时候，他总是用老家那一带所发生的一些稀奇古怪，甚至耸人听闻的事件，先做一个铺垫，调动我的情绪。直到我跟着他一惊一乍起来，或者眉飞色舞起来，他才把话题一转，挠着头皮告诉我说，他还有个“瘪子”呢。于是，少则七百八百，多则一千两千……我总不能让他空着手回去。都说零割肉不疼，可也架不住他老是“割”你。说出来都叫人笑话，有好几次了，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我恨不得第二天就买彩票去。心想，一旦中上个五百万，我快扔给他个三十万、二十万的算啦!省得他今天有个“瘪子”，明天又有个“瘪子”的……把人愁死。
       发现我对朱怀杀人的事没表现出什么兴趣，我二姐夫还是有点不甘心。又接着往下讲，他说朱怀杀了人就没影了，到现在还没抓住呢……说着，他快速地看了我一眼，见我还是没什么反应，又补充说，他可能跑到北京来啦!
       看着他那种咋咋呼呼的样子，我都烦了。五十多岁的人了，有什么事，就开言透语地说得了，你老是说那个朱怀有什么用?再说了，他跑没跑到北京来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抓朱怀来啦?
       问完之后，我都忍不住被他气乐了。
       我二姐夫怔了一下，也乐了。他嘟哝着说，抓人家干啥……他是来给我二姐“看看片子”的。
       他一提我二姐，我的心到软了。我四个姐姐，一个在市里，两个在煤矿，只有我二姐最苦，嫁在了本乡本土的农村。她是到县医院去看望一个得了乳腺癌的邻居时，偶然查出自己也是“那个病”的。手术之前，我二姐夫才突然想起来给我打了个电话。当时我就急了，告诉他，赶紧给我刀下留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决定还是对的。据说，我二姐去看望的那个邻居，手术后还不到半年呢，人就没了。我二姐的手术是在北京的一个医院里做的。主刀的是一位主任医师。他五十多岁，有些秃顶，一副很资深的样子。人却蛮好，没架子，挺和蔼，初次见面就能跟他搭上话了。手术前，他把我放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往抽屉里一扔，又一推，然后就笑了，说，您放心，我保证她二十年啥事没有。我在心里一算，50+20=70——人生七十古来稀，还想怎么着?行了，挺好的啦!现在，时间过去了两年，我二姐早已恢复到了原来的状态，据说，所有的药都停了，不用吃了。只是，按照医嘱，得定期复查。最初的几次，都是我二姐夫带着她到北京来复查，后来我二姐夫有了经验，先带她在市医院拍个片子，然后，他把片子拿到北京来，让专家给看一看，说是没事，挺好的，放心吧。这样一来，就用不着我二姐跟着他来回折腾了(她还晕车)，而且光路费就节省了一半。
       
       这次，我却不大相信他就是来给我二姐看看片子的。果然，兜了半天圈子之后，我二姐夫才告诉我说，他还是想跟我商量商量牛的事。
       看起来，他对牛的事还是没有死心。
       简单一点说，牛的事是这样的：去年秋天，一家大型乳业集团在我们县附近新建了一个基地。基地建成后，根据招商引资中的有关承诺，各级政府便开始动员当地的人们养奶牛。不但农民要养，干部也要养，并出台了好几项优惠政策。比如干部，五十岁左右的，头发都熬白了，再往上升的可能性已经不大，而且单位也稀松，啥外捞儿都没有，每月就拿那么点死工资，再靠下去有什么劲?既然离开单位后原来的工资一分不少，别说是养牛了，养啥不行?农民也是。有钱的就不用说了，赶紧买牛去!这牛价是一天比一天看涨，还挺着干啥?没钱也没关系，政府可给予一定额度的贷款……然而，我二姐夫却不想贷款。一是利息太高，二是风险也大。无论怎么权衡，都觉得不如和我借钱合适，于是，他一个电话就打到北京来了。在电话里，他告诉我说，村里许多人都买了奶牛啦，王会计买了七头，胡明发买了四头，胡明德买了三头，说起来你可能都不信，就连李大王八还牵回了两头小奶牛呢……
       他在电话里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只是不管他拿谁做铺垫，我都不想把钱借给他。也不是我不希望他发家致富，他能成为村里、县里乃至全中国的首富我才高兴呢。让我担心的是，他不行。这些年，像许多农民一样，他实在是没少折腾过——先是种地、种烟、种药材……种植不赚钱就搞养殖，什么鸡啊、猪啊，他都养过。说起来就让人生气，在此之前他还鼓鼓捣捣地养过一阵子蚂蚁，结果和许多人一起，全被辽宁的那个“大力神”公司的老板给耍了。据说，在全县被那个小黑胡子一共卷走了三百多万，到现在连个人影都找不到了……我的意思是，养蚂蚁都上当了，还想养牛，以为你是“蒙牛”的牛根生啊?养牛大王啊?我说，你可别扯那个淡了。
       当时，听我那么一劝，我二姐夫倒也没再说啥。他没说啥，我还以为事情已经翻过去了呢。哪知借着给我二姐“看看片子”的机会，他卷土重来，又把牛的事扯出来了。
       不同的是，这次他倒不是跟我们借钱了。而是建议我们投资(他肯定是看着我不太高兴，才临时想出来的一种策略)。意思是，他反正整天蹲在家里没事干，待着也是待着，我们买上两头牛，往老家一放，由他经营着，啥都不用我们管了，用不了两年，保证回本儿，干落两头奶牛。他说，咋也比你们把钱放在银行强就是了。
       他煽动了半天，我还是没有打拢儿的意思。倒是妻子听了，眼睛突然一亮，觉得这个主意“还真行!”
       她问一头牛得多少钱。
       我二姐夫说，那看买什么样的啦，好一点的，比方刚产奶的，得一万二三。
       妻子说，要买就买好的。
       我吃惊地看着她。她也转过脸来看着我，你说呢?
       我说我不管。
       她竟笑了一下，说，你管不管都这么定了。她还话里有话地说，这回她也当一把家试试!
       于此，两个人竟然把事情敲定下来了：我们投资三万元，买三头奶牛，由我二姐夫负责经营。挣了钱，按四六分成……说到这，我妻子突然笑了，她说咱可先说好了，挣多少钱先不说，有一点，到啥时候那牛可都是我们的。我二姐夫说，这话说的，本钱是你们的，那牛还成了我的了?你放心吧，没问题!
       我心想，你还能有什么问题?偷着乐去吧!
       牛的事定下来之后，我二姐夫的言谈举止就恢复到了常态，显得从容起来，轻松起来。后来就说到了遇年——说到遇年想当村长的时候，我二姐夫直着眼睛看了我半天，他说他没听说遇年张罗这事呀。我就把我叔丈人来借钱的事跟他说了。我二姐夫一听，眉头突然拧成了一个疙瘩，他用一种非常“亲戚”的口气埋怨道，这个遇年!他早干啥来?
       4
       遇年是在我二姐夫从北京回去的路上把他截住的。
       火车从北京发车，到达我们市里的时间是十个小时。再坐一个多钟头的小公共汽车才到镇上。剩下的十多里山路就不通车了，只能靠步行走。那次，我二姐夫坐的是早晨从北京发出的慢车，一路辗转，当他走上这条山路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好在月亮不错，银镜似的挂在两山之间，照得山野里一派通亮。只是包里的三万块钱，让他有些提心吊胆，一阵阵发毛。按说，乡下的汉子是不怕走夜道的。问题是，现在的乡下已经不是过去的乡下了。过去的乡下，别说杀人越货的事从没有发生过，甚至连个小偷小摸都没有。白天大人下地，孩子上学，把家一扔就走了。门都不用锁。到了晚上，也很少有人想到插门。尤其是夏季，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敞门开窗地睡大觉。天那么热，再关门闭窗的，还不得活活闷死?都不关，甚至大姑娘、小媳妇，哪怕是一个人在家的也不关——就那么往炕上一躺，敞开门，让丝丝缕缕的小风从窗子吹进来，往身上一拂，飕儿飕儿的特舒服。这要是在城里还了得!说不定早就干进人去了。不过话说回来，现在的乡下也不怎么太平了，用我二姐夫的话说，不但有了坏人，还有了流氓了。别的不说，刘凤柱的摩托车就是在这条路上被一个歹徒给抢跑的，马四儿刚过门的媳妇，也是在这条路上，差一点没让两个蒙面人弄进玉米地里去……我二姐夫担心，万一遇上劫道的，一杠子砸过来，那可惨了。
       所幸，一路上除了几只野兔猫着腰先后从路上横穿过去——制造了几回有惊无险，我二姐夫并没碰上什么坏人。并且，他已经顺利穿过了刘家窝铺，到了北地村。
       北地村就是我的出生地。全村九十多户人家，在七个村组中规模最大。过去它叫大队，后来改成了村，是村委会的所在地。我二十岁离开北地，接替已故的父亲在一座国有煤矿参加了工作，并把母亲接到了煤矿。后来，我又在煤矿娶妻生子，北地村便成了我的“老家”。由于我的亲戚、妻子的老叔，以及我父母的坟墓都在那里，因此这些年来，不管是在煤矿还是在北京，我们和那块土地都始终保持着一种故里亲情间往来热络的联系。
       到了北地村，我二姐夫悬着的心就踏实多了。从村子穿过去，再走两里多路就是张营子——他就到家了。没想到，他刚走进北地村，后背上就被猛地拍了一巴掌，吓得他嘿的一声，差点没把舌头咬掉了。回头一看，是遇年。
       当时我二姐夫都急歪了，他说干啥呀你!
       遇年眯着眼睛一笑，说，我就干这个!
       说着，他便连拉带扯，非得让我二姐夫“家”去，吃了饭再走。
       因为是前后村子住着，从我这边论，不仅是亲戚，而且连称呼也一样，所以平时见了面，姐夫小舅子的一叫，两个人就常开一些不深不浅的玩笑。现在，遇年又拉又拽，诚心实意，我二姐夫也就哭笑不得，只好跟着他到家里去“吃了饭再走”。
       几杯酒下肚，我二姐夫才知道，为了竞选村长的事，遇年正和我叔丈人前村后店四处活动。遇年把他拉到家里来吃饭，就是想告诉他，选举的时候最少也得保证他六票。按理说，六张选票对于我二姐夫来说本算不上什么大事，他和我二姐都有选举权。另外，两个儿子虽说已经分家另过，也都在本村住着，选举的时候让儿子媳妇都投上遇年一票，他还是能够说了算的。问题是，在此之前他已经答应了人家刘明山，这就不好办了。因此听遇年这么一说，我二姐夫把筷子啪地往桌上一放，说，你这个熊事办的!我在北京才听说你要当这个村长，你咋不早说?
       就在这时，我叔丈人回来了。他和遇年一样，也是出去拉选票的。遇年去的是刘家窝铺，老爷子去的则是我二姐夫他们村子——他到家里去找我二姐夫的时候，扑了个空，没想到却被遇年从刘家窝铺村回来时撵了个正着。
       添一双筷子，加杯酒。三个人便喝上了。
       说了一些北京的事之后(也就是我们的事)，遇年看着他父亲，问他今天的情况怎么样。老爷子抽了抽鼻子，很有成就感地说，还中，发出去四千多块钱儿。说完，他又突然想起什么，问遇年，你二姐夫和你两个兄弟的你给了吗?遇年说还没有呢。老爷子说，这样也好，属于他联系的户头，还是由他发，不然就发乱套了。说着，他从怀里掏出一沓钱，点出六百递给我二姐夫，让他把两个孩子的都一块“收着”。我二姐夫不收，生气地说，老叔你这是闹啥?咱们可是实在的亲戚!老爷子说，是亲戚不假，可亲是亲，事儿是事儿，这钱你要是不收下，你就是瞧不起你老兄弟，说句不好听的，你就是不想投你老兄弟的票!
       
       姜还是老的辣，几句话我叔丈人就把我二姐夫将住了。
       以上这些细节，是遇年出了事之后我二姐夫告诉我的。
       他说，当时那钱他是收下不是，不收下更不是。
       我问他收下了没有。
       他说要是没收下，他心里还不会愧得慌呢!
