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皮书、灰皮书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在精神饥饿的年代里，他们是人们珍贵的高级点心。这些在特殊的政治背景下，以特殊形式翻译出版发行的“内部图书”，给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这些当年以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灰皮、黄皮书，曾经在近20年的时间里，在高层干部、知识青年的圈子里隐秘流传，启蒙了一代知识青年，直接催生了朦胧诗派和星星画展等文艺流派的出现。
如今，这些“内部发行”的图书早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很多当年有幸读过的人，都对那段经历留有美好的回忆，对那些打开他们人生另一扇窗口的书籍心存感激。
关于黄皮书，《新华月报》2006年第10期曾刊载张福生的文章《黄皮书出版始末》予以详细介绍。
本期向读者推荐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政治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灰皮书”的翻译、出版情况。
郑异凡从书架上拿下了一本薄薄的灰皮旧书——《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本出版于1963年11月的小册子在封底加盖了“供内部参考”字样。这就是“灰皮书”的书目。
上世纪50年代末，从苏联学习归来的郑异凡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很快，“反修”开始了。因为懂俄文又有在苏联学习的经验，郑异凡被安排在编译局第三国际资料室。从1960年到“文革”，他都在忙于“灰皮书”的工作。
郑异凡和同事共同编辑了《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这本小册子收集了来自德国、苏联、东欧等国家的修正主义与机会主义者的各种著作、版本，以及收藏的图书馆。这本书目拉开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序幕。书中所列的著作，大部分被翻译，并以“灰皮书”的形式出版。
“文革”中调查“灰皮书”事件
“文革”开始后，中央编译局编译“灰皮书”的工作被迫停止。但因为编译“灰皮书”，郑异凡和同事被贴了大字报。“批判我们搞托洛茨基，搞反党炮弹，为‘阎王殿’反斯大林服务。”文革期间，中宣部成了“阎王殿”。为了表明自身的清白，郑异凡和同事殷叙彝（主要负责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编译）对“灰皮书”的出版始末展开了调查。
当时负责“灰皮书”工作的很多领导都成了“牛鬼蛇神”，郑异凡和殷叙彝去牛棚走访了多位相关人士，并查阅了一些人的“交代材料”，从中了解了“灰皮书”出版工作的来龙去脉。时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王惠德，当时作为走资派已经被批斗，郑异凡查阅并摘抄了他的那些书面交代材料。“他又时任中宣部的理论宣传处处长，所以好多事都是他来通联中宣部。在王惠德的材料里，还提到了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编译局局长许立群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姚溱的一些工作交代。”
郑异凡和殷叙彝又找到了1954年至1966年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林克，当时他也被关了牛棚。“林克说，当时毛泽东就交代，以后出什么书给江青两本。”郑异凡弄清楚了源头：“‘灰皮书’的编译、出版，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由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康生具体负责。”
通过调查，郑异凡和殷叙彝写了一篇关于编译“老修正主义、机会主义分子”材料情况的报告，寄给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目的是希望他点一下头，认可这（灰皮书）是毛泽东要的东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工作，以消除内部的争论。”但是报告寄出后，杳无音信。在查清“五一六分子”时，郑异凡突然被隔离审查，关了50多天，后来又在中央办公厅“五七干校”当了两年的“非革命群众”。最后，他才知道他的罪名是“整康生的黑材料”。
“文革”后，这份报告材料退回给了郑异凡和殷叙彝。多年后，郑异凡把那份材料整理成文章。虽然当时很多人参与了灰皮书的翻译出版，但是清楚整件事情经过的却很少。而郑异凡在“文革”中的调查则基本弄清楚了来龙去脉。
为“反修”服务
“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出版由来，得从“反修”说起。
1953年，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上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的问题，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苏共与中共的关系出现变化。1960年，苏共领导人挑起中苏两党论战。中共认为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共走的是修正主义路线，并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口号。1960年，中央成立“反修领导小组”，由康生担任组长。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展开了“灰皮书”的出版工作。
1960年底，中宣部常务副部长许立群兼任中央编译局局长，中宣部理论宣传处处长王惠德兼任副局长。从那时候起，中央编译局的工作就和中宣部的工作紧密联系在一起，深深地卷入到中苏论战当中。王惠德曾一再向郑异凡他们强调，“要当好中央的耳目”，“要做中央的书箱子”，中央需要什么，就能提供什么。这也是他们经常要做的工作，比如哪位首长说了一句列宁说过的话，不知道出处在哪儿，他们就得一人一本《列宁全集》仔细翻找。
在调查中，郑异凡发现，康生曾对许立群提过，毛主席看了以前编译局编过的一本《伯恩施坦考茨基言论选》，很有兴趣。但康生认为这个本子太简单，于是他把一些德文的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书拿给编译局，要重新编一本详细的言论选。
三联书店前总经理沈昌文在60年代也参与了“灰皮书”的工作。1960年，中宣部出版处成立了“外国学术政治著作办公室”，任务是参与“灰皮书”的翻译和出版工作。沈昌文认为，“实际上是‘反修小组’的外围机构，帮他们搞资料。”
