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一词是一百多年前随着“欧风东渐”，即西方文化进一步传入中国，而被国人所认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古代没有体育。
七十二年前也就是1936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体育”条说：“辅助身体成长发达之训练，皆称体育。”此说虽不够完备、准确，但仍不无启迪：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先民“辅助身体成长发达之训练”，又何其多也。各种竞技、比赛活动，花样繁多，异彩纷呈，男女老幼都纷纷参与，有些项目的观者，事实上也是参与者达数万、甚至十万之众。更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项目积淀着丰富的中华文化的内涵，与强身卫国、外交观瞻、地域风情、医疗保健、历史名人、歌舞杂技、绘画雕刻、商业活动等相结合，几乎每场比赛，都是文化盛宴，其乐融融，充满人文色彩。我在这里择要举例说明之，希望国人能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人文精神。
王春瑜
1937年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家、杂文家。著有史学及文学作品二十余种，主编史学、文学书籍十余种，其中《中国反贪史》获得国家图书奖。
●女相扑、小乙哥
角抵，又写作角，后称相扑，大致上与今天的“摔跤”相似。在我国体育史上，若论从朝廷到民间、不分性别、包括大人小孩都爱好，而且深刻影响国外的竞技项目，没有一项能超过角抵。
从文献及考古资料综合分析，角抵的历史至迟也可以追溯到战国后期。当时每与“百戏”一词混用，实际上，它不过是“百戏”，亦即各种游戏、演艺项目之一。《汉书·刑法志》载谓：“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这就表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王朝后，角抵从此成了专有名词。汉代曾官至太守，著《风俗通义》传世的应劭指出，“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显然，这就是摔跤。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中欣赏角抵表演。可见秦王朝对角抵的重视。但据学者研究，角抵之戏在西汉中期才走向高潮”。
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年）和元封六年（前105年），分别在首都长安进行了两次大规模角抵表演，第一次表演“三百里内皆观”，可谓声势浩大。观众中有云集长安的各国来华使节，受到他们的赞赏，真是掌声雷动，壮了国威。当时躬逢其盛的太史公司马迁，后来在其《史记·大宛传》中载谓：“角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从此由朝廷官办的“大角抵”盛会，就成为定制。至魏晋时，“相扑”一词出现。
魏晋时不仅相扑有了进一步发展，而且出现了女子相扑的可喜现象。而至宋代，女子相扑更是红红火火。宋代相扑，分为两类，一是朝廷组织的，二是民间组织的。以前者而论，宋太祖在军中曾下令角力比赛，增强士兵体质，卓异者可得到提拔，“渐增俸缗”，待遇提高。统一天下后，更从各州选拔健儿成为职业相扑手，仍为军队建制。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岳飞，也都很重视用相扑练兵。