       5
       遇年下葬那天，大雪下得铺天盖地，纷纷扬扬。
       一大早，一些亲戚、邻居就坐上车，到镇卫生院给遇年出殡去了。按理说，我也应该去送上遇年最后一程，但是我没去。我这个人泪窝子浅，心脏也不太好，受不了刺激。除此之外，我觉得火葬场也是个阴气太重的地方，它的环境、氛围，都令人压抑，是真正的死气沉沉。特别是把死者往火化炉里一推，再看着从烟囱里冒出的几股子浓烟，你会为死者、为生命、为朝气蓬勃的人生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尴尬……所谓眼不见，心不烦，因此头一天我就跟妻子商量好了，她去，我不去。妻子去，主要也是为了陪着遇年的媳妇。那是个挺耐看，也很和善的女人。她比遇年小五岁，才二十八岁，平时说话，不等开口，人就笑了。可这两天她把嗓子都哭哑了，一哭起来就撞头，到了关键时刻，谁都拉不住，只有她的话，遇年媳妇多少还能听进去一点。妻子挎着遇年媳妇的胳膊上了车之后，我则跟着打坑子的人一起上山，去了坟地。
       正是寒冬腊月，北方的山野冻得像石头一样坚硬。一帮年轻人下死力地打着墓坑。一镐下去，地上只留下一个很小的青印儿。后来，天上又飘起了雪花，纷纷扬扬。山风还大，不时地把弯着腰打坑子的人的衣摆撩起来，从后背捋上去，蒙到他们的头上，气得人们骂骂咧咧，干起活来很不得劲，进度十分缓慢。
       我二姐夫找了一处避风的沟头子，把劈柴拌子架起来，用一小瓶柴油浇上去点着。以便让打坑子的人不时地搓着手跑过来，嘬一口白酒，在火堆旁烤一会儿，暖和暖和身子，再接着去打。他则一边侍弄着那堆火，一边断断续续地跟我讲遇年的事——
       我二姐夫告诉我，选举的时候，他本来是想把票投给遇年的。虽说之前他已经收了刘明山的钱，而且论起能力来，刘明山曾承包过几年村里的砖厂，在管人和挣钱上都有一套，当村长肯定要比遇年“够格儿”。可不管咋说，遇年也是亲戚，是亲三分向，胳膊肘儿还能往外拐?没想到，刘明山这个人非常鬼道，选举的时候，他让他的四个兄弟还有许多本家的人，把收了他的钱又觉得不太有把握的人全给盯上了。
       那天，他是和俩儿子去参加选举的。我二姐和两个儿媳妇都没去，妇道人对这一类事不感兴趣。选票就由我二姐夫他们代填。之前，我二姐夫还一再叮嘱老大和老二，可别忘了啊!不选刘明山啦，选遇年。以往选举的时候也是这样，答应了谁是一码事，选谁是另一码事。原则就是，谁给的钱多就选谁。可这一次却不行了。拿到选票之后，他才发现刘明山的兄弟老四紧挨着他坐着。老四是个长毛子，一看就不像个好人样，可这么多年，又没听说他犯过什么事儿。他在外面没什么工作，却整天不愿回家，平时在村子里仨月俩月见不着他的影儿，就连他爹都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一说起来，老爷子就气得呜呜的，胡子都哆嗦，他曾不止一次地告诉村里人，说不管是谁，只要在外边碰上他们家老四，尽管往死里打!只是“外边”那么大，人又那么多，上哪儿碰他去?没想到，这次村里换届，他竟像个人似的回来了，参政议政来了。
       他瞥了一眼老四，发现老四也正在看着他——四目一碰，对方还笑了笑。他这才挠头了哪。说实话，他倒不是怕这个老四，甚至刘明山他也不怕——就是他当上了村长，还能咋着谁了?我一不偷，二不抢，好好养自己的奶牛，你可不能平白无故地把我整到大狱里去吧?
       可想是这么想，真正做起来还是有难度，主要是觉得面子上磨不开，说不过去。毕竟，他曾起誓发愿地答应过人家刘明山，现在哪好意思在他兄弟的眼皮子底下再去选遇年?下不了手是真的。想到这里，他就转着头去找两个儿子。老大也正无奈地往他这边看着。倒是老二正在低着头鼓捣……事后，爷仨个一碰才知道，当时在他们旁边都有刘明山的人盯着，无奈，他和老大选的都是刘明山，只有老二机灵，他把上面那张选票填上刘明山之后，半掀起来，故意让刘明山的小舅子看着他选的是刘明山，打马虎眼，与此同时，却在下面那张选票上飞快地画上了杨遇年……
       我二姐夫说，……就这么的，六百块钱投了人家一票，我这才觉得不合适呢。
       我问遇年竞选的时候花了多少钱。
       我二姐夫说，他自己说不到十万。刘明山比他多点儿，结果全都白打了水漂了，谁也没有鬼过人家郑汉玉。
       我说，是不是郑汉玉花的钱多?
       也不是钱多，关键是人家会整。
       我问郑汉玉是怎么“整”的。
       我二姐夫告诉我，选举的时候，一个人可以代理五张选票，这次帮助郑汉玉竞选的有几十号人，谁拿了他的钱，他就把谁的选票收过来，让助选的人或亲亲故故的去代理。没你的事了，愿意吃吃喝喝的，都一律被拉到市里的饭店去了。听说，那几天光是在市里郑汉玉就摆了二十多桌酒席。
       我问，这么闹上边不知道吗?
       他说，知道也没用，你叫老百姓选，那就得让老百姓说了算。上头定的人，你就是把他说得比焦玉禄还好，他一毛不拔，老百姓就是不选他，你也没辙。说着，他用手里的棍子捅了捅火堆，火苗子唿地蹿出老高，我和他都同时往后闪了一下。
       我说，怎么这样……
       他平静地说，就是这样。选上的就可劲儿捞，选不上的，骂一阵子也就拉倒了，认了。
       我说，就这么个穷地方，可劲儿捞能捞几个钱?
       这你可错啦，到啥时候都是穷了庙穷不了和尚。别的不说，村里的两个小煤矿这几年挣了多少钱呀，可账面上不但一个子儿没有，听说还欠了不少的债呢，那钱都整哪去了?
       我说，怪不得遇年急了似的要当那个村长哪。
       我二姐夫说，可惜他没那个命，要不他还死不了呢。
       我问遇年的死和这有没有关系。
       说有就有，要是当上了这个村长他还死了?不过话说回来，人的命天注定，不该死的，想死都死不了。赵素敏的事你可知道吧?
       我说，我听说了。
       赵素敏是个非常要强的女人。长得很周正，特别是年轻的时候，白白净净，看着挺招人喜爱的。说起来不好意思，在我没离开村子之前，我们还处过“对象”，是别人介绍的。只是不久，因为一件不便于说出来的事(小事)，我们闹了一回意见，一气之下，便同时背叛了对方。分手后，我们曾有好几年不说话。后来各自结了婚，对人生的一些事都看开了，不在乎了，再碰到一起时又说话了，几次之后，该说该笑的，渐渐都恢复到了正常。这一次，我和妻子赶回来的第二天，赵素敏也来了。她给遇年送来了挺厚一刀烧纸。尽管四十岁的人了，还显得挺年轻，挺利落。见到我，她眼神一亮，却依然平静地说，你也回来啦?之后我们就站在院子里说话。想到前不久她当上了村里的妇联主任，我说是领导了，祝贺呀。赵素敏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挺让人费解的话，她说，你别笑话人了行不行?这就叫啥人啥命吧。也许是当时院子里的氛围不太好，说完这句话，我发现她的眼圈都红了……
       我离开村子几年以后，赵素敏嫁给了我二姐夫他们村的小木匠。开始的那几年日子过得还不错。前几年她丈夫突然得了脑血栓瘫痪了，就不行了，啥都不行了。据说家境非常困难，孩子上学都交不起学费。也许是穷则思变吧，上一回为了竞选村里的妇联主任，她硬是借了两万块钱去拉选票，结果没选上，一时想不开，竟喝了农药……
       我二姐夫拨弄着火堆说，当时谁看了都说人已经完了，没救了，满嘴吐白沫儿，脸都是青的。谁知拖拉到镇医院之后，还真抢救过来了，你说，她的命大不大吧!这还不说，这次村委会换届，谁也没想到她会再一次参加竞选，结果，听说还没花什么钱儿，到了儿选上了。我二姐夫感叹地说，啥叫命?人家这才叫命呢，哪像遇年……
       
       不知什么时候，雪花已经变得细碎起来。却依然横竖飞扬。扑进火堆里的立刻融化掉了。环视山野，已是白茫茫的一片。
       坑子打好之后，人们全聚拢到了火堆的旁边。一瓶老白干早喝光了，带上山来的劈柴也很快烧没了，再没有任何可以取暖的东西。人们不时地拍打着落在身上的雪，佝着腰，嘶嘶哈哈来回地跺脚……挨近中午的时候，雪停了。远远的山脚下终于出现了一团簇拥的人群，并缓慢地向着山坡这边移动。一个小伙子见了，兴奋得一惊一乍，说回来了，回来了!有人抱怨地说，再不回来，就都得像遇年似的，冷死个 的了。
       6
       说起来很惨。落选之后，遇年一连两天没起炕。也不是他病了，主要是窝囊，还着急——当不上那个村长倒也罢了，那五六万块钱的债可咋还呀。他后悔当初没听老爷子的话。当初，县上动员农民养奶牛的时候，老爷子是最先动了心的。只是遇年不同意。遇年不同意，是因为遇年有自己的想法。这几年，他一直在配种站工作，平时除了与骡、马、牛、驴们打交道之外，也曾接触过不少在村子里接触不到的人。怎么说那也是在镇上。在镇上的人，就比在村子里的人见识得多，也开眼得多。别的不讲，什么样的人穷，什么样的人富，他早就看得一清二楚，同时也渐渐地形成了一种明确的价值观念，那就是，养奶牛还不如当村长呢。
       毕竟是父子。老爷子也是个开明之人，又当过多年的生产队长，本来，这些年他就对村里的几任村长都不服气，看着哪一任都不行。说句不客气的话，时间倒回二十年，他早就一跃而起，取而代之了!因此，听了遇年的想法，他不但没反对，而且几乎是一拍即合。当时，正是刚刚传出村委会要换届的消息，于是，老爷子沉吟了一番之后，便一锤定音地说，既然这样，那还得抓紧张罗呀。
       哪想到，张罗了一周遭儿的结果却是这样……
       事后，像遇年一样，老爷子的眼睛都是红的。十来万块钱打了水漂白扔了，要说谁不心疼，那基本上都是屁话!可他一直忍着，没有埋怨遇年。遇年落选，他觉得自己也有责任，郑汉玉的办法那么简单，他咋就没想到呢?真是人一老就昏了头了，不中用了!后来看遇年一连躺了两天，还逞能似的，怎么劝都听不进去，他这才忍不住地说了遇年几句，他说挺大个老爷们儿，你还比不上个妇女?他说的妇女，就是赵素敏。老爷子的意思是，这次不行还有下次呢，可以东山再起。做人，没个志气还行?
       老爷子的话还是起了作用。第二天一早遇年就起来了，牙都没刷，他无声地嚼下俩馒头，然后来到院子里，一脚把摩托车踹着，便赌着气上班去了。
       他刚走到大门外，却被刘明山一把抓住了他的摩托车车把。
       刘明山说，我晚来一步还堵不住你了呢。
       在这次竞选中，遇年和刘明山都把对方当成了最强的竞争对手。郑汉玉则是在他们两个活动得差不多的时候，才突然插进来一杠子的。说实话，当时谁都没把郑汉玉当成一回事。在村里许多人的眼里，郑汉玉已经完了，已经不是前几年了。前几年做煤贩子的时候，他的确是个人物。有钱呀，款大呀。整天在城里胡吃海造不说，每次从外边回来都一律打车，还经常换着样地领着一些胖瘦不同的女人，在县城里逛来逛去，被村里人碰上了便龇牙一乐，介绍说这是他表妹。这才扯呢，他哪来那么多表妹?没想到，后来他却栽了，据说一家民营小电厂突然倒闭之后，欠了他二十多万块煤款，一分都没要回来。从此他就彻底落套了，落套了还不着个家。整天东一头子西一头子的瞎跑，也不知道他蹿个啥。把老婆孩子扔在家里，吃不像吃，穿不像穿的，过着可能都没啥劲了。因此，最初听说郑汉玉要竞选村长的时候，许多人都不屑一顾，可别听他吹啦，还竞选村长……他使个鸡巴选呀!
       有趣的是，郑汉玉却谜一样地被选上了。
       事后，人们才听说，是县城里一家建筑公司的老板资助了郑汉玉。
       刘明山找遇年，就是想把郑汉玉贿选的事往外抖搂抖搂。最好把这次选举结果给拱翻了，重选!他说咱们没整上，他妈的谁也别想得了便宜!
