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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赵子（山东青岛）
       偶拜读了贵刊今年12月之选刊版，认为质量不错，深度、广度跟力度都加强了。不过，也存在小错，如张鸣的《不识字的好处》中，“看手上有没有老趼”的“趼”，此处最好写作“茧”。“中国是唯一一个长时间完不成……”的“中国”，应写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乃“中国”是抽象些的。另，王春瑜的《人安为宝》中，“明人都印”应为明人都“卬”。“卬”乃一字，为“仰”之古字。
       关于专栏“名家小辑”，建议扩展人选范围。像近来火起来的高官作家俞可平的几篇文章就可以辑于此处，如《民主是个好东西》、《民主是陀螺》等。另外，台湾作家龙应台应多介绍，如龙应台、皮介行等，都应作“小辑”，他们的视角有足以开拓大陆作者的视角之作用。
       李志远（北京）
       读《网络趣语》一文（载本刊2007年第12期），不由高叫一声：“好，真好！”老伴吃惊之余，抢去一读，也连声说道：“是好，的确是好！”
       好就好在，该文短小精悍，含金量高，正体现了杂文特质的要求。全文仅400余字，17个自然段，每个自然段仅有一两句话，却都可以独立成章——点出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且形象生动，引人会意一笑，又深长思之。
       例如：“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想想现实，真是这么回事，如今有文化的流氓还少吗？流氓而有文化，欺骗性、危害性则更大，所以才可怕。以此为题，完全可以写出一篇一两千字的杂文，可在这里，一句话便解决问题，而余韵留给读者去品味，其效果自然更佳。
       再如：“孩子把玩具当朋友，成人把朋友当玩具。”在物欲横流、人心浮躁的当下，少有不把朋友当玩具的。我们还到哪里去寻找友谊呢？所谓朋友，不过成了互相利用的对象，目的是获得名利而已。名利到手，朋友可以互相视同陌路；为了名利，朋友可以彼此反目。如此，朋友岂不变成随意摆弄的玩具？
       除了该文，同期杂志刊发的《新世说·亡天下》、《人生如果是十分》、《叫我怎样才能熬到第三年》等，也都是这类好杂文，所以，同样激起了我的读兴，使我百读不厌，令我在艺术享受之中开启心智。
       相形之下，近来有些报刊的有些杂文，越写越长，甚至有的洋洋数千言，占了报纸的半个版面，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展示其分量。事实上，效果恰恰相反。有的长篇大论，几近于学术论文或报告文学，而习惯于读杂文的群体，不说是“见长色变”，也会是一目十行地一掠而过，还有多大价值可言？而且，媒体版面有限，长文无疑会挤占短文的位置，于繁荣杂文创作有害无益。
       另，读了《天下只有三件事》一文（载本刊2007年第10期），觉得颇不是滋味。该文说，“天下只有三件事”：一件是“自己的事”，一件是“别人的事”，一件是“老天爷的事”。平心而论，该文对天下“悠悠万事”作了高度概括，很精炼，甚至堪称经典。然而，在如何对待“三件事”上亦即文章的结论，却着实不能苟同。请看，结论一，“人的烦恼就是来自于：忘了自己的事，爱管别人的事，担心老天爷的事……”；结论二，“要轻松自在很简单，打理好‘自己的事’，不去管‘别人的事’，别操心‘老天爷的事’。”我反复琢磨，觉得该文结论，绝不是什么“反讽”，而是很正面地给世人“解惑”啊！很显然，其所宣扬的，是典型的洁身自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那套消极庸俗的玩艺！可如此一来，为国为民的忧患意识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高尚风格呢？为抗争自然灾害而刻苦学习和钻研的可贵精神呢？这些，如果统统都不要了，那么，到头来，世界将变成一个天然动物园，没了人类文明，丛林法则大行其道，弱肉强食，谁还能"轻松自在"得起来么？岂不荒谬之至！
       《天下只有三件事》，虽然是不足250字的小文，但其副作用并不小，以至连我这一把年纪的人，读后也差点儿受了感染：是呀，我在这里，对人家提出批评，是管了“别人的事”，真担心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烦恼”呢？因此我想，类似这样的文章，今后还是不见不读的好。
       李查德（云南昆明）
       贵刊2007年第11期《请告诉民众为什么》一文就“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查处提了几个问题，很尖锐，也很直白。不过，正因为如此，这些问题是不会有人出来回答的。
       依我看，不管是谁拍的板，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权力，“网开一面的办法”明摆着就是典型的人治。如果总有“网开一面”，代表法治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岂不只有鬼才相信。
       苏轼在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中就主张“立法贵严，而责人贵宽”，以“仁义忠厚”为刑赏的出发点和归宿，可谓一篇“网开一面”的理论专述。但以己愚见，这只能理解为是专制社会下的一种统治手段，万不能拿来当做执法的标准。
       一个成熟的法制社会，其法律的常态应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准确。不该有什么宽严之分，更不该有“教育为主，惩罚为辅”之类“网开一面的办法”。而且，在此常态下，“权力配置”及“运行程序”都不可能出现“失去制约的制度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