再一种是民间相扑手，或为谋生表演，或在农闲时相扑，自娱娱人。南宋文人吴自牧的名著《
梦粱录》卷二十“角”条记载说，在街头相扑时，往往先由女相扑出来表演几个回合的“对打套子，令人观睹”，也就是拉场子，“然后以膂力者争交”，也就是男相扑出来交手。值得一提的是，宋代相扑，不仅男子上身赤裸，下身也仅以布带遮羞，而女相扑手，虽下身穿裤，但上身也是袒露的，在今人看来，是何等开放！北宋嘉年间上元节时，皇帝还曾公开观看女相扑表演。直到南宋末年，女子相扑仍风行如故。《
梦粱录》卷二十还记载了杭州著名女相扑赛关索、嚣三娘、黑四姐等人。
宋代还风行小儿相扑。1980年江苏镇江市大市口出土五个反映宋代小儿相扑状的捏像泥娃娃，经过烧制，淡彩绘，两个小儿相扑而倒，笑容可掬，中间坐着的小儿，一本正经地充当裁判，另两个站着的小儿，目不转睛地看着相扑。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代相扑在民间广受欢迎，虽三尺童稚也不例外。后代一直传承，明朝中叶田艺蘅写道：“今小儿俯身，两手据地，以头相触，作牛斗状者，即古角之戏。”
宋代历史文献对于相扑的有关记载，都比较简略，缺乏相扑现场情景的描绘，使我们难以感受到相扑时紧张、热闹的气氛。值得庆幸的是，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第七十四回“燕青智扑擎天柱”的故事，弥补了这一不足。有学者认为，“《
水浒传》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宋代市民生活。在《
水浒传》中所看到的相扑场景，比历史著作记载要生动得多”。所见甚是。燕青，小名小乙，友人都喊他小乙哥，绰号浪子燕青。《
水浒传》“燕青智扑擎天柱”这回书，艺术地浓缩了宋代地方政府举办的相扑打擂情景，突出人性关怀，重视生命价值，燕青更是视赏物如草芥，使时人及后人把奖牌看得至高无上者，应感汗颜。比赛在山东泰安州泰山岱岳庙举行，知州亲自到场，让一个年老的部署（按：北宋前期临时委任的大军区统帅，称部署。这里的部署，当为泰安州军事主管）主持赛事。知州、部署见绰号擎天柱的任原高大威猛，燕青瘦小俊秀，都劝告燕青弃赛，不要枉送性命，知州甚至对燕青说：“山棚上应有物件（按：观众赞助的各种奖品），我主张分一半与你，你两个分了罢。”燕青却说：“相公，这利物（按：奖品）倒不打紧，只要翻他，教众人取笑，图一声喝彩！”真是光明磊落，句句掷地有声。比赛开始后，不到三个回合，燕青即以轻盈矫健的身手，高超的技艺，将自命天下第一、狂妄透顶的任原摔下赛台，“擎天柱”成了“狗吃屎”，“看呆了”数万观众。
●赛龙舟、看表演
赛龙舟，即龙舟竞渡。龙是我国先民的图腾，象征着神圣、勇敢、伟大、吉祥。关于赛龙舟的起源，学术界看法不一，在笔者看来，初始阶段，无疑是为了驱瘟逐疫，后来在荆楚地区，则演变成纪念屈原，在吴、越地区，则演变成纪念伍子胥、勾践。但唐朝以后，屈原的爱国主义悲剧形象，越来越深入人心，龙舟竞渡纪念屈原，由荆楚走向全国，为人们广泛接受。
其实，龙舟竞渡也不仅仅局限于纪念投江自沉的爱国诗人屈原，这项体育活动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且在演变过程中，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间，不断加上新文化元素，成了盛大的文化节日，竞渡者、观赏者，都享受了文化大餐，受到了艺术熏陶，称得上我参与，我快乐。