       听了刘明山的话，遇年半天没吱声。其实遇年对刘明山也是憋着一肚子气。选举的前几天，遇年请客，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请，他主要是想请一些助选骨干，加上一部分家庭代表。按计划，遇年在县城里一共安排了五桌，可那天却连老婆带孩子去了一百多号人。逼得遇年没辙，只好在旁边的餐馆又开了五桌，后来遇年才知道是刘明山那小子搞的鬼。原来，为遇年助选的人下通知的时候，竟稀里糊涂地把电话打到了刘明山的家里，还没听出接电话的人是谁!这个坏种可好，他哼哼哈哈地答应下之后，竟让他的几个兄弟满村子里嚷嚷，说遇年要在镇上请客，家里没事的可都得去呀。孩子也去吗?什么话!孩子不是人吗?都去都去!结果，白让遇年多花了几千块钱不说，他还让老四把事情捅到了镇派出所。多亏遇年前几天刚请完了所长，因此，所长不但没给老四一个好脸，还审视般地盯着长毛子看了半天，问他是哪营子的，干啥的?老四见不得所长的那双眼睛，这才灰溜溜地走了。
       不仅如此，遇年还觉得刘明山实在是可笑，幼稚。自己明明参与了贿选，现在却又要煽动他一起去告人家郑汉玉，这是什么人呀。再说，你告能怎么着?这样的例子又不是没有。上一次，王家地村选举的时候倒是有人告了，还整了半街筒子人，男男女女在那里跪着，听说把市里的记者都请来了，又是调查，又是拍照的，折腾了一周遭儿，结果怎么样?选上的人倒是被整下去了，可是告状的人，也因为参与了贿选，受到了拘留……落了个两败俱伤。遇年淡着脸，告诉刘明山，说你想闹啥就闹啥吧，我是不生那个鳖气呀。
       刘明山顿时没电了。他看着遇年说，那咋整?就这么认了?
       遇年说，不认也得认，不信你就试试。说着，他一迈腿骑上了摩托车，又冲着刘明山苦笑了一下，走了。
       刘明山沮丧地站在那里，看着遇年在一个墙角把身子一歪，就没影了。老半天，他才自言自语地骂了一句，我操他个祖宗，这事儿整的!
       …………
       其实，遇年的情况还要糟一些。到了单位，他才知道自己已经没什么班可上了。前不久，镇委刚刚上任了一位年轻书记，此人很有魄力，上任后便开始了一系列激情澎湃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把“没什么大用”的配种站给改掉了。为此，急得站长老赵春还气势汹汹地去找了一次镇长。镇长与老赵春关系一直不错，论起来两个人还是表连襟。只是，表连襟也有表连襟的难处。年轻的书记一上任就带着满脸煞气，到处挑他的刺儿，弄不好他那个镇长能不能当下去还都两说呢，哪有时间管你那个烂事?结果，没等老赵春把理由讲完，做镇长的表连襟就不耐烦了，摆着手说，行了行了，你可别这也配那也配的啦!这几年你们配了多少牲口我还不知道?现在，除了刚刚引进来的那些奶牛，全镇还有多少骡、马、牛、驴，我比你都清楚，说实在的，用不着你配，一个都憋不死，也绝不了根儿就是了!镇长一席话，说得有理有据，非常原则。只是措辞上没加考虑，不顺耳，太难听，戗得老赵春哭笑不得，同时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委屈。
       那天，老赵春跟遇年是这么说的：他说遇年啊，我倒是不在乎了，老驴下汤锅，一命货了，让退就退吧，你这么年轻，整天待着也不是个事呀?
       遇年听了，不屑地一笑，他说，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明说，就是他不撤，这个破活儿我也不想干啦!
       几天之后，遇年一头扎进了村里的小煤窑。
       7
       小煤窑的确是个能挣钱的地方。这几年，煤炭价格一涨再涨，它不仅让有关的人，甚至一些无关的人整天都能吃香的喝辣的，下窑的人收入也不错，又是计件工资，多劳多得，只要下力气，抻着脖子猛干，一个月下来，拿它个两千多块钱不成问题。只是这钱挣得不太容易，吃苦受累倒也罢了，关键是不安全，太危险。自从全镇在一家国有煤矿的周围这一处、那一处地捅开了十几个窟窿，至今落下多少瘸子拐子不说，粗算一下，全村死在小煤窑里的人就有二十多个。一些地老天荒的山村，原本平静如水，甚至连一声狗叫都听不到。自从有了小煤窑可好，老婆孩子，男男女女，动不动就像炸雷似的哭起来了。
       
       最近两年，国家对各地小煤窑的监管力度越来越大了。不停地整顿，关闭，炸。对于造成死亡事故的则一律重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把那些置人于死地而不顾的黑心矿主，以及直接的、间接的重大事故责任者，通通绳之以法，判刑，抓进大狱里蹲着去。按理说，这些措施都很有力度，可以了。事实上却还是不行，事故不断，老是死人。究其原因，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有的是歪招儿、损招儿、缺德的招来对付。死了人不是要重罚吗?我瞒着不报；规模太小的煤窑不是要关闭吗?我“整合”——把几个小的煤窑整合到一个矿主的名下，变为一号井，二号井，三号井……这规模可够了吧?再加上各种利益驱动下所形成的地方保护主义，从下到上，层层作怪……那是神人没辙。这几年，平时稍微关注一点儿新闻的人可能都知道，一次次矿难，一次次弄虚作假，把分管煤矿安全的领导都气成啥样啦!可不管怎么“痛斥”，事后，却总有那么一些人，我行我素，前赴后继，就跟疯了似的，还说什么小煤窑就是小妹腰，能捞谁不捞?什么东西!
       不过，一次次血的教训，倒是让当地人把小煤窑给看透了，也看淡了。在大多数人眼里，与其说它是村里的“经济支柱”，还不如说它是少数人的摇钱树呢。出于心理上的不平衡甚至抵触，特别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但凡有一分之奈的村民，谁也不愿意下窑了，穷死也不下了。现在，真正扎在窑里挖煤的人，几乎都是从外地来的一些盲流。本地人也不是没有，但很少。
       因此，遇年最初决定下窑的时候，我叔丈人不同意。遇年媳妇甚至还给他甩过脸子，说他是不想拿这家子人当回事了。遇年却不以为然，他认为该井里死的，到啥时候也死不到河里。他说，哪安全?走道儿摔个跟头还有摔死的呢，那只怪他命短。
       谁也拦不住，下就下吧。第一个月下窑，遇年就开了两千多。第二个月，他又连班加点，差不多拿到了三千。遇年乐了。有一天，他还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提到了那三万块钱的事。他说五姐夫你放心，最晚到明年腊月，我就能把那三万块钱还给你。遇年落选后，我对那三万块钱的事的确有些担心，为此，我还在妻子面前数落过遇年，说他没谱的事瞎张罗，该!看他借的好几万块钱怎么还。现在听他这么一念叨，我反倒觉得自己有点儿小气，看不起人，缺少一种大义纲常了，我告诉遇年，说没关系，啥时候有了再说，没有也用不着当回事似的惦记着。当时，遇年还跟我开了一句玩笑，他说，我倒是没当一回事，可就怕五姐夫睡不着觉呢……我笑着回敬了他一句，说，你快给我玩儿勺子去吧。
       没想到，这句话竟成了我和遇年的诀别之词。
       不久后的一天，我正站在餐馆外面听隔壁美容店的女老板发牢骚，她抱怨说，昨天老家又来人了，公公、婆婆、小姑子……来了一窝子，搅得她一夜都没有睡好。我用安慰的口气说，谁老家不来人?都这样。她说真没辙，她在县城的时候，一些亲戚老往县城里跑，到了北京以为清闲了，还是不行，说来就来了。说到这里，女老板都被气乐了。这时，我餐馆里的一个服务员出来叫我，说是老家来电话了，有急事找我……
       电话是我二姐夫打来的。他喘着粗气让我和妻子马上回去一趟。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迟疑了半天，说遇年没了……
       当时，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小煤窑出了事故。
       但不是。
       遇年死得很平凡。
       他是被冻死的。据说，那天晚上他从小煤窑里上来之后，喝了不少酒，然后骑着摩托车回家，谁知走出没多远，就连人带车栽进了路旁一条两米多深的小沟里，再也没有起来。第二天早上被人发现赶紧拉到镇卫生院的时候，已经没法抢救了，浑身上下全是硬的，人早就被冻僵了。
       …………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奇怪，2003年的冬天，我的老家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贼冷贼冷!用村里人的话说，石头都要冻瓣儿了，何况是人?
       8
       办完遇年的丧事之后，我和妻子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回了北京。在老家的那几天，我们全感冒了。一坐进火车，我顿感疲惫，浑身像是散了架子，骨头都是酸的。妻子则不断地往座位下的卫生桶里丢着纸团。记得在回老家的路上，她还掐着额头反反复复地叨咕，说遇年没了，撇下一家老小可怎么过呀……现在，一场丧事过后，她已经得出了一个完整性的结论，这家子人就算是完了，遇年媳妇还那么年轻，守不了个一年半载的就得改嫁。她说，我就是惦记老叔，这一辈子真是可怜，中年丧妻，老年丧子，咋还都叫他摊上了呢。
       我叔丈人就算是好样的，很坚强。遇年下葬的时候，他让两个姑爷一边一个地把他架到了山上，迎风站在雪地里，一滴眼泪没掉，只是嘴唇和下巴在不停地颤抖着，一直注视到众人为遇年的坟墓添上最后一锹冻土……
       遇年媳妇却不行了。从火化场回来的路上，她一直抱着遇年的骨灰盒，到了坟地也不松手。好几个人硬是掰开她的手指，才把遇年的骨灰盒夺了过来。
       她傻站在那里，看着人们往坑子里填土，一切妥当之后，她才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彻底的绝望，竟疯了似的扑在遇年的坟头上，哭天抢地一把一把地挠土，仿佛是要把遇年再扒出来似的……
       我赶紧背过脸去，心就跟碎了似的。可怜的女人，人已经死了，扒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万万没想到，后来发生的事情竟让人难以置信。
       有天晚上，我二姐夫打来电话，他兴奋地告诉我，说牛犊子已经生下来了。我问是公牛还是母牛。我二姐夫卖了个关子，他让我猜猜。我挺不喜欢他这种样子，又不是女人和孩子，是公是母就直说得了。再说，不用猜，从他的口气上我还听不出来吗?可我还是猜了，我说是个小母牛?我二姐夫嘿嘿一乐，他说猜对了，还真是个小母牛。
       那次发送完了遇年，我和妻子到我二姐家住了一天，主要是想看看我二姐，同时也顺便了解一下奶牛的情况。应该说，牛的情况还是不错的——乳业公司每天把采奶车开到村子里，当场采奶，当场检测牛奶的质量(主要是看大肠杆菌是否超标)，合格的便当场收购，当场付款。一时间，村子里人欢牛叫，煞是热闹。当时我们的牛已经有一头产奶，我二姐夫拿出他的小账本给我们算了算，除了饲料开支，说那头牛每月差不多能挣到一千块。更为乐观的是，买牛的时候，谁都不知道其中的一头牛还怀着犊子!买回来不久，就发现那头牛的肚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看样子，用不了两个月就生下来了。为此，我二姐夫非常得意，说起这件事的时候一脸的成就感，他说如果下的是个小母牛，就更赚着了，一断奶，往少说也值个五六千的!
       有道是，人走时运马走膘，现在，那头小母牛还真是顺着他的话来了。
       我听了很是高兴，在电话里我们扯了半天牛的事，后来我二姐夫话头一转，突然没头没尾地问我，听说遇年的事了没有。
       我说，遇年已经死了，他还能有什么事?
       我二姐夫说，他的死是假的!
       我一听，头皮嗖地麻了一下，差点惊叫起来。
       我说，死了就是死了，怎么是假的?
