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2008年8月上选载了王南方的《<星火燎原>背后的故事》一文,受到读者好评。本期，我们约请王南方等对曾主持《星火燎原》等一大批共和国红色经典出版物编辑工作的解放军出版社原顾问黄涛事迹进行了追忆，以读者。
黄涛是我军第一位载入由中宣部编辑出版的《编辑家列传》的人，也是我军第一位国家出版界最高奖——韬奋出版奖获得者。几十年来，他主持编纂了我军第一部英雄传、第一部烈士传，以及第一部中国古代和近代军事史、中国第一部大型革命回忆录等重要图书，他领导创办了第一本革命回忆录杂志和第一本面向部队青年官兵生活的杂志，还组织开设了全国第一家大型军事书店……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他所挚爱的军事出版事业，为弘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本刊发表的这篇通讯，让我们领略了这位著名军旅编辑家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8月9日，一位痴心传承红色经典的老军人——黄涛，在走过了他人生的88个春秋后，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病床边还放着几份没有来得及看完的稿件……
信念不变，一生痴情编著红色经典
2007年11月7日，黄涛被确诊为膀胱癌晚期。当他得知自己的病情后，急切地对守在病床前的老伴马艳秋和儿女们说：“你们快去把出版社领导给我找来！”
很快，解放军出版社领导赶到医院。黄涛无限遗憾地说：“组织上交给的事情我还没有完成好，由于种种原因，《星火燎原》在编辑中还存在一些缺憾，我想了这么几条重点的，交给你们，再版的时候请一定做出订正。”说着，他伸出颤抖的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了写好的字条，郑重地交给了出版社领导。
“人都到了这个时候，想的还是编书。”看着有“军旅书法家”美誉的黄涛，因为重病写得歪歪扭扭的字，再回想起黄老的往事，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时间回溯到1956年7月，为纪念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出版一部反映我军30年革命斗争历程的回忆文集《星火燎原》，此项重任交给了时任总政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的黄涛分管。《星火燎原》编辑部成立之初，主要工作由部队抽调的两位编辑具体负责。没想到，在一年之内，应征稿件就达3万多篇，其中被选送到编辑部的就有11610篇。编辑部的采访、编校、修改稿件的任务日益繁重和紧迫，经上级批准，黄涛辞去宣传处长的职务，全身心投入到《星火燎原》的编辑出版工作中。
《星火燎原》编辑部属于临时性单位，一没正式编制，二没正规办公室，黄涛他们就四处“打游击”，办公地点先后从总政办公大楼搬到广安门、西山八大处等地。面对重重困难，黄涛跟大家一块儿加班加点，一块儿撰写修改文章，从来没有打过“退堂鼓”。这项“临时性”的工作，黄涛一干就是26年。
《星火燎原》先后发行600多万册。其中《朱德的扁担》、《一袋干粮》等36篇作品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有10余篇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编辑部还产生了王愿坚等一批知名作家。
“党交给我做这么重要的工作，我没有理由不把它做好。”这是黄涛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文革”期间，《星火燎原》编辑部被遣散，黄涛也受到迫害。在被关进“牛棚”的头一天晚上，他叫过大女儿黄长江说：“你是家里的老大，除了要带好弟弟妹妹们，爸爸还有一件事要交待给你，你一定要保护好那几本《星火燎原》和其他所有的资料。”第二天，黄涛上班后就再也没有回家。懂事的女儿忍住悲痛，掘开家里的地板，按照爸爸的嘱咐把有关《星火燎原》的资料全部埋到了地下，这批珍贵的资料由此躲过了浩劫。1992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选集，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再次出版了《星火燎原·未刊稿》。
《星火燎原》的恢复出版，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红色旋风”，《星火燎原》也成为解放军出版社的一个知名品牌，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许多老编辑都说：“如果没有黄涛的策划和把关，没有他那种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精神，没有他的冒险保护和坚持，《星火燎原》这部丛书就不会有今天的命运。”
