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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看待举国体制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总数居金牌榜第一。无疑，从金牌的角度看，这次奥运会是中国人辉煌的盛会。中国奥委会的官员说，此次奥运会中国的金牌数量，说明举国体制还是有效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官员的这话并不错。历史上落后国家发展体育运动，采用集中国家力量，重点示范的做法，对于快速引进、快速提升这些运动项目的水准，的确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重点培养的少数精尖运动员，甚至可以通过这种培训，在短时间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的竞技水平。当然，这也是举国体制为人诟病的所在，认为这种以国家力量职业化地培养少数运动精英的做法，只是造就了一个竞技大国，而非体育大国，国民的体质和运动水平并不会因此而提高。
       但是，凡事得历史地看，现代体育运动，毕竟发源于西方。绝大多数运动项目，落后国度的人们过去连听都没听说过，更不用说喜欢并参与其中。这些后发国家要想在体育运动方面迎头赶上，势必要走一些超常规的道路，举国体制就是一种。这种体制，也许在采用之初，操作者的确有把国家荣誉而非国民体质放在第一位的考虑，通过这种体制，迅速地提升国家的竞技水平，从而为国家争得荣誉，进而提升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士气。
       从结果上看，这种体制不仅可以为国家争荣誉，对各个运动项目的引进和推广也有很大作用。事实是，只有国家引进这些运动项目，而且参加国际比赛得到好的名次，这个国家的媒体才会转播宣传，老百姓才会关注。以国人一向引为骄傲的乒乓球为例，这种今天中国几乎城乡随处可见的运动项目，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洋玩意，是西方人把网球搬进室内的产物，被称为tabletennis——桌上网球。乒乓球运动，中国也是举国体制，不仅养人，集中训练，而且专门设置了陪练运动员，专门模仿各国可能的对手，进行针对性训练。可以说，这是举国体制的顶峰。这个体制实行这么多年来，中国的乒乓球运动也的确上去了。不仅精英打得好，雄霸世界乒坛多少年，害得国际乒联主要的任务就是考虑怎么让其他国家也有出头之日，屡次修改规则，限制中国人；而且运动也得到了普及，刺激了这项运动的全民性开展。
       举国体制虽然有效，也有好处，但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种体制毕竟只应该是一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体育运动的目的，不是国家的荣誉，而是人的发展。再有效的举国体制，也只是一种体育事业的引子，终究要向全民体育和市场化的方向走。举国体制，至少目前还是后发国家一种比较昂贵的奢侈品。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国家，运动员开展某项运动仅仅是出于业余爱好，或者变成了商业化的职业运动员，那么，举国体制作为一种国家性的制度安排，就可以走进历史博物馆了。
       （摘自8月23日《中国青年报》）
       体育明星从市场经济中学什么？
       刘翔因伤退赛所引起的震撼，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消逝。刘翔的商业活动，还是人们争议的焦点。
       我希望经过这一事件，中国的公众和刘翔本人，都不要学错了东西。刘翔的商业活动很成功，身价千万。这不仅给他自己，也给中国田联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我一贯主张，中国的体育必须摆脱计划经济的模式，摆脱现在这种体校、专业队的国家包办体系，走商业化的道路。具体而言，就包括运动员自己创造自己的市场价值，吸引大量赞助商，用商业收入支付自己及教练医生等整个团队的费用。中国守着这么大的市场、这么高速发展的经济，体育应该创造自己的商业生存空间。在这方面，刘翔和姚明作为先行者功不可没。
       不过，作为先行者，经验总是不足，犯错误的机会也大。特别是刘翔全无姚明的条件。后者寄身于NBA，有一套现成的制度和习惯可以学。刘翔则必须自己摸索商业化体育的路径。这次比赛后，他和他的团队中的人士都表示，自己让大家失望了，人们怎么骂都理解接受；但是，对于所谓赞助商“阴谋论”的谣言，实在是难以接受。可见，他们对于一个商业化的运动员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还是不甚清楚。
       必须申明，我个人不信这样的谣言。因为赞助商如果真这么精明，就不会在他身上下这么大的赌注。不过，无风不起浪。事情出得太突然，让人们猜测也在情理之中。刘翔应该明白:这么多企业在他身上投资，他实际上就是一个风险极大的股票。或者说，他个人就是发放这一股票的公司的CEO。看看华尔街的规矩就知道，任何上市公司，都要经过各种财政审核，按季度向投资人报赢利、解释运营情况、回答各种问题，并且发布自己对赢利前景的估计。这中间有任何弄虚作假，都可能负法律责任。有了这种透明性，股市才可能有效地运行。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大公司的CEO，在没有到报季度赢利的时间抢先出来唱低自己公司的股票，比如说什么赢利前景不乐观等等。这样做的目的，是宁愿让自己的资产缩水也必须给投资人合理的预期。刘翔除了比赛外，要学会做这样负责的CEO。比如，当媒体拼命炒作自己将在鸟巢夺冠、赞助的价码越来越高，而自己伤病缠身、对前景并无把握时，就应该向负责的CEO一样面对投资人，降低人们对自己的预期。这样，短期内收入也许少些，但长期来看信誉更好，反而容易引来投资。比如，如果几个月前就告诉公众脚的状况不佳、能否参加奥运会没有把握。
       刘翔还年轻，相信他能从这一挫折中学到经验教训。同时，投资刘翔这一品牌的企业，大多感到自己被咬了一下，以后投资于体育明星就会加倍小心。这就对明星运动员维持自己的商业信誉提出了更高的挑战，这才是我们从刘翔离开比赛中应该学到的东西。（薛涌）
       （摘自8月23日《东方早报》）
       扩大地方自治权利与“省管县”改革
       7月初，一条来自海南省的消息传至全国各地。这个最南端省份将177项行政管理权直接下放到市县和地级市，同时提出了配套改革制度。媒体视之为“省管县”改革。