       我二姐夫说，他死了是真的，可他不是冻死的，是在小煤窑里熏死的。
       我疑惑地说，别瞎扯了。
       你不信吧?这几天杨国能老叔正到处告状呢。
       我问他告谁。
       他说，告郑汉玉和他的小舅子。
       我非常震惊，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复杂。郑汉玉的小舅子叫王来发，外号大象，人长得五大三粗，同时还镶了一脸煤渣子。据说前几年他在窑下处理哑炮时，被突然的一声炸响崩了个满脸蹿花。人居然啥事儿没有。只是脸上被糊进去一些煤渣子——稍大一点的，被剥了出来，小一点的便永远地嵌在了肉里。从此大象便远离了小煤窑，叫爹都不干了。直到郑汉玉当上了村长，他才再度出山，到小煤窑里当上了矿长。遇年死的时候，大象一直蹿前跑后，从用车辆到伙食，都安排得井井有条。用他的话说，虽然遇年是喝了酒之后被冻死的，但不管咋说，他也是矿上的人，是矿上的人他就得管，不管，我他妈的还叫个人吗!一番话，说得村里人特佩服，一个劲儿地点头。尤其是我们一些亲属，更是感动得什么似的。我看见，有好几次我叔丈人抓着大象的手，喉结上下嚅动，半天才把脸一扭说，爷们儿……我杨国能啥都不说了……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郑汉玉。遇年下葬那天傍晚，按当地的习俗，亲戚和村子里的人正在写“礼”，也就是凑份子。我写的是一千。我二姐夫因选举的时候没投遇年的票，觉得理亏，写了六百。其他亲戚是一百、二百不等。一般的乡亲则三十、五十的。白事比不了喜事，就那么个意思，说是人活着的时候不错，买几张纸吧。郑汉玉一进屋，就先从怀里掏出五百块钱放在礼桌上。当时，就连负责写“礼”的张火旺都怔了一下，他说，郑村长……都写上啊?郑汉玉绷着脸，端详着张火旺说，你这个屁话问的，不写我拿出来干啥?说完，忍不住扑哧一乐，周围的人也乐了。
       “送盘缠”的时候，郑汉玉也去了。路上他一直和我走得近近乎乎。我和郑汉玉不是一个村子里的人，他是小南营子的。但从小学到中学，我和郑汉玉始终是一个班的同学。说起来不好意思，毕业时我们全班三十多个人，无论男女，不知道是人不行，水土不行，还是怎么回事，竟没有一个考上大学的。中专也没有。这样，大多数人的命运就基本上被定格了。做了鸟兽散之后，东一个西一个地散落在全乡各地的沟沟岔岔里。伴随着时光流转，娶妻的娶妻，生男育女的生男育女，各过各的日子。同学之间，几乎再没有了往来。不像城里人，动不动就搞同学聚会，住宾馆，摆宴席，没完没了地喝酒……借着酒劲儿，男女同学还可以单独躲在一边，脑袋顶着脑袋相互倾诉，知道吗?在班里的时候，我就喜欢你，就是不敢说啊……我也是……于是就一块儿后悔，自责，甚至抱头痛 哭……这才是扯呢，早干啥来?我们没有，乡下也不时兴这一套。这么多年，别说我们从未搞过什么同学聚会，就是两个同学碰到一起的机会，都少而又少。偶尔碰上了，也禁不住一愣，昔日水葱一般的青春男女，不是大老爷们儿就是大老娘们儿啦。时间这个东西，可真是糟蹋人啊!
       同学之中，我和郑汉玉的交往算是最多的。我来北京之前的头一年，郑汉玉正在做煤的生意。有几次他批不出煤来，还是找我帮的忙。那时的郑汉玉相当神气，总是夹着一只小皮包，梳背头，戴墨镜，上身是一件黑色皮夹克，两条裤管起了静电，被里边的毛裤吸着，显得两条腿很细……看上去，全然一副暴发户的派头。我们每次见面，他总喜欢用一只手揉搓着他的大肚子，说昨天又整多了，这胃才难受哪……然后，他却一定要拉着我“再整两盅去”。很同学，也很仗义。自从我到了北京，有三年多时间，再没见过郑汉玉，直到当上村长的前几个月，他和一个基建公司的老板到北京办事，不知在哪儿淘索到了我的电话，并接上头。出于同学之间的友谊，我一连陪了他们两天。也许，正因为有了上述关系，见到我郑汉玉就自然会多出几分亲近吧。
       说着和遇年无关的话，我们来到村子西头的一块空地上。雪山雪地之间，一轮红日将落未落，正是“送盘缠”的最好时辰。所谓“送盘缠”，是我们老家的一种习俗，跟城里人的追悼会差不多，只是复杂一些。先是念“文书”——把死者的身世、简历、为人等等，作一个说明，把亲属献给死者的花圈、马、人子(现在已经进步了，我们给遇年扎的是冰箱，彩电，奔驰牌轿车)什么的宣布一下。接着是“指路”，再接着就是亲戚们男男女女的哭上一场……这样，整个丧事的全部程序就算结束了。
       只是，那天遇年媳妇却迟迟不想结束。她坐在地上哭得没完没了，撕心裂肺，谁都拉不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叨叨念念地诉说着遇年活着时的种种好 处……数完了遇年的好处，又骂遇年心太狠，一句话都没留，撇下一家人就走了，你个冤家!你个死鬼!你可坑死我们啦……哭，是能传染人的。一些亲戚包括我妻子，本来都已经从地上站起来了，不哭了，后来又陪着遇年媳妇，重新哭开了……
       郑汉玉也是个心软之人。就在我背过脸去的时候，他双手掩面，半天之后才把手在脸上往下一捋，叹了一口粗气，看着我说，你告诉遇年媳妇，叫她明天到村委会里去一趟。我问有事?他说，有事。
       第二天，遇年媳妇领着四岁的女儿从村委会回来的时候眼睛还是红的。同时还跟来了妇联主任赵素敏。原来，就在头天晚上，郑汉玉连夜召开了一次村委会，根据遇年家里的实际困难，破例把遇年的死比照工伤处理，决定一次性给予相应的抚恤金。遇年媳妇听了腿一软，二话没说拉着女儿就给郑汉玉跪下了。郑汉玉哪受得了这个，他把娘儿俩从地上拉起来，赶紧让赵素敏连人带钱，一块儿送到了家里。
       赵素敏从她的包里一扎一扎地往外掏钱。又一扎一扎地摞在一起。
       一共是五扎。
       五万!
       五万块钱对于一户乡下人来说，所引起的震惊效果可想而知。赵素敏的一举一动，把所有在场的人眼睛都拉直了。我叔丈人和遇年媳妇是怎么千恩万谢的，在这里我就不说了。不得不提的是，就在我和妻子离开老家的头一天晚上，我叔丈人突然把三万块钱郑重地放在了我和妻子的面前，让我们“点点”。我和妻子全都怔住了。遇年一死，我们本来已经意识到那三万块钱彻底黄了，没指望了。猛然看着眼前的那三万块钱，我和妻子反倒一时局促，不知如何是好了。当时我们都觉得这钱不能要，也不忍心要。我叔丈人和遇年媳妇却不依。说是借钱还钱，天经地义，遇年没了，但是债没不了，现在有钱了，不还不行!几番推来推去，遇年媳妇又流泪了。没办法，妻子只好搞了个折中，三万块钱，我们只要两万，剩下的那一万不要啦，坚决不要了!说实话，即使这样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们不但心满意足，甚至有一种得了便宜似的感觉。你想，假如不是郑汉玉他心软，对遇年的死破例给了五万块钱的抚恤金，别说是两万，就是一万，我们能拿得回来吗?
       哪知刚刚过去两个月，事情突然复杂起来——遇年又不是冻死的，而是在小煤窑里熏死的了!
       我问我二姐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二姐夫告诉我，听人说，遇年在小煤窑里熏死的时候，只有两个外地下窑的人知道。是大象让那两个人偷着做了手脚，制造了一个遇年酒后被冻死的假现场。事后给了那两个人一些钱，把他们打发走了。没想到，两个人在火车上喝着酒说话时说漏了嘴，正好被旁边的长毛子老四听到了，他回到村里就跟他大哥刘明山说了，刘明山又把事情透露给了别人，传来传去就传到了我叔丈人的耳朵里。我二姐夫说，老叔这人本来就倔，这么大的事，他听说之后能让吗?
       听了我二姐夫的话，我非常愤怒，同时也意识到了这件事的麻烦。
       我说，人已经火化了，埋了，不让能怎么着?
       我二姐夫说，告呗!他们真要是那么做了，不仅违法，也太缺德了!
       后来我了解到，开始，我叔丈人也没想到要去告。当他得知遇年是熏死这一传言时，气得老泪纵横。后来他就跑到村委会里，祖宗爷娘一顿暴骂。然后，他便一次又一次地指着郑汉玉叫板——我儿子明明是在小煤窑里熏死的，你们他妈那个×的，为啥要把他扔到沟里去冻上一宿?你必须给我说个清楚!
       面对我叔丈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开始的时候，郑汉玉的态度还非常之好，他一副苦口婆心的样子，一口一个“爷们儿”地叫着，劝我叔丈人冷静点，消消气儿，别听那些个闲人胡说八道。他说，别人的话你信不着，咱爷们儿的话你还不相信?
       我叔丈人说，他啥都不信，就相信没风树不响!
       郑汉玉很无奈，也很生气。他问我叔丈人，遇年死的时候村里是不是给了他五万块钱?
       我叔丈人说，那不假。
       郑汉玉说，这不得了。在小煤窑里死个人，按规定也就是赔偿五万，如果遇年真是在小煤窑里熏死的，还犯得上说他是冻死的吗?
       我叔丈人鄙视地说，你别给我扯这套，上边的规定我又不是不知道，小煤窑里死一个人，赔偿家属多少钱不说，该罚你们多少你们比我清楚。说到这里，我叔丈人不屑地冷笑一声，就你们那点花花肠子，你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杨国能!
       
       虽说郑汉玉是村长，但村长也是人。几个回合之后，郑汉玉见他的劝说毫无作用，脸都气青了，人也失去了控制，竟忍不住地拍了桌子，啪地一声霍然而起，他说老杨头，该做的我做了，该说的我也说了，你还想怎么着?!
       迎着郑汉玉尖锐的目光，我叔丈人毫不示弱，你说咋着?我告你们这些个杂种操的去!
       9
       没想到，却一点都不好告。从镇到县，由县到 市……我叔丈人开始了逐级上访。屡屡碰壁之后，遇年媳妇也上阵了。在别人的建议下，最初她还采取过一种极端的手段——用一块白布写上“我要爸爸”几个黑字，缝在女儿的后背上。然后领着四岁的小丫头往县政府门前一跪……看上去，的确是让人揪心。只是，世道上的事情就是这样，第一次看着揪心，第二次看着就不怎么“揪”了。三次、四次之后，不仅让一些人看着“没劲”了，心烦了，就连遇年媳妇自己也有点扛不住了。一个年轻女人往县政府大楼前一跪，迎着出出进进那么多的大小官员，还有一些到县政府里办事的，开会的，审批各种项目的，上访的，找亲戚、会朋友的，推销办公用品、保健品、化妆品、健身器材、名人大辞典……各种来路的人，穿梭其中，往来不断。每个从身边走过的人，都会用不同的目光看着她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跪在地上的母女俩与其说是在上访，还不如说是在示众，在展览呢。情面上难堪不说，那个红鼻头、满脸疙瘩的信访干部，也特讨厌。他总是借机搂着她的后腰从地上往起抱她……把人烦死。到了办公室又是满嘴的原则，道理，车轱辘话……说得磨磨叽叽，天昏地暗，最后却啥问题解决不了，还不如放个屁呢!
       我叔丈人是个明白人。看到遇年媳妇上访同样无济于事，他便坚决不让她和孩子去了，说是天大的事由他顶着，用不着她妇道人家出面。接下来，他便一个人往县里跑，到市里去告。有时候，几天见不到人影，回到家里，又一连几天不出屋，一个人呆坐在那里，抱着脑袋想事……
       遇年媳妇受不了。有一天她给我妻子打来了电话，诉说了一大堆有关上访的难处之后，她说五姐，你和我五姐夫最好回来劝劝我爸吧，我真是担心他，那么大岁数了，哪架得住那么折腾呀……说着，她就在电话里哭了。
       放下电话，我妻子便惆怅了。她问我咋办，要不要回去看看。
       对于妻子来说，我叔丈人是目前还活在世上的最后一个长辈。我岳父年轻时在部队上转业后到了煤矿，我妻子在煤矿出生后，虽说没和她老叔一起生活过，可骨子里毕竟有一种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情。另外，我叔丈人两个女儿的情况也比较特殊，老大太老实，每次见到我们时，也只是一笑；老二患过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就像扭秧歌，十分费劲。由此可见，她们的丈夫也不会是怎么能撑得起面子的人，并且还都住在很远的外村。在这样的家庭里，作为侄女，我妻子又是身在北京的人，可谓走南闯北，就有了点“出人头地”的意思。遇年媳妇之所以千里迢迢地打来电话，其原因就在于此吧。
       几天后，我和妻子专程回了一次老家。遇年媳妇很感动，见到我们眼泪都流下来了。当天晚上，两个女人在西间屋里差不多说了一夜的话。细说起来，遇年媳妇的确是挺难。遇年死了之后，曾有好几个人找上门来，给她保媒，劝她改嫁。甚至，县政府那个信访员也不止一次地开导她，劝她实际点，不然，年纪轻轻的把自己的青春都浪费了，瞎了!他甚至建议遇年媳妇，干脆在县城里租个简易的房子住下来，遇到合适的就嫁人，没合适的就自己过呗，更好，更自由，想干啥就干啥!他还说，别看现在他是公事公办，帮不上她啥忙，往后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呢……遇年媳妇说，黄鼠狼给鸡拜年，一看他就没安什么好心。我心想，就你那个熊样儿的，别看是个干部，快滚他妈远点去吧。接着，她才郑重地叫了一声“五姐”。说嫁不嫁人，她想往后拖拖再说。可这上访的事，让她看恐怕到啥时候也找不出个甜酸来。小煤窑那些人本来都是些个盲流，人一走，上哪找去……没个证据，告到哪不是白扯?她算是草鸡了。遇年没了，可这日子还得过，老爷子这么折腾下去，到啥时候是头呀……
       只是，遇年媳妇草鸡了，我叔丈人却异常偏执。那天我和妻子没少做他的工作。老人非但听不进去，反倒让我们劝劝遇年媳妇，让她改嫁吧，她还这么年轻，能让人家守着?他说，别看你老叔这个样，我还不糊涂。妻子说，老叔，你说得都对，可你现在整天上访，她能忍心扔下你去嫁人吗?我叔丈人说，遇年媳妇在这呢，我早就说过，我现在还能动弹，用不着担心我，我动弹不了那天，往哪个姑娘家一去，她们还能把我撵出来?遇年媳妇说，爸，这话你是说过，可你这么大岁数了，整天东跑西颠的，我能不担心呀?接过遇年媳妇的话头，后来我又劝了我叔丈人几句。事实上，在此之前，对遇年的事，我曾咨询过一个常到我餐馆吃饭的律师，律师也是为难得直皱眉头，最后他只说了两个字，麻烦。除此之外，我又结合我所知道的一些实际例子，举一反三地作了一番分析，结论是，这样的事告到哪都不好办，解决不了问题。
       我叔丈人立刻火了，叫你这么说，你老兄弟就白死了呗?