龙舟本身就是个精美的艺术品。绝大多数龙舟都在船头上安装龙头，是木雕彩绘的精品。在云南白族地区，以及台湾，则在船身上画上彩色的龙凤，更显吉祥、和谐。在富庶的江南地区，以及某些官府，特别是宫廷制作的龙舟上，更建有楼阁，雕梁画栋，熠熠生辉，观者无不惊叹，一饱眼福。
南方多水，江河湖泊都是龙舟竞渡大显身手的所在。如闻名天下的杭州西湖，宋人耐得翁的《
都城纪胜》即载谓：“西湖春中，浙江（按：即钱塘江）秋中，皆有龙舟争标，轻捷可观，有金明池之遗风。”明代万历年间杭州人张瀚记载，“竞渡惟留都（按：南京）为盛，闽中次之。一舟可容十人，大者可二十人，鼓而前，顷刻数里，往来如飞，以先后为胜负。近年西湖亦效为之，然行不能疾。以彼皆长江大溪，故能纵横竞逐乃尔。”由此我们知道，龙舟竞渡在明代发展的走势：南京最火，福建次之，杭州实际上是恢复历史传统而已。
明清之际杰出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在西湖看龙舟竞渡即达十二三次之多，以后又相继在无锡、瓜州、金山寺看竞渡，他感到“西湖竞渡，以年竞渡之人胜，无锡亦如之”。这就是说，在杭州、无锡等山温水软的温柔富贵之乡，看竞渡的人最多，也就是参与者最广泛。而瓜州是长江北岸的渡口，形势险要，浩浩长江，苍苍莽莽，奔腾东去。客商云集，文化繁盛。这种地域特征也鲜明地反映在龙舟身上。
张岱生动地写道：“瓜州龙船一二十只，刻画龙头尾，取其怒；傍坐二十人持大楫，取其悍；中用采篷，前后旌幢绣伞，取其绚；撞钲挝鼓，取其节；艄后列军器一架，取其锷；龙头上一人足倒竖，掂掇其上,取其危；龙尾挂一小儿，取其险。”瓜州龙船的特色是何等鲜明！
湖北沔阳县城郊小莲池的龙舟竞渡，也很有地域特色。小莲池是沔城城东的湖，有百亩水面，池的西北角有半球形小屿“珠子台”，素有“水涨台涨，水落台落，永不沉没”的神奇传说，是竞渡时争夺的目标，看哪条龙舟先到达小屿，或划船水手先跳上小屿，就算胜者。
参加竞渡的有九条“真龙船”，实际上就是历史上形成的五门四码头，城里的四门为一方，城外的四码头加九贺门为一方，展开竞赛；船体上刻有或画有鳞角。特别有意思的是，“竞赛规则，既没有行政部门的规定，也没有中间人的公证和裁判，而是历史上形成的相约为俗，经久成章。”龙舟下水和上岸，都有仪式，码头上旌旗林立，放铳放鞭炮，赛事将终时，各船放雄黄炮（按：较原始的焰火）。胜者并无锦标奖赏，只是桡手吃酒席，输者只好打道回府而已。故百姓戏称“赢了吃包子，输了吃黄瓜”。在五月十三日至十五日的赛事期间，四镇八乡的人们涌向小莲池赛场，人山人海，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龙舟竞渡之日，也是文艺演出之时。在浙江余姚，“三江口观龙舟竞渡，有石堰、河堰、马头沿江一带40多只龙船参加，每只龙船五彩陆离，鳞甲锋利……还有大型龙舟上扮演虞初故事，院本俗演，观者夹江如堵。”在苏州，龙船的“头亭之上，选端好小儿装台阁故事，俗呼龙头太子，尾高丈许，牵彩绳令小儿水嬉。有独占鳌头、童子拜观音、指日高升、杨妃春睡诸戏”。顾禄是道光、咸丰年间的苏州文人，他在另一部著作中，还记录了江北的杂耍艺人，他们擅长软硬功夫、十锦戏法、象声（即相声）、间壁戏、小曲、连相（莲湘）、灯下跳狮、烟火等技艺，“每岁竞渡市，合伙驾栏杆驳船，往来于山浜及野芳浜等处，冀售其技。每至一舟，则必葛袍缨帽，手递戏目，鞠躬身喏于前舱。搬演一出，索值一二百文不等。”显然，杂技艺人的加入，无疑增加了龙舟竞渡的文化色彩、欢乐气氛。