1987年12 月，年届67岁的黄涛被批准离休。按说，他的工作应该划个句号了。可他说：“句号放大了就是零，零就是一切从头开始，我还能编书。”离休20多年来，黄涛始终没有停下手中的工作。在解放军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黄涛先后主编过《中华爱国英杰辞典》、《苦斗十年》、《解放军烈士传》、《革命烈士传》等一系列讴歌英雄的书籍。他还主持编辑出版了《硬骨头六连》、《朱伯儒》、《张华》、《张海迪》等一批反映新时代英模群体和个人先进事迹的书籍。他主编的《志愿军英雄传》、《星火燎原》等革命史传著作是目前我军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影响最深远的传记文学作品，黄涛也被誉为我军史传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使命不变，一生热忱传播革命传统
一段时间以来，戏说历史、恶搞英雄成了某些不负责任媒体生存的依赖，经常以所谓“亲历”、“纪实”、“秘闻”等形式刊载有损英雄形象的文章。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张华等英雄都成了它们猎奇的对象。有一次，一家杂志社的编辑约黄涛写一篇《〈星火燎原〉诞生记》，特别提醒他将“文革”期间的风风雨雨写得“花哨”一点，具有揭秘性、猎奇性，说这样才有卖点，并许以大篇幅刊登和丰厚稿酬作回报。黄涛不客气地说：“宣传《星火燎原》是好事，但根据我所掌握的资料，恐怕达不到你的要求。”
这种现象，引起了黄涛的警觉，一有机会他就大声疾呼：“反映老一辈革命者不朽精神的红色经典，应该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这关乎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当今价值观念多元化，特别是年轻人思想非常活跃的时代，我们的红色经典亟须重新整理和编辑，以占领主流思潮的阵地。”
黄涛旗帜鲜明地去说，更脚踏实地去做。多少年来，他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方式宣传推广红色经典。每当出版社有新的革命英雄传记等图书出版，他都要自费购买一些，在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时，作为礼品赠送给新老朋友。他还亲自撰写署名文章，介绍新出版的革命英雄传记图书。2005年，《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出版后，为了更好地向广大读者介绍这部新书，他不顾年老体弱，多次接受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记者的采访。有一次，事先约好了要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直播间作嘉宾，但由于过度劳累，他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医生和家人都劝他推掉这次采访，可他坚决不肯。老伴拗不过他，只好陪着他来到广播电台，带病接受采访。
黄涛反对“拿经典制造卖点”，但他懂得红色经典图书只有销售出去才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他倡导英雄事迹的宣传要与时俱进，只有把红色经典的宣传大众化，才能更好地让英雄事迹深入人心。因此，他在后来编纂《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和《解放战争英雄传》时，积极主张开本要采用当时图书市场刚刚流行的十六开，并且在版式和印制等方面都要与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审美情趣相适应，并在书中增加了大量引言、解读、插图和背景资料等，做到了图文并茂。出版界专家们评论说，能把革命历史题材图书做得这么精致时尚，实属不易。200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时，经他和同事们的努力，这套丛书的装帧更精美，版式更新颖，设计更独特，并入选“2007年度全国十佳图书”。
职责不变，一生不能留下历史遗憾
2005年，黄涛已是85岁高龄，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两只眼睛做了人工晶体，一双腿和右肾都安了支架……可谁也没有想到，他靠着坚强的意志开始了人生的又一个出版工作的黄金时期。