       一句话，问得我哑口无言。
       接着，老人却突然转换了口气，不是你老叔这个人愿意打官司，我是咽不下这口气!一想起你们老兄弟死了还被他们整到沟里冻了一宿……我心里就跟刀扎似的，一剜一剜的……没等说完，他就一只手掐着额头，呜呜地哭了起来……哭着哭着，却戛然而止。他狐疑地看着我说，是不是郑汉玉那个王八蛋叫你回来说情儿的?
       我说，不是不是，咱家的事情，我给他说什么情儿?
       话是这么说，我却多少有点心虚。这次回来，我没见到过郑汉玉，在村委会门前却碰上了赵素敏。做了妇联主任的赵素敏，比上次我见到她的时候，还显得年轻一些，也鲜亮一些。见到我们她格外亲近，让我们到村委会去坐一会儿，喝点水，不去，她便拉着我妻子的手，站在街上说了半天话。她告诉我们，郑村长到镇里参加学习班去了，得一个星期才结束，不然他肯定会请我吃饭。说到我们回老家的目的，赵素敏挺犯愁，她说这个老爷子，也不知咋的了，原来那么明白的人，现在谁的话都听不进去，整天这儿告、那儿告的……最后，赵素敏嘱咐我们，快好好劝劝老爷子吧。
       可是，老爷子太犟了。不管我们怎么说，说到底他就是一句话，我不信天底下就说不出个公理去!
       两天后，我和妻子无功而返。
       我叔丈人还像原来一样，到处上访。访来访去，有一天，他竟访到北京来了。
       10
       时间已经是五月。北京的五月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花开了，草绿了，吸一口空气都是甜丝丝的……就在一个很好的早晨，我叔丈人披着大棉袄，背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兜子，突然闯进了我的餐馆。
       半年没见，我叔丈人像是老去了十岁，脸上的皱纹多了一半，眼睛凹进眼眶里，腰也有些弯了，还掉了一颗门牙……眼瞅着他走进我餐馆的一刹那，我还以为是个要饭的呢。直到老爷子笑吟吟一直走到我们坐着的桌子前，我才看出，这是我叔丈人。与此同时，妻子也惊讶地叫了一声“老叔……”她上前抓住了老人的胳膊，顿时便潸然泪下。
       将叔丈人安顿下来之后，我问我叔丈人是怎么来的。老爷子露出豁牙子，诡秘地一笑，他说是偷着来的。妻子不解地问，咋还偷着来的呢?我叔丈人说，让那些个坏种知道了不让。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上访。
       老爷子眼神倏然一亮，他说上呀，不上哪行!接着他把身子往前探了探，神秘地说，你知道郑汉玉他现在干啥呢吗?
       我说不知道。的确，我哪知道郑汉玉在干啥呀。
       我叔丈人告诉我，说郑汉玉在修路呢，从村里到镇上的那条路，全修。
       说实话，我觉得那条路早就该修一修了。那是一条傍山而行的土路，在多年的雨水冲刷下，已经面目全非。我每次回老家，都是先回到煤矿小住两天，然后由几个在煤矿当了官的哥儿们派一辆车，送我到乡下去。最初朋友给我派的是轿车，但是不行。轿车的底盘太低，到了难走的路段，不但拖底，有时候还戗“下巴”，戗得那个五十多岁的司机直咧嘴。弄得我心里挺不自在，觉得很是对不起这位司机。后来，朋友就干脆给我派吉普了。说这车底盘高，啥路都不耽误，你就造吧。其实也不行，慢点开还凑合，开快了车里的人就不停地扭秧歌。有一次，气得那个年轻气盛的司机一边扭着一边发牢骚，说路都这样啦，也不知道修一修!我就纳闷儿，这地方那些当官的都干他妈啥呢?正说着，汽车猛地蹦了个高儿，差点没把我和他颠翻了。司机赶紧踩了一脚刹车，无可奈何地骂了一句，说，这路死人也得颠活了!
       
       我问我叔丈人，修修路不是挺好个好事吗?
       我叔丈人说，要是不好，他还不修呢!他告诉我，郑汉玉把这条路包给了一个叫小老道儿的人。小老道儿是谁?就是赞助郑汉玉竞选村长的那个基建公司的老板。他把二百多万的工程项目让小老道儿干，挣了钱之后两个人分……我叔丈人说，不光这个呢，他那个小舅子更不叫玩意儿，依仗他小煤窑当个矿长，有几个脏钱，盖了两层小楼不说，还搞了两个老婆，一个老婆住一层，你说说，他们还有没有王法呀?说着，我叔丈人的眼睛又亮了，他说这才有告头了呢，光遇年的事他告不动郑汉玉，这么些烂事儿加在一起，就不信告不倒他!
       我和妻子面面相觑。就在那天晚上，妻子疑惑地问我发现了没有……我问她发现什么了。她说，我看老叔好像精神上不太正常了呢?
       其实我早就发现了，我说上访的人都这样。
       妻子说，他原来不这样呀。
       我说，原来他不是没上访吗?
       妻子糊涂着表情看了我半天，没再吱声。或许，她还以为我是在跟她抬杠呢，其实不是。经验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上访者都是比较要强的人，他们好较真儿，求胜心切，不服输，碰得头破血流也不回头，往死犟!这类性格的人当领导呀，干事业呀或者开个公司什么的都比较合适，所谓“百折不挠”。上访告状就不行了。告个一次两次的倒没啥，可告起来不是一年就是两载，甚至时间更长，谁受得了这个?不弄得你神精不正常才怪哪!
       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个体型上访”，而不是“群访”。群访的情况要好一些。同一件事情顶在许多人的头上，你着急也不行，不急也行。说句不好听的，甚至打哈哈凑趣，觉得挺有意思，挺好玩的，都行。比如，我二姐夫就参与过“群访”——被那个“大力神”老板骗了之后，全县一百多号养蚂蚁的人，曾到县里、市里去告，要求政府把那个“小黑胡子”捉拿归案，还钱!头几次，据说还挺有秩序，大伙儿都是在外面等着，由几个代表到里边去谈。谈了几次后，总谈不出个结果，众人这才炸窝子了，闹哄哄的生往市政府大楼里闯。被几个公安人员拦住不让进，就七嘴八舌地嚷嚷，说些个不在行的话。说到底，就是起哄呗，瞎闹呗。后来我二姐夫不去了。他说能把钱要回来反正大家都有份儿，要不回来，也不光他一个人倒霉……说得蛮有道理似的。
       相比之下，那些“个体型上访”者就不同了，他们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就比参与“群访”的那些人要大得多，也孤独得多。时间一长，人就难免不扭曲，不“颠倒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一旦被扭曲了，“颠倒的”了，真正的“战斗力”就下降了，不强了。或者说，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变成了一块软塌塌的胶皮糖——当然，那种腻腻歪歪的劲头，倒也十分顽固。
       没多久，我叔丈人就是县里有名的“上访老户”了。“上访老户”的特点都差不多，就是难缠，软磨硬泡，谁见谁烦，没办法，头痛。以致那些信访干部一听说老杨头来了，就赶紧关窗子锁门，闪人。找不到人，我叔丈人就把随身携带的一只小板凳放在地上，往走廊里一坐，双膝抵胸，等。一等就是一天。等着等着，人就迷瞪着了。还做梦了，梦见包大人雄赳赳气昂昂，一路劲步款款地升上大堂，往审判席上一坐，啪地拍响惊堂木，一声喝令：把那个贪赃枉法谎报遇年死情的郑汉玉——给我押上堂来!
       就在这关键时刻，人却被拨弄醒了。抬头一看，是村里的治保主任牛成，正居高临下地站在那里，厌恶地看着我叔丈人，他说这个老杨头，你咋又来了?见坐在地上的人毫无反应，牛成便一把钳住了他的手腕子，说，起来起来，车在外边等着呢!
       说实话，我叔丈人也早就烦这个牛成了。每次上访，他不是“截”就是“接”，还吹胡子瞪眼地教训人。这一次，我叔丈人很不高兴，他告诉牛成，撒手，别抓着他!牛成不放，还越钳越紧。我叔丈人突然恼怒了，人被拎小鸡似的提了起来，却没忘记屁股底下的小板凳，他回手一捞，照着牛成的后背就是一下子。“吭”的一声，把个驴高马大的牛成砸得一激灵，差点蹦起来，他吃惊地瞪着我叔丈人，说，你怎么还打人呀你?我叔丈人挑衅地看着牛成说，我就打你啦，你怎么着吧?俩人怒目相向，牛成既愤怒又无奈，他说，不看你这么大岁数，我一脚踹死你得啦。
       的确，岁数大了是个问题。同时在处理上访人员的有关规定中，上边也有纪律，不让踹。
       那次到北京上访，也是牛成把我叔丈人接回去的。
       在此之前，我还陪着我叔丈人去了一趟信访局。本来我不想去，也不想让我叔丈人去，理由就不用说了。可老爷子却非去不可。他说不去这么老远我跑到北京来干啥?我仔细一想，觉得也是，如果不去，他可能到啥时候都死不了心。去就去吧，他还不知道信访局在哪儿。这才麻烦了呢，妻子竟让我陪着我老叔丈人去一趟。我说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呀。她说，不知道问问呗，你咋也比一个颠三倒四的老头子强。见我半天不吱声，她说算啦，你不去我去!我不耐烦地说，我说我不去了吗?她说去倒是走哇?老叔还等着呢。
       果然，我们来到小旅店的时候，我叔丈人已经做好了准备，正在床边上坐着。看见他那种破衣烂衫的样子，我和妻子全都愣住了。头一天，在我们的好说歹说下，我叔丈人勉强地“休息”了一天。人也被我妻子从上到下地换了个崭新，又拉到隔壁美容店里刮了胡子理了发，看上去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哪想到，临到上访他又把自己换了回去。说是不这样，就不像个上访的了。令人哭笑不得，劝又劝不了，最后只好由他去了。临出门，他还坚持要背上那个脏兮兮的布兜子(兜子里有一卷纸，两个馒头，还有被磨得油黑锃亮的榆木小板凳)。直到这时，妻子或许才真正体会到了我的感受，她看了我一眼，目光里充满了同情。我什么也没说，表面上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其实心里的感觉相当悲壮。刚走出胡同口，我便挥手叫住了一辆出租车。
       司机问我去哪儿。
       我说信访局。
       信访局离我的餐馆并不是很远，打的也就是二十多分钟的路程，只是没到地方我心里就打憷了。这毕竟不像以往我带亲戚去医院、上公园什么的……对于上访这样的事情，我是一点经验没有，去了之后说啥呢。好在我叔丈人他有经验，也毫不打憷。到了信访局，他就不叫我跟着他了，让我在一边等着，剩下的事，由他自己去办。我问他带没带材料，我叔丈人豁着牙齿一笑，拍了拍胸脯说，都在我心里装着呢!