龙舟竞渡大概在明代传入台湾，很受台湾百姓的喜爱。道光初年台江水域淤塞成陆地后，年年的端午竞渡就改在台北的淡水河进行，俗称“扒龙船”。船长通常约五丈，宽约四尺五寸，高一尺五寸，船身绘有彩色龙形，比大陆的船稍小，旗手兼司金鼓。龙船有不少禁忌，无非是求吉利。端午节开赛前，有拜龙船、迎龙船等一系列活动，可谓竞渡的前奏曲。在端午节早晨，各船赛员都要在龙船前集合，烧香祷神，发誓在比赛中以正当行为获胜，决不做不忠不义之事。这就充分表明，国人是何等重视比赛的文明，不搞歪门邪道，显示了民族精神的自信、刚正。比赛开始后，“在点点急促的锣声中，但见数十只桡桨步调齐一，倏起倏落，在碧绿的水面上飞溅起千百条雪白的浪花，催逼着一条条细长的龙船如飞前进，其情形确属壮观。”在“扒龙船”结束那天，“各剧班及乐团，都雇了大船，盛事彩饰，在淡水河中作一日雅游。岸上则有四平、乱弹、布袋戏等各种杂剧，吸引了远近游人无数”。这就再一次表明，龙舟竞渡作为一项体育活动，其文化内涵，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人们参与赛事的全过程，比看到谁赢谁输的结果，重要得多，成千上万的人，在享受了这种丰富多彩的文化大餐后，真正感到普天同庆、赏心乐事。
●牛亲家、牛大舅
牛是人类最早驯养的动物之一。历史进入农耕时代，更是农家必不可少的家畜，耕地、拉水车等，主要靠牛。牛聪明，通人性。但牛亦甚固执，难容同类，尤其对不相识之牛，必欲争斗。人们正是利用牛的这一习性，教唆它们相斗，才形成斗牛赛事。始于何时难以确考，从传世的汉代画像雕砖来看，汉代的斗牛已很流行。国人的精神传统深受儒家、佛教的影响，特别爱惜生命，包括动物的生命，主张连蚂蚁都不能踩死，况堂堂水牛乎！因此，像西班牙那种斗牛士在牛身上插着数把剑，必欲置牛于死地而后快的斗牛节，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很耐人寻味的是，云南博物馆藏有一幅明朝人画的斗牛图，二牛势均力敌，难解难分，双方牛的主人唯恐牛受到伤害，一方用绳套住牛腿，数人用力后拉，想将牛拖走；另一方主人也赶紧将粗绳打个“捉牛结”，准备套在牛腿上，向后拉，不让二牛再斗；一人手持长竹竿，大声呵斥，叫牛不要再斗。而看斗牛的人群，有的唱歌跳舞，有的喝酒嬉闹，气氛欢乐、热烈。此画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牛斗的场景。
与这幅斗牛图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清朝后期出身海宁世家的文士陈其元对金华斗牛的记述。他曾担任金华训导（按：官名，县衙主管教育长官的副手，管理教育生员），亲自观看了金华斗牛的全过程，写下《婺州（按：金华）斗牛俗》一文，真实生动地记录了斗牛的详情，是一篇非常精彩的短篇报告文学。现将此文节引如下：
金华人独喜斗牛……每逢春秋佳日……辄有斗牛之会，先期治觞延客，竭诚敬，比日至之时，国中千万人往矣……沿田胜皆搭台，或置桌凳，以待客及本村老幼妇女……牛之来也，鸣钲前导，头簪金花，身披红绸，簇拥护之者数十人。既至田中，两家各令健者四人翼其牛，二牛并峙，互相注视，良久乃前斗，斗以角，乘间抵隙，各施其巧，三五合后，两家之人即各将其牛拆开，复簇拥去。观者不知其胜负，而主之者已默窥其胜负矣。胜者亲友欢呼从之，若奏凯状，牛亦轩然自得，徐徐步归……斗胜之家，张筵款客，高朋满座，主人轩眉攘背，矜其牛之能……言之津津，几忘乎我之为牛，牛之为我焉。其蓄牛也，卧以青丝帐，食以白米饭，酿最好之酒以饮之……牛所买米之家，呼之曰“牛亲家”，豢牛之牧童，名之曰“牛大舅”，其真正儿女亲家，亲之不若与牛亲家亲。
看，这样的斗牛，是多么富有人情味！胜者并无奖品，不过争个荣耀，图个乐子，“牛亲家”、“牛大舅”的称呼，让人忍俊不禁，甚至“牛亲家”比自己的儿女亲家还亲，多么富有喜剧色彩。我相信，只有古老的中华文明，才能孕育出如此富有人文气息的斗牛节，我们有理由感到自豪。
（摘自8月7日《光明日报》。内文小标题有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