       改革获益良多，有利于因地制宜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维护地方利益缩小城乡差距等等，
       但弊端，在现行管理模式之下，似乎还更为明显：可能造成行政权力失控，导致政令不通畅，公众合法权利与切身利益受损。
       改革成败决定于能否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一方面要强化管理、监督力度，另一方面要提高行政效率、维护地方利益，在两者之间建起一道桥梁，用于建造的制度材料是：地方自治。
       作为概念，地方自治的意思决不是集中权力于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自治的真正意思是：地方事务更多地交给区域内公众自行决定。全民公决是一种决定形式，但不大可能是经常形式，因为全民公决的成本过于高昂，非特别重大之决定不易轻启。经常形式在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要让区域内的不同公众群体都能够直接参与选举人大代表，并通过这些代表来表达群体意志、行使决定权利。
       为此，首先要通过改革，彻底取消行政级别，现有的各级行政机构之间，将由隶属关系向平行关系转化，以法律法规为依据明确各自的权责划分，大幅扩张地方的自治权利，让省长做省长的事、镇长做镇长的事。当省长来到某一个小镇，镇长可以视若无睹，就是一种制度的境界。法律法规凛然不可犯，而各项具体的政策措施，却都可由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在不逾越法律法规条款的前提下选择性接收、选择性修改。在现代社会，“政出多门”是一种常态，非此不足以维护地方利益，反而是“政出一孔”弊端处处，不可避免要造成区域歧视、助长不当得利。
       其次，是要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参照现实国情，要首先实现县级人大代表的直选普选，非此不足以代表民意。以职业、地域、社会地位等各种因素为标准分配代表名额不足以完整、真实地体现民意。同时，要实现立法机构与行政机构的各自独立，要完善公务员制度，将现有公务员群体划分为事务性公务员与政务官（指县长等地方主要行政负责人）两大类，任何人，不得同时兼集人大代表与政务官于一身，不得在身为运动员的前提下同时身为裁判员。此外，要增强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代表们工作的透明度，每一个人大代表的工作情况，其每一次发言、每一次投票情况都要向全社会公布，以方便公众参考决定予以支持或弹劾、罢免。也包括在其他方面的一些改革措施，如是否要实行人大代表专职化或给予补贴，如必须要缩小规模等等。一应改革目的，都是为了落实“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为了实现对地方行政机构的最有效监督。（许斌）
       
       （摘自7月31日“中国网”）
       解决问题非得打省长电话不可？
       江西省的手机用户日前都意外地收到一条短信,省长吴新雄、副省长史文清的手机号码赫然显示在里面,它们被作为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违规举报电话予以公布。号码甫一公布手机便被全国市民打爆,不少市民打来一试真伪。
       官员公布自身电话以求体察民意，这本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今年初仇和任昆明市委书记后,便要求党政机关一把手将手机号公开刊登在昆明日报上；而各地的“×长热线”更多如牛毛。只是这次公布电话的官员竟属省部级别,前所未有,自然引起了民众的好奇和好感。在大众心目中,官员从来都是极具神秘色彩的,更何况是“手机号码”这带有一定私密性质的事物。且不论这部手机是否就是省长平日私用的,光是这种坦然与群众“面对面”的作风和态度就值得我们尊重。
       省长将手机号码当作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违规举报电话予以公布,意义不同寻常,这证明省长对于该领域的事情很重视,欢迎一切形式的监督举报。为此,当地民众感到一时兴奋也是情理中事,至少可以形式上绕过重重信息阻隔,直达权力中心,以求省长的过问和重视,从而给相关部门一些压力,自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外地民众对于这等好事感到好奇,跃跃欲试,所以省长手机被打爆了。
       尽管这样,公布省长手机号码仍难掩“姿态”的味道。特列电话举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违规是因为省长很重视,那些暂时还没有得到省长特别青睐的领域呢?违规问题是不是就并不那么突出呢?如此想来,省长手机热线又并非十分值得高兴的事儿。在人治色彩浓重的政治社会,行政首长的意志决定一切,行政官员级别越高手中所操控的权力越大,所受到的监控越少。但是在法治社会,众人通过权利的妥协与让渡成就规则,这样的规则具有天然公正性,所有人必须遵从、尊重、尊敬。在规则之下,行政首长个人好恶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作为一个职位,他不过是权利让渡的产物,各司其职,一视同仁,接受所有让渡人的监督和制约——这就是法治的逻辑。
       建立省长电话这样一个有效的投诉途径,固然可以让普通百姓有与高层官员接触与沟通的机会,但问题的解决难道非省长而不可为?那中国的高级官员该有多累啊。无论官员多么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个人只有一张口两只耳朵,个人精力必然有限,把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寄托在少数的某几个人身上,是不切实际的。省长作为一个省的行政长官,全面主持和负责一个省的政务,如果省长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那下属人员岂非虚置?一个制度完善、分工明确、高效务实、上下通达、公众合理诉求能得到充分表达的地方,老百姓还有什么问题不可以通过正常程序去表达呢?看来,规则的建立依然是我们锲而不舍的追求。（洪丹）
       （摘自8月6日《南方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