       没想到，我叔丈人却一去不返。
       事后我才听牛成说，信访局接待一般上访人员的程序很简单，有材料的交材料；没材料的，对上访人员的基本情况做个登记就行了。然后把上访人员送到一个集中点里去，并通知其所在地的政府赶紧来领人。中午的时候，供应一份馒头，还有咸菜，都是免费的。到了晚上，如果当地政府还不来领人，就清场了，一个不留，愿上哪儿上哪儿，反正晚上是没有地方上访了。
       我哪知道事情是这样呀。那天，我一直坐在马路牙子上，前后抽了三根烟卷，又在附近溜达了好几个小来回。快到中午了，还不见我叔丈人出来，我这才觉得事情有点不太对头，便憷头憷脑地凑过去，一打听，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不耐烦地说，老头儿多啦!哪儿的?还没等我说出我叔丈人是哪儿的，男人便把手一挥说，走了，到马家楼那边去了。我不知道马家楼在哪儿。看看男人的脸色也没再多问，只好沮丧地回到了餐馆。
       妻子听说之后，急得什么似的，非要拉着我找人去。马家楼又不是一个楼，是一大片地方，乱糟糟的，到哪找去?再说，就是找到了，连个介绍信也没有，有什么用(一个保安告诉我，说是接上访人员得有介绍信，否则不让进)。妻子问我那咋办，我说不用找也丢不了。她说那可难说，晚报上老是登“寻人启事”!我问她，寻的人有上访的吗?妻子不吱声了。我说，你放心吧，一个到处上访的人，想丢都丢不了他。
       
       那天晚些时候，我叔丈人果然自己回来了。他还沾沾自喜，说上边已经把他给登记上了，这回，看他们敢不给我解决?
       我和妻子彼此对望了一下，啥都没有说。
       我知道，事情绝没有我叔丈人说的那么容易，他不过像许多上访的人一样，把自己装到一种假想里去罢了。
       第二天上午，牛成和镇派出所一个姓张的警察便找到了我的餐馆。
       11
       牛成这个人，我不认识。据说他是我离开村子之后的外来户。就在头天晚上，郑汉玉曾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叔丈人是不是在我这里。怎么说也是同学，我不能撒谎，便道出了实情。郑汉玉告诉我，接到上边通知之后，牛成和镇派出所的人就出发了，是开车去的，估计得半夜才能赶到北京。到了之后他们先住下，第二天再直接和我联系……
       牛成三十多岁，长得挺壮实，一身黑肉，的确是一块干治保的料子。只是人说话有些愣，不讲究。一见面他就发牢骚，说，这个老不死的，他咋还跑到这儿来啦!
       我告诉他别骂，说那还是我叔丈人呢!
       牛成扬起眉毛问我，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说，叔丈人还有假的?
       牛成像个女人似的吐了一下舌头，说，郑村长咋没说明白呢……刘老板，不知者不怪是不是?再说我也是让他给气蒙了，这个老……爷子，他人呢?
       到了旅店，我叔丈人无论牛成和那个姓张的警察咋商量，他就是不回去。有几次，牛成用手拽着他的袄袖子，试图叫他从床上下来，都被我叔丈人厌恶地甩开了。牛成气得不行，却碍于我和妻子在场，一种无计可施的样子，后来他干脆把球踢给了我和妻子，问我们怎么办。我和妻子的意见是，他实在不愿意走，就让他在我们这里住几天。可是牛成不干，他说那不行!越级上访不是小事，那是从上往下，一级扽一级!他要是不把人接回去，万一他再跑来个二次上访，他的饭碗都保不住了。说到这里，牛成好像进一步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再次转向我叔丈人时，便是一脸严肃，老杨头，打了这么长时间交道，我这个人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我跟你明说，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就是拖，我也得把你拖回去，你信不信?
       我叔丈人没有吭声，一顿咳嗽。
       知道人留下来已经不大可能，我和妻子开始劝他回去。我们的话老爷子总算听进去一点儿，他说走也行，但是他有条件。牛成问他什么条件。我叔丈人告诉牛成，把店钱给他付了。牛成笑了，说行行行，我付。你不就这么点事吗?我叔丈人说，我还没说完呢。牛成说，你说。我叔丈人说，在路上你们可不能打我。牛成看着我叔丈人，……哎，老杨头，我什么时候打过你?我叔丈人不理牛成的话头，用一种刁顽的神态看着牛成说，你们吃饭的时候，也得叫我吃。姓张的警察笑了，牛成说，行，多要几个菜。你还有什么条件?我叔丈人说，我回去之后，要是不把问题给我解决了，我再上北京来你可不能拦着我。牛成皱了一下眉头，但马上就舒展开了，他说行，我全答应你还不行?我叔丈人这才把眼睛一缩，说，那好。
       听说我叔丈人要回去，妻子反倒立刻红了眼圈儿。知道她是不放心，我便决定送我叔丈人回去。说实话，我倒不像妻子那样，担心牛成他们会在路上“杵巴”我叔丈人，上边有纪律，谅他们也不敢。我主要是觉得老人有些可怜，尽管他犟，他偏执，甚至有点神经兮兮……可怎么说他也是我的叔丈人。从亲情的角度考虑，从妻子的角度考虑，我也应该把他送回去。妻子好像正等着我这个决定似的，她说这样最好不过了，你回去，也稍带着看看二姐夫的腰好了没有。
       我二姐夫的腰是被牛给顶坏的。
       说起来就糟心。大约一个月之前，我二姐夫曾打来电话，说牛的情况有点不妙。饲料不断长价，牛奶的收购价格却越压越低。听他的说法，牛奶卖了买不回饲料钱，有点入不敷出的意思了。当时我也没怎么在意，都说市场经济在运行中有一个无形的杠杆，那就等一等，让这个杠杆自动去调解好了。事后，我还给他寄回去三千块钱，让他作为买饲料的周转资金。可没过多久，我二姐竟哭哭咧咧地打来电话，说我二姐夫让牛顶着了，差一点把命搭上……我一听吓坏了，问了半天，才知道事情没那么严重。
       撞我二姐夫的牛是个白脖子。我见过它，没犄角，秃头。一身黑缎子似的皮毛，油亮儿。脖子上长了一圈的白色，像是围了一条雪白的围巾，显得很文气，也很有修养的样子。没想到，就是这么一头牛也会发神经。据说，那天夜里，我二姐夫迷迷糊糊去给“这些个饭桶”添饲料的时候，也不知道那个白脖子是怎么想的，瞅个冷子，对着我二姐夫的后腰就是一头。当时我二姐夫就觉得他的腰断了，一点儿都不敢动弹了。半天之后，他试探着活动活动，才知道没断。没断也够呛，躺在炕上下不了地儿，用红花泡酒，揉，敷，喝童子尿……用了好多偏方，也不大管事儿。前几天，我又打电话询问，我二姐说，多少好一点儿了，还是离不开药，光是十多块钱一盒的“跌打丸”，就造了五六盒子了……
       妻子嘱咐我，她说你回去看情况吧，不行，就给二姐夫扔下几个钱儿。
       这样，我就和牛成他们一起坐进了一辆老式的大屁股桑塔纳。我和我叔丈人坐后排，牛成和姓张的警察坐前边。出了北京之后，两个人便一会儿你换我，我换你的轮番驾车。牛成刚考了驾照，技术不行，开起车来就像刚学着拉车的毛驴，一股子一股子的窜。但是他瘾大，几次被姓张的警察不放心地要过了方向盘，没多久他的手又痒痒了，坐不住了，一个劲儿嘟囔，说这路可行了，车又少，来来来我整一会儿!
       开始，我对牛成的驾车技术还有些担心，后来就不管他了。五百多公里路，老是担心也担心不过来。见我叔丈人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我也闭上眼睛，想睡一会儿。却睡不着，便望着车窗外的田野、树木和一座座大大小小远远近近的村庄发呆。正是北方春播时节，一处山坡上有一家老小在种地，男人扶犁，女人点种，远远的后面是一个小女孩在吃力地拉着簸梭，她要为父母播下的种子盖土……看着这样一幅现代版的“田园牧歌”，我的鼻子竟忍不住“嗖”的酸了……
       12
       回到老家已经是傍晚。一进门，我叔丈人就扎进了他自己的屋里。遇年媳妇则把我让到她和女儿住的对面屋里去说话。我从穿着打扮上看得出，遇年媳妇已经从一种大悲大痛中挣脱出来，人也恢复到了原来的鲜亮，俊秀。只是说到我叔丈人时，她却一脸的无奈。她告诉我，对于老爷子的上访，她几乎是天天都劝。有几次，老爷子表示不再去了。可消停不了几天，他就变卦了，非把遇年的死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这倒不说，告着告着，他还主次不分，把随时听到的一些事都加进去了，什么郑汉玉用修路的方式贪污，大象盖小楼，有两个老婆，郑汉玉和赵素敏搞破鞋什么的……他都联系起来了，越告事越多，还没个证据，人家能听他的吗?
       我说，郑汉玉和大象的事，他跟我说过，可赵素敏……她有那事吗?
       她说，村里人都那么说，谁知道有没有……再说，就是真有，这年头了，还算个什么事，何况她男人还是个瘫巴……
       巧得很，正说着呢，赵素敏来了。说是郑汉玉让她来叫我，晚上一块儿坐一坐。在回来的路上我已经见过郑汉玉了。他正在一处修路现场视察，原来的老路旁边，一条新修的路疙疙瘩瘩，时断时续，已经有了雏形。两台推土机正撅着屁股很卖力气地拱土，郑汉玉和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站在一旁指手画脚。我们的车开到近前，停下，我推开车门出去的时候，郑汉玉像个土猴子似的一惊一乍，问我怎么回来了。聊了几句，他便告诉我说，晚上请我。
       我很犹豫，不想去。
       赵素敏却执意不肯，说我不去她就交不了差。遇年媳妇也说，去就去吧。后来我叔丈人也过来了，瞪着眼睛瞅了我们半天，明白了怎么回事之后，我以为他肯定不让去，出乎意料的是老爷子比我还开通，他说他告郑汉玉，是他的事，和我无关。他请就去呗，不去白不去!
       
       到了村委会，郑汉玉正焕然一新地等着。几句话之后，便张罗着要走，说是去市里。我问他去市里干啥。他说请我喝酒。我说拉倒吧，一百多里地到那儿去喝什么酒?不去。郑汉玉说，你这么远回来了，还是为了我们的事，我咋也像样似的请请你。我说中午牛成就请过我了。
       中午，我们是半路上打的尖。因为有我叔丈人跟着，我便张罗着要请。牛成不干，说我和郑村长是同学，哪能让我请，再说他又不是报不了销。于此之下，牛成便点了菜，要了酒。说是剩下的路都是山路，他不动车了。他给我斟上酒，又给他自己的杯子满上。然后又看着我叔丈人问，老杨头，你喝一杯不?一路上我叔丈人几乎没怎么说话，这会儿却亮起眼神说，喝!我咋不喝?牛成被气乐了，他说可咋整，来吧，我给你满上。他一边给我叔丈人倒酒，一边向我诉苦，说这一年多算是让我叔丈人把他治劈了，说句不好听的，他对自己的爹都没这么大的耐性子。我尴尬地笑了笑，说干啥也不容易呀。牛成说，分咋不容易了，现在的人没法整，过去不懂法的时候还好点，现在都懂法了，动不动就打官司，屁大个事都告你……我叔丈人在一边嘟哝说，不告你们还上天了呢!操。牛成一顿，他说你看了吧?说着说着就来了，没辙!
       在我的一再坚持下，郑汉玉才做出让步，说不去市里也行，那就去县城。镇上的餐馆没有一个像样的，所有的菜都一个味儿，没法吃。
       其实到县城也有五六十里，郑汉玉亲自驾车，赵素敏也去了。开始她还扭捏着，不想去。郑汉玉只说了两个字，咋的?赵素敏就乖巧地上了车。这时郑汉玉又给王国打了电话。王国是村支书，说是身体不太好，参加不了。郑汉玉啪地合上手机说，不去更好!
       后来我听说，王国是前任镇委书记的妹夫。因为镇长和镇委书记不和，书记下去之后，镇长当了书记，对他这个妹夫也就不怎么感冒。而郑汉玉却和镇委书记弄得挺好。这样，王国就很知趣地把村子里的事情全交给了郑汉玉，啥都不靠前了。表面像是信任郑汉玉，其实是在闹情绪，整天没病养病，被苍蝇尥个蹶子踢着，他都得休息几天。这样倒好，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就等于郑汉玉说了算了。
       路上，我发现郑汉玉的开车技术也不是很好，遇到沟沟坎坎的地方还熄火。一问，他说是和牛成一起办的本儿。我称赞说，行啊，都学会开车了。不学哪行呀，郑汉玉认真地说，现在都讲究复合性人才，开车算是基本技能，官大小不说，车都不会开就显得素质太差了，你得撂下耙子拿起扫帚才行……说着，他把车嘎地停住，叫我们等一会儿，人便下了车。我还以为他去解手了呢，却是几个箭步蹿到了一条新的路基上，弯着腰去察看一个很小的排水洞孔。返回车上时，郑汉玉自言自语，说他看看小老道儿用的是多厚的水泥管子，这小子，一眼照不到他就会偷工减料……我问小老道儿是谁。郑汉玉说，你忘了?我还带他在你餐馆喝过酒呢。我说那不是马总吗?郑汉玉笑了，说，就是他，外号叫小老道儿……对了，晚上我把小老道儿也整去。
       一听这话，赵素敏赶紧说，可别叫他了，喝上点酒连个正形都没有，不够他烦人的呢!