黄涛深情地对出版社的领导说：“有离休的岗位没有离休的党员，当年我参加革命是为了推翻‘三座大山’，晚年我要完成三件大事。” 他所说的三件大事就是强烈要求参与《红军英雄传》、《中国共产党抗日英雄传》、《解放战争英雄传》丛书的编辑出版工作。他说，我今生今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让这3部书成为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和建军80周年的献礼图书。社领导何尝不想让黄涛担纲此项工作，可考虑到他疾病缠身，又有谁忍心这样做。大家都劝他好好休息，保重身体要紧。黄涛恳切地说：“这一段历史我熟，我来牵头做这项具体工作，能节省很多时间，这是一项传承红色经典的工作，时不我待呀！我中午吃了两碗饭呢，身体好得很！”社领导拗不过他，只好答应他的请求，但提出不能超负荷工作，并给他配了3名助手。
黄涛虽然年事已高，可工作标准不降。他始终坚持“三编”成书的程序：第一步试编文稿，将初稿打印出来听取各级领导的意见，送军事科研单位审核；第二步将改编稿打印，分送英雄所在部队，请官兵们提出修改意见；第三步再将试编稿（即基本成稿）通过座谈会等形式听取社会各界的反映。黄涛不止一次在编前会上讲：“回忆录虽然是作者亲身经历，但时隔多年，也难免有记忆误差。编辑工作不能完全依赖作者，对文中的时间、地点、人名、事件的提法和观点，须一一核对。主要依据是党的文件决议、他人回忆录、档案资料、工具书等；有些地名还要和过去的地图、现在新出版的地图核对；最后还要和作者沟通，一丝不苟地订正。”
黄涛的严谨是出了名的。红军长征中使用过一种叫梭镖的武器，但很多文章都将“镖”写成了“标”。为此，他翻阅了30多个版本的辞海、辞典，认定从武器的角度来讲，用“镖”更为准确，并及时向出版社编辑人员作了通报。在编纂一部英雄传时，打字员把一个反面人物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黄涛用红笔将错误的地方更改过来，并在小样上写道:“编写英雄传，一定要细之又细，不能出半点纰漏，就是汉奸特务的名字也不能搞错。”
对再版图书回头看，是他倡导的职业习惯。近年来，出版社再版一些图书时，都能收到黄涛的修订意见。当再版一部获奖图书时，责任编辑感到这本书已经获了大奖，是一部精品，不必修订。正准备交到工厂付印，黄涛送来了10多处修改意见。得知这是黄老刚刚做完白内障手术后写的意见时，编辑深受教育和感动。黄涛常说，“眼睛看不清，不能思想看不清。出版工作是铸造精神支柱的，编书应该少留遗憾，多留青史。”
为了纪念建军80周年，出版社决定要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黄涛马上又来了精神，可这时他已经住进了解放军301医院。老伴劝他把身体养好。黄涛说：“《星火燎原》全集正在编辑，我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帮他们从头到尾梳理一遍。”从知道病情的当天开始，黄涛就坚持要求出院。老伴和孩子们都无可奈何，他们只好把住院部的领导请过来做工作，可仍然无济于事。直到三女儿把《星火燎原》的书和相关资料都送到病房来了，黄涛才安下心来。由于经常有人来探视，黄涛不能静心处理书稿。加之，送来的一些资料不完全对路子，黄涛还是决定出院。第二天，他就在家中抱病开始整理《星火燎原》。
但20多天后的2008年1月20日，黄涛因尿血再次被送往解放军301医院重症监护室。上一次出院时，医生就告知过亲属：膀胱上生长着3×3cm的恶性肿瘤，一旦涨破而出现大出血就没有抢救的可能性了。经过3天监护和救治，黄涛的病情再次好转，转入普通病房。
经过这次历险，黄涛感觉到了身体是革命本钱的内涵。他说，我的心愿还没完成呢，必须保证身体不能垮。于是，他每天吃药、打针非常按时，从不马虎。他管吃药叫补充能量，说喝冲剂是最好的饮料。
黄涛为红色经典的传承，付出了多少艰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因为从他那不知疲倦地眼神和始终微笑的脸庞，看不到一丝疾病给他带来的痛楚，让人感受到的只有欣慰和快乐。近年来，由于身体多病、虚弱，他不能到出版社主持编辑会议，他家里的电话就成了出版社的热线，编辑们有什么难题随时可以打过来，有时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他家的客厅也成了编辑部的会议室，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星火燎原·未刊稿》时，作为最了解和关心这套丛书的人，他提出的几十处修订意见就是在这里向编辑人员交待的。因长期伏案与桌子磨擦，黄涛身上穿的毛衣袖子都被磨出了大窟窿。他右手几个指头，由于长年累月握笔，已很难伸直，二拇指也严重变形。实在无法伏案写作，就由他口述，孩子们记录。