       郑汉玉笑了，说，他烦人，他的钱可不烦人呢。
       说着，他便一只手拨通了小老道儿的电话，叫他在太阳城整一桌，高档点。啥?有事你也得给我推了，你这个熊话说的，我没事就不能喝酒吗?告诉你，我北京那个同学回来了。你说哪个同学?你还在人家店里喝过酒呢。你咋忘不了你爹?行了，别他妈啰嗦啦，我开车呢……半个小时就到。你再找上王局，李局，还找谁呢，对了，把周大管子也叫上，我正有点事要找他呢……
       郑汉玉打完了电话，我的思路又回到了新修的路上，问郑汉玉这条路修下来得多少钱。他说总得个二百多万吧。多少也得修呀，路是一个地方的脸面，再说，咱既然当上了这么个小官，总得给老百姓办点实事，是不是?我说那是，这么说，村里还挺有钱的。有个屁钱!他诉苦说，这么多年一点老底没攒下，修路都是他贷的款。我问，村里的小煤窑不是挺来钱的吗?他说，来钱是来钱，可不瞒你说，分赃的也多……再说，就是有点钱，也不能全铺到路上去，我是能贷就贷呀，银行里那么多钱，造吧!修完路，我再投个百八十万的，把村委会的房子也好好整整。不管咋说，这都是脸面上的事，有粉总不能搽到腚上去，对不对?一句话，说得我和赵素敏都乐了。
       到了县城，那个叫小老道儿的人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所谓太阳城，就是县政府宾馆里的酒店，装修得很讲究，有特点。大部分包间是按照各乡镇的名字命名的，比如东营子厅，刘家店厅，火地厅，小磨房沟厅……，有些不伦不类。此外还有梅圆，百合，五谷丰登什么的。我们坐的是花好月圆。除了小老道儿，煤炭局的李局长，乡镇企业局的王局长，都到了。还有一位二十多岁的俊俏女子，介绍说是小老道儿的副总经理，也出席了。只有反贪局局长周大管子被人提前约了去，没来。郑汉玉骂了几句，便分宾主入座。上菜，喝酒。
       酒是水井坊，绝对高档。头三杯，众人一起敬我。接着郑汉玉单独找我碰酒，说是谢谢我替他们做了我叔丈人的工作。我有些不好意思，检讨说是我叔丈人给他添了麻烦。郑汉玉笑了，说他倒是无所谓，关键是他往北京一跑，上边老是训他。小老道儿问明情况之后，还幽了我一默，说，挺好个人，你咋还找了个老杨头做叔丈人呢?一句话，逗得众人哄堂大笑。赵素敏看了我一眼，赶紧打了个圆场，她说今天不谈别的，就是喝酒。来，我敬刘老板一杯……
       后来的事就不细说了。酒桌上的情形都大体相当，无非是你敬我，我敬你，又有两个貌美的女人在场，所有的人便显得格外雀跃。一派花天酒地之中，我觉得头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了……
       13
       睁开眼睛，已经是第二天早晨。环视着房间，觉得非常陌生，而且只有我一个人。我一时迷糊，竟不知道自己是睡在什么地方。根据头天晚上的记忆，我开始前后“倒带”——往前，是乱哄哄的喝酒场面……往后，是小老道儿说了一句什么话，把他那个年轻漂亮的副总说恼了，站起来要走，被小老道儿拉着，哄着，弄回来之后，她就坐在那里哭……再往后，是一段空白。空白之后，是结束的场面，郑汉玉拉着我，要去洗什么桑拿。一个什么局长也说，走吧走吧，蒸一会儿，出点汗，再找人给你按巴按巴就醒酒了。我告诉他们，说不去，我真是喝多了……又是空白。后来记起，我是在楼梯上绊绊拉拉地走。像是有人架着我的胳膊……谁呢，好像是赵素敏……对，是赵素敏!我还问过她，这是上哪儿。她说上楼。我问上楼干啥。她说这不是县宾馆吗?咱休息去。到了一个房间门口，她好像还把手机掉到了地上……再接着还是空白……没有了，全被酒精抹去了。保留下来的这些碎片，也是似有若无，模模糊糊……
       我一边回忆，一边穿着衣服。嘴里干干的，还有点苦，心里便开始懊悔。后悔我不该来，来了也不该喝那么多酒。再说，我叔丈人正拼着老命告郑汉玉，而我却和他称兄道弟，推杯换盏……现在的世道，可真他妈复杂!
       有人敲门。
       赵素敏一身清爽地走进来，她问我睡得怎么样。我说都不知道怎么样了，喝多啦。赵素敏坐在沙发上微笑着说，昨天晚上你挺清醒的呀。我说清醒啥，啥都不知道了。她说那你说的话还记得吗?我问她我说啥来。她说，那——我说的话你还记得吗?我摇摇头。她说，真不记得了?我说我真不记得了。赵素敏用异样的目光看定我。此前她的眼睛总是躲躲闪闪，不和我的目光接触。现在她又移开视线，低垂下眼帘，泄气般地轻轻一叹。我问她咋了。她说没咋的。这时，我突然有点心惊，笑着说，我没做什么……过头的事吧?赵素敏的脸倏然红了，接着，她却轻蔑地一笑，说，看你那点胆儿吧(直到现在，我还经常想起赵素敏的这句话，她什么意思呢)……
       
       她的手机响了。是郑汉玉打来的，问我们都起床了没有，说他马上过来。这时我才突然想起，问她郑汉玉去哪儿了。她说回家了。我说他回村里了?赵素敏说他早把家搬过来了。她告诉我，在乡下，村长一级往上的干部，差不多都在县城里买了楼房，县里的领导，又差不多都在市里安了家。这样，来回调动、升迁什么的都方便。总之，凡是有条件的谁都不想在乡下住了。我问她怎么没搬到县城里来。她苦笑了一下，说下辈子吧。我问她在村委会一年能挣多少钱。她说光工资一个月才四百，加上乱七八糟的，一年三万多块钱。我想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女人一年能挣三万块钱可以了，太可以了。我二姐夫一个堂堂大男人，翻跟头打把式地折腾，别说挣上几万，没饿死就算不错了。我问赵素敏，平时村委会的事情多不多。她说事倒不多，但是酒多。太累了，心累……
       我在想，一个混在男人堆里的女人，要么她如鱼得水——要么她就真的是挺累吧?
       这时一个服务员来叫我们，说郑村长叫我们下去吃饭。赵素敏问他咋没上来，服务员说他在餐厅等着呢。到了楼下餐厅，郑汉玉果然到了。一见面，他还是几年前的样子，揉搓着大肚子，说昨天整高了，这胃还难受哪……突然，他看着赵素敏，问，你们不是在一个房间里住的吧?赵素敏说，是啊，两个房间多浪费啊!郑汉玉笑了。后来趁赵素敏去外面接电话的时候，他感叹地说，这个娘们儿，谁也整不了。别看爷们儿是个瘫巴，她夹得那叫紧。平时说说闹闹的还行，想来点真格的，门儿都没有。我笑着问，你该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吧?郑汉玉顿了一下，你说我呀?没有没有……可不瞒你说，我倒是试探过，不行，她不配合，一生气，去个屁的，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
       我乐了。
       吃过早餐，郑汉玉建议我在县城再住一天。他说，想玩麻将玩麻将，不愿玩找个洗浴中心躺着去。中午，再找几个人，好好整整!
       我赶紧拒绝说，不行不行!我还得看我二姐夫去呢。
       14
       村子里冷冷清清。作为不同时期的历史“定格”，许多人家的房子都破旧了，摇摇欲坠的样子。像许多地方的农
       民一样，为了显示他们的经济实力，我老家的人也是喜欢盖房子搭屋的，可这几年，不知道是人们观念发生了转变，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竟没发现谁家再盖过什么新房。村子里到处都是牛粪，许多人家的院子外面，都堆着已经腐烂了的玉米秆。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牵着一头小奶牛从我身边走过，牛看了我一眼，小女孩却生着眼睛看了我半天。后来又碰到一个老人，至少有九十岁的样子，驼着背，坐在门前的石头上晒太阳，远看过去像是一只乌鸦，把整个村子衬托得地老天荒，有点凄凉。
       家里只有我二姐一个人。一问，说是“大力神”公司的老板被公安局整住了，我二姐夫一听就急了，叫上村子里的几个人一大早就去了市里，盯钱去了。估计现在已经到了。
       我说他的腰好了?
       我二姐说，好啥好，我说你别去了，再把腰抻了就毁了。他不听，说啥要去。
       我问他是怎么去的。
       我二姐说，坐小二的车去的。
       小二是我二姐的二儿子。小二的车是个小四轮子拖拉机。我记得是去年买的，当时他还跟我借了两千块钱，说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把钱还给我，只是现在也没还。没还的原因，据说是挣不到啥钱。其实，小二的想法原本不错，现在都是各家各户的种地，一到种地就犯愁，要人手没人手，要工具没有工具，不种又不行，舍不得，虽说也闹不了几个钱，但种上总比扔着强。这样，小二便决定买个小四轮子往外雇，春天播种，秋天拉粮、翻地，平时没事，再拉个脚什么的……小二信誓旦旦地说，闲不着就是了!哪知道，买上小四轮子，才知道不是那么回事。用我二姐的话说，闲倒是没闲着，这家雇，那家请的，可一算账就完了，许多人都给不上钱，没钱他给啥?给了的也不过是仨瓜俩枣，能对付回个油钱就不错了。说是没钱不给他动车，可老邻旧居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谁有事了想用一趟车，你咋好意思说不给他用?我二姐感叹地说，昨天她还骂小二没心没肺呢，弄那么个破玩意儿，整天学雷锋。
       傍晚的时候，我二姐夫佝偻着腰回来了。一进院，整个人就像个土驴子，从头到脚，甚至眉毛上都挂了一层土。被我二姐拦在院子里，用笤帚上上下下地好一顿抽打，问他咋弄这么一身土。我二姐夫说，路上全是暄土，坐的又是四轮子，跑平道儿还噔噔蹦高儿呢，何况这个破道儿啦，没把肠子颠断就不错了，还土呢……行了行了，哈!你往哪儿抽呢?
       我笑了，问他要回钱来了没有。
       我二姐夫沮丧地说，要啥呀，小黑胡子倒是抓住了，钱却一分没有，三百多万，全让他吃喝嫖赌了，造光了。听说在闹(澳)门，他一夜就输了一百多万……
       我二姐说，那就这么拉倒了?
       不拉倒咋着，公安局的人都说了，你就是把他揍死，他没钱还是没钱。
       我二姐说，哪是多少啊，一万多块……
       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才说到牛的事。在此之前好像那是个忌讳，是个谁都不愿意触及的话题。其实，牛就在院子里用几根木头围栏圈着。此前已经端详过它们好几次了。牛都是好牛，一共四头。我上次回来的时候，那头小牛犊还拱在它妈妈的腹下又是撒娇又是吃奶，换着样地闹腾。现在它已经长成“半大牛”了，跟那几头大牛一样，像惹了什么祸似的皱着眉头。
       我二姐夫也皱着眉头。他说主要问题是饲料太贵，牛奶便宜。一斤牛奶钱，还赶不上半瓶矿泉水，奶质差的干脆不收。好好的牛奶，动不动就酸了，臭 了……他说这才糟蹋人哪。原先我让你二姐每天喝点，人都说得过乳腺癌的人喝点牛奶好，她还说挺贵的玩意儿舍不得喝，现在倒好，别说是她，大人孩子全喝伤了，一见到牛奶就反胃，要吐……
       我问他村子里养牛的人还多不多。
       我二姐夫说，不多还至于这么样呀，全崴啦。
       他告诉我，还是人家李会计那人有心眼儿会算计，贷了十万块钱的款，买了七头牛，眼看着牛价一涨就把牛卖了，转手挣了两万多块不说，贷款一分没还。来人要钱，他就龇牙一笑，说钱没有，要命有一条。我二姐夫说，你咋着他吧?你可不能一枪崩了他!
       我说，既然这样，这牛还养它干啥?干脆卖了算了。
       我二姐夫说，卖就得赔钱，过去好牛到过一万二三，现在，五千块钱都没人要。
       我一听就有些着急，便埋怨了他几句。我说，当时我就说不行吧?你们非得要养。
       他说，哪知道上头鼓励的事也不行呀。
       回到北京，我又好个埋怨了妻子，问她还想不想投资。妻子不得不承认她当时拿错了章程，失误了，接着却把矛头一转，她说怪二姐夫，生说一年能赚回个牛钱!看他那样，瞪瞪着个眼儿，比赵本山还能忽悠呢……
       15
       一番周折之后，我二姐夫总算把牛卖了出去。结果很惨，当初的三万多，加上后来零零碎碎的饲料钱，粗算一下，拿回了不到一半。其中，有两千块钱是他从村委会里赖出来的。
       说起来都是个乐子。
       有一天，郑汉玉突然给我打来电话，一开口他说，你说说你那个亲戚不行吗?我一时摸不着头脑，我还以为又是我叔丈人的事呢。前不久，我叔丈人又到北京来过一次。像上次一样，第二天牛成就追了过来。一顿软磨硬泡，这才把我叔丈人给糊弄回去。我问郑汉玉，是不是我叔丈人又到北京来了。他说不是，是我二姐夫跟他耍熊!
       上次我从老家回到北京之后，我二姐夫便按我的吩咐张罗着卖牛。不想，卖起牛来比买牛还难。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一头都没卖出去。也不是没人买，关键是价不行，杀得太低。原先一万二买的牛，在集市上被好几个人反反复复地扒嘴，都说还行，岁口倒是不大。可一递价就不行了，最多的一个才出到三千。气得我二姐夫脸都涨红了，问那个人是想买牛还是想骂人?他说，三千……我白送给你得啦!一气之下，我二姐夫拉起牛来就走，说闪开闪开!贵贱我还不卖了呢……
       
       不卖也是个问题。牛得吃东西，而且一顿吃不饱，都要可怜巴巴地看着你，还哞哞叫……我二姐见了有些心软，她说饲料再贵也不能饿死呀，你把它们赶出去放一放不行?
       我二姐夫却不太情愿。他问我二姐让他上哪儿放去。说起来也是，这两年所有的山都封了，不让牲畜进去，说是搞生态保护，退牧还林了。那个“林”在哪儿呢?连个树毛子都难找，只见一山杂草，冬去春来，绿了又黄，黄了又绿……还设了专人看着，也不知道他们想干他妈啥!
       我二姐却不以为然，她说山封了，道两边的草多得是，就说你不想动弹，懒得了。
       我二姐夫审视着我二姐，心里突然升起一种悲壮，同时他感到特别委屈。这么多年，他种地种烟种药材……养鸡养猪养蚂蚁……没日没夜地张罗，腰都累弯了，还差一点没让牛顶死……到头来却落下个懒名。他哀怨地看着我二姐，生气地说，不看你病病歪歪那个样儿，别说我给你两个脖溜子……
       不过，委屈是委屈，后来他还是听从了我二姐的建议，赌着气把牛赶到村外去了。哪想到，刚出村子不远，恰好郑汉玉开车过来，嘭一声把那头正要过路的小牛撞了个四脚朝天……
       这可麻烦了。
       本来，我二姐夫看着郑汉玉就不怎么舒服。特别是看他整天开着车牛皮烘烘的样子他就来气。他巴不得找个茬子撒撒气呢，现在他倒主动送上门来了。我二姐夫冲着郑汉玉的车大喊，他说你这是干啥?!
       郑汉玉却像是在做梦。眼瞅着那头过道的牛被撞了个跟头，他一脚把刹车踩死，眨巴了半天眼睛之后，才把车换到空挡，拉上手刹，从车里钻了出来，讨好地看着我二姐夫，扑哧一笑，他说这个熊玩意儿!那么大两个眼珠子，它生往车上撞。我还以为把它撞死了呢，原来没事……
       我二姐夫问他啥没事?
       郑汉玉说，牛没事儿。
       我二姐夫说，你把它撞了个翻白儿，咋还说没事呢?
       郑汉玉笑着说，它都跑了还有个鸟事?
       我二姐夫一看，牛的确是跑了，便赶紧去撵。
       郑汉玉还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呢。没想到，他开车回到村委会不一会儿，我二姐夫就把那头小牛牵来了，往大门上一拴，生说郑汉玉把牛撞坏了不要了，必须赔款!没办法，郑汉玉只好憋着气，细着眼睛把那头牛察看了好几遍，皮儿都没破一点，最后他又牵着牛在院子里试走了两圈儿，根本没事儿。
       郑汉玉这才火了，他说，你想跟我瞎扯淡是不?
       我二姐夫说，话不能这么说，什么叫扯淡?你把牛撞坏了就得赔，村长也不行!听了没?
       郑汉玉哑了一会儿，气坏了，愤怒地指着牛，说，把哪儿撞坏了。
       把大脑撞坏了!我二姐夫说，它本来是往东走，被你撞了个跟头之后，它拱起来就往西跑，我一直追到山根底下才追上……要不是撞坏了大脑，它能往西跑吗?
       郑汉玉一听，先是忍不住笑，接着却被气疯了，他开起车来就走。走到村外，他突然想到了我。一个电话打过来，说了一通事情的经过之后，他直叫苦，说，这要是个人也行，大脑坏没坏做个CT就查出来了，一头牛，你总不能给它CT去吧?这可好，他就抓住这一点，生赖……
       接着，郑汉玉还旁敲侧击，举了个例子，说上次在王营子，他也是喝了点酒把一个老太太挂了个跟头，一筐子鸡蛋全碎了。当时，可没把老太太吓死!站起来之后脸都白了，她扑拉扑拉身上的土，还给自己叫了几声“魂儿”，说“不怕不怕，回来吃饭去……”然后老太太才问他那些鸡蛋咋办?他二话没说，掏出二百块钱就递了过去，老太太瞅了他半天，抢似的把钱接过去就走。走出老远还回头看呢，好像怕他突然变卦，再把钱要回来似的……郑汉玉感慨地说，这多好，钱多钱少不说，让人觉得舒服!再看你那个二姐夫，挺大个老爷们儿还赶不上个老太太。他以前就是这么个操蛋的人吗?
       我说那倒不是，可能是养牛养赔了，有点急歪。话是这么说，我觉得我二姐夫这事做得的确不合适，过了。我告诉郑汉玉别跟他计较，我打个电话说说他就没事了。郑汉玉说，他听你的吗?我说牛是我的，他能不听我的吗?郑汉玉说牛是你的?我说是。他说你可真逗，好好开你的餐馆得了，你养那玩意儿干啥?我说也没别的意思，就是鬼迷心窍，想多挣两个呗，谁知道赔了，牛又卖不出去，正闹心哪。郑汉玉沉吟着说，是这样……然后他告诉我，这件事不用我管了，他去处理。
       当天晚上，郑汉玉竟让牛成给我二姐夫送去了两千块钱。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说起这件事来，我二姐夫还沾沾自喜，同时也有点不好意思。他解释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咋就像中了邪似的，当时，就觉得郑汉玉把那头牛的大脑撞坏了，越端详越发现它愣了咣叽的和原先不一样……直到牛成把钱送来的时候，他才觉得有点磨不开面子，不想要那个钱了。谁知没等他把话说清楚呢，牛成却发了火，他把钱往炕上一扔，说就两千，牛，村里也不要，再不行就没办法了，你想上哪儿告就上哪儿告去!说完，转身走了。当时他还想拿上钱去撵牛成，又一想，去你妈的吧，反正是村里的钱，又不是谁家的，不要白不要!不要，我不成了傻子了吗?
       像是打了一场艰苦的败仗，牛的事终于告一段落了。不知道是卧薪尝胆，还是在韬光养晦——此后，我二姐夫突然变得异常老实，如汽车熄灭了火似的，全无声息。
       16
       我叔丈却仍在上访。他又到北京来过两次还是三次，我记不清了。让我震惊的是，最后一次他是骑着自行车来的。十多天的时间，五百多公里的路程，嗓子都累哑了。看着我叔丈人缩着眼睛、瘦小枯干的样子，我想象不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下，才完成了这种超人般的举动?
       他骑的是一辆坤车，“二六”的。车子很破了，闸都没有。遇到下坡的时候，必须用脚拖地才不至于使自行车毫无节制地越跑越快——最后像箭一样的射下去。
       他把一只脚抬起来，让我看——
       我看到他厚厚的鞋底儿已经磨透了，裸露着黑色的脚掌。
       他又把另一只脚抬起来让我看——
       也是……
       我叔丈人豁着牙齿，像个顽皮的孩子，对我们笑了笑。
       当时妻子就哭了。我觉得鼻子一酸，也差点落下泪来。
       原来，县里对那些上访老户控制得越来越严。用我叔丈人的话说，到处都有“特务”盯着。他告诉我们，有好几回他都要上火车了，牛成他们追上来之后又把他拉回去了。
       我叔丈人沙哑着嗓音，解气地说，这回我叫你们抓!
       可来了又怎么样?我想，也无非是让牛成他们多跑一趟北京。除此之外，我不知道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还能有什么别的意义。果然，两天后牛成又追到了北京。因为我叔丈人属于多次上访，信访局打下去的电话可能有些严厉，这一次，在“接访”的力度上有些加大，县信访办的副主任亲自出马，同时还跟着县公安局的一个科长。牛成告诉我，要不是因为忙，郑村长这次也得亲自出马。
       像往次一样，我叔丈人还是赖着不走。县公安局那个科长是个刀条子脸，不苟言笑，而且始终戴着墨镜，看上去有些阴毒，他一句话没说，三下五除二，就把我叔丈人塞到车里去了。妻子有些看不过眼，问他这是干啥?科长冷笑一下，说，大姐理解万岁吧。然后，他一脚油门儿，绝尘而去。妻子怔怔地站在那里，一跺脚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
       此后，我再没见过我叔丈人。
       几个月之后，倒是我妻子回过一次老家。那时候，我叔丈人已经在炕上躺了一个多月。人瘦得只剩皮包骨头，一点东西吃不下了。遇年媳妇和她的两个闺女只能用羹匙不断地喂他一点点牛奶。据说，他是在两个月之前得的病，开始就是嗓子疼，说话沙哑，遇年媳妇以为他整天上访，话说得太多，或者是上火了，感冒了——给他买了各式各样的药，吃了也不见好。最后到市医院一诊断，才知道是喉癌，淋巴上有了肿块，而且已经扩散，晚期了。回到家里之后，他便开始咳血，憋气，状况一天不如一天。许多亲戚去探望他，他只是缩着眼睛，嘴唇一张一合，像是有许多话要说，嗓子却嘶哑得几乎失声，啥话都说不出来了。妻子回来之后告诉我，她说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让我说，老叔还不如快把那口气咽下去呢。
       不久，她的话就成了事实。
       2006年11月某日，我叔丈人咽下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口气，与世长辞了。
       终年七十一岁。
       我和妻子又一次回到了老家，回到了那块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
       老家，一个母亲般字眼。她本该是个让人魂牵梦萦的地方，我的生命，我的童年，我充满梦幻般的心灵历史就是从那里开始的。遗憾的是，这些年我远在他乡，被她紧紧连在一起的却不是亲情，不是眷恋……而是惊恐，是伤痛，是一堆没完没了的麻烦……为此，我妻子曾不止一次地哀叹过，一根肠子八下挂，到啥时候是个头啊。
       就在我和妻子动身之前，我二姐夫打来电话，问我们回不回老家，他说有个事想让我找找郑汉玉。前不久，我一个远房表侄在县城里买猪肉时，和几个小流氓打架，被人打瞎了一只眼睛。他住在同仁医院里，我去看他时，说起话来他告诉我，村委会换届了，于老邪当上了村长。于老邪是谁，我没问，也懒得去问。我只打听了一下郑汉玉的情况，听说他升了，已经是副镇长了。我问我二姐夫，找郑汉玉什么事。他说小二的事，我问小二什么事?他在电话里吞吞吐吐，说反正我要回去，到了家再跟我细说。一路上，我二姐夫的话在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挂着……坦率地说，作为一种悬念，我永远都不想知道它的答案!
       这一次，还是煤矿的朋友给我派的车。从镇上通往村子的路早已修好，只是有些狭窄——在晚秋的阳光下，像一条黑色的蚯蚓蜿蜒而去……就在路的那一端，一场撕心裂肺的哭声，正在等待着我们……
       责任编辑：张竞毅
       【作者简介】荆永鸣，男，1958年生，内蒙古赤峰人。其作品短篇小说《外地人》荣获《北京文学》、《小说选刊》奖；中篇小说《北京候鸟》荣获人民文学奖；《大声呼吸》荣获《中篇小说选刊》、《小说选刊》奖，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