黄涛生病住院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部队的官兵牵挂着他的安危。住院期间，航天英雄杨利伟赶来了，英雄试飞员李中华赶来了，见义勇为英雄徐洪刚也赶来了……他们深情地说，我们都是读着黄老编著的老一辈英烈故事成长起来的。
目前，由黄涛主编的《解放军英雄传》等10余部书稿已编齐并交付出版社陆续出版。《星火燎原》全集已作为向建国60周年的献礼工程，将于明年国庆节前出版发行。病床上的黄涛得知这个消息后激动不已。他说：“要是我能活到那一天，带上一套《星火燎原》全集上路，我这一生就没有遗憾了。”
本色不变，一生不做愧对英雄的事
“执笔写英雄，躬身学英雄。”这是黄涛早些年工工整整写在《星火燎原》一书扉页上的一句自勉的话，更是刻印在他心灵深处的人生信条。他说最脸红最后怕的事就是去世后，别人背后议论自己“干为英雄立传的活，做给组织抹黑的事”。
他在正师职岗位上干了近30年，从没有因个人职级待遇问题找过组织。离休前，老伴让他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反映一下，他说：“加入党组织就是干革命的，我只有为组织工作的义务，没有向组织伸手要待遇的权利。” “文革”期间，黄涛被迫害关进了“牛棚”，老伴也被迫去接受“改造”了。黄涛在太原一中读书时的同学吴效闵，时任某军军长。来北京开会时，顺道看看老同学，不曾想只有4个哭哭啼啼的孩子在家。吴效闵就将接近参军年龄的老大和老二带到云南当兵去了。吴效闵病故后，他的老伴联合其他几个同学的老伴找到黄涛，希望他出具他们在太原一中参加学生运动的证明，并提出将参加学生运动的时间算成是参加革命的时间，以此获得红军待遇。黄涛却实事求是地说：“我们参加革命前仅参加了一次学生运动，在学校主要是参加学生读书会，这只是革命的外围组织，我们没有为组织上做多少工作，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我觉得这个证明我不能出，我想效闵他们在九泉之下也会理解的。”
有一天，黄涛的大女儿黄长江突然接到部队安排她转业的通知。她哭着跑回家对爸爸说：“我舍不得脱军装，您要帮我跟领导说说，我是革命军人的后代，要求在部队工作不过分吧！”黄涛虽然也很希望女儿能够继续留在部队工作，可是他知道这是组织的决定，就平静地对女儿说：“孩子，你的要求并不过分，但是组织上已经安排你转业了，爸爸就不好再开口跟部队提要求了！”爸爸的拒绝让黄长江更加伤心，连饭也没吃又哭着返回了部队医院。当时，她所在的科室主任就是著名的好军医华益慰。华益慰了解了这件事后，感到她是个好苗子，走了可惜，就主动协调上级有关部门，把她留了下来。现在，黄长江已经是该医院著名的外科副主任医师了。
黄涛唯一的儿子黄海洋，在总参下属的北京某干休所任职。到了2002年，他已经在正团职岗位上工作7年了。有一天，领导找他谈话说，组织上打算把他平调到总参石家庄干休所任政委。儿子征求爸爸的意见：“能否跟组织上说一声，爸爸妈妈年岁大了，我留在北京工作便于照顾你们。”黄涛对儿子说：“爸爸妈妈参加革命大半生了，从没有对组织说过一个不字，现在组织上安排你到石家庄工作，是对你的信任，北京有你姐姐照顾我们，你就放心吧。”在爸爸的支持下，黄海洋很快离京赴任，而这一去就是6年。
黄涛的二女儿黄小燕从部队转业后，在北京市公交汽车公司下属的一个汽运大队做队医。北京公交极为繁忙，她常常要帮售票员卖票，冬天两只手冻得裂开了口子，夏天车上热，经常满身是汗。黄小燕想通过爸爸的关系换一份工作，或是到解放军出版社当一名职员。这些黄涛看在眼里，也很心疼，但他还是对女儿说：“孩子，你想过没有，爸爸如果动用关系过问了你的事，管得了一次，也管不了你一辈子。而只要有过这么一次，爸爸就一辈子对不起党，对不起那些先烈们！”
在黄涛被确诊为晚期膀胱癌后，检查时做一项PECT要花11920元钱。他知道后懊悔不已地说：“这样花国家的钱，我心痛！”黄涛的医药费是实报实销。而且，需要做哪些检查是医生根据病情决定的。但他却说：“那是国家的钱，是人民的血汗钱。”由于长时间尿血，他的营养已经跟不上了。医生提出要他补充营养液。为了安慰医护人员，黄涛故意做出吃饭很香的样子，说：“能吃饭营养就能跟上，用不着吃贵重药。”三女儿黄圆圆哭着求他：“爸爸，您这是何苦呢？不花国家的钱，咱花自己家钱行吗？您喝点，对身体有好处，我们不能没有爸爸呀！”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之落泪。
黄涛获得“韬奋出版奖”后，把全部奖金捐赠给解放军出版社，设立“星火燎原奖”，奖励年轻有为的编辑。他还把个人省吃俭用的工资捐赠给家乡小学，设立“星火燎原助学金”。受捐单位想给他立块石碑，刻上他的名字，他却说什么也不答应，反复强调说：“和牺牲的烈士比，这算得了什么！”
这，就是一名老共产党员的清白人生，一个一生传承红色经典的军旅编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