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张惠卿也是“灰皮书”出版工作的具体参与者。当时，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灰皮书”事宜，张惠卿任组长。他强调“灰皮书”出版的目的，是为了配合“反修斗争”，“中央‘反修小组’把灰皮书交由中宣部来主管，中宣部把任务交给出版处来负责。”
制定书目，寻找原著
从1960年底开始，郑异凡的主要工作是收集各种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者的资料和著作。
“灰皮书”的主要书目由中央编译局制定。由于材料缺乏，有时得从几十年前出版的各种外文报志杂志上去寻找。例如郑异凡和同事编布哈林、托洛茨基的言论集时，就一页一页地查看了几十年的《真理报》和《布尔什维克》杂志。
《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40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包括被斯大林视为十恶不赦的死敌托洛茨基以及宣布为人民公敌而被处决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的著作。
据沈昌文介绍，除了中央编译局，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总参谋部某部和原中共中央调查部三者之下的“局”也参与制定灰皮书的书目，并提供原著书籍。“当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要提供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的书，总参则提供了卡斯特罗的相关著作。”
翻译与出版
因为“灰皮书”，郑异凡、张惠卿和沈昌文3人在工作上有了联系。通过他们在不同环节上的工作，灰皮书的出版流程清楚地呈现出来。中央编译局把书目收集整理出来后，一部分由编译局组织翻译，一部分则由“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来找人翻译，另一部分由人民出版社找人翻译。“当时由编译局翻译出的‘灰皮书’大概有四五十本。有的是薄薄的小册子，就是把两三篇文章集在一起而已。”郑异凡说。
郑异凡在“文革”中通过调查了解到：1962年11月8日，康生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呼吁说：“主席要我们编修正主义文章汇编，伯恩施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这些人的著作，要有系统地出一些书。正在做，有一个计划。12月可出第一批书。请外省同志帮忙，支援德文、英文人才。”
“当时人民出版社主要找既懂外文又懂理论的人来翻译，如人民大学和社科院的专家。也找了一些右派、正在改造的人来翻译，但他们是少数，因为这些书是反面材料，不让扩散。”张惠卿回忆道，“为了翻译南斯拉夫的著作，还专门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了一个学习班，找了一批人培训塞尔维亚语。”
沈昌文在“外国政治学术著作办公室”的主要工作就是寻找翻译人员。因为懂俄文，他主要负责找人翻译部分俄语著作。有部分著作沈昌文交由正在改造的右派分子翻译。“每个月给他们生活费，他们也不敢多问，有笔生活费就已经很好了。”当时新华社专门成立了右派翻译队，队长为大右派李慎之，董乐山是主力。他们也被沈昌文找来翻译灰皮书。沈昌文当时还找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翻译普列汉诺夫著作选。“每月给他90块钱，一个月交15000字翻译稿。”刘仁静曾是国内第一号“托派分子”，后来被开除党籍。
为了尽快完成翻译，通常是几个人一起翻译一本书。比如署名“齐干”的翻译者，其实是好几个人“一齐干”。这种现象在“灰皮书”和“黄皮书”的翻译中，非常普遍。
由中央编译局定的书目，翻译后，再回到编译局手里，然后由编译局给中宣部上报每本书的内容介绍。郑异凡说：“差不多托洛茨基的书都是我写的介绍。”
在托洛茨基的《斯大林评传》的“出版说明”中，有这样一段话：“这本书集了托洛茨基过去一些著作中对斯大林种种攻击和污蔑的大成。此外。托洛茨基还同时糟蹋列宁，篡改列宁主义，歪曲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并利用一切机会主义吹嘘自己，宣扬他的托洛茨基主义的谬论。”从这段由郑异凡撰写的出版说明可明显看出，这是一本“反面教材”。每本“灰皮书”都有一篇放在前面的“出版说明”，主要是以批判的态度来介绍书的内容。
据张惠卿介绍，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名义出版的《伯恩施坦、考茨基著作选录》。而从1961年到1980年，人民出版社出了200多种灰皮书，张惠卿认为“这些才是主要的灰皮书。”他发现，1963、1964年出版灰皮书最多，“两年出了一半左右。”而这两年正逢中央出“九评”。
1966年“文革”开始后，绝大部分图书都被当做“封、资、修”毒草而遭封杀，全国所有图书馆也被迫关闭。出版“灰皮书”更被看做是“大放毒草”，是出版社“走资派”的一大罪状。所以各个部门的“灰皮书”编译出版工作都停了下来。直到1971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了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1972年出版工作才逐步恢复。
“到了1972年，又接着出一部分灰皮书，但已经比较少了。也不局限于修正主义的作品，有一些是关于介绍苏联领导人和元帅的作品，比如《赫鲁晓夫回忆录》、朱可夫的《回忆与思考》、米高扬的回忆录《斗争之路》。”张惠卿说。
张惠卿认为最后一本“灰皮书”应是1980年出版的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托洛茨基言论》，他把“灰皮书”的时间界定为1961年开始，1980年结束。郑异凡则认为核心的“灰皮书”是60年代，也就是“文革”之前出版的作品。张惠卿也认为60年代是“灰皮书”的出版高潮。他说：“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但苏联政治和国策没有变，我们认为不管赫鲁晓夫当不当政，苏联还是修正主义，但‘反修’的高潮过去了。1971年赫鲁晓夫去世，虽然我们还有‘反修’的任务，但已经和原来不一样了，已经比较缓和了，所以出的‘灰皮书’慢慢就减少了。”
据郑异凡了解，“灰皮书”的形式和发行办法由康生提出来。康生说，这些“坏书”用灰皮做封面，一看就知道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灰皮书”由此而得名。
“灰皮书”按照“反动”的程度，被分为甲乙丙三等，反动性最强的作品被定为甲等，购买和阅读对象都严格控制。但甲等只占少数，如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灰皮书一般只印500～1000本。人民出版社把书印出来之后，则交给新华书店发行，一般提供给中央、各部领导以及某些专家阅读。
郑异凡还提到一种比普通内部发行还严格的编号发行。即在书上编号，如果出现遗失，则由拿到此书的人负责。“反修小组”、“九评”写作小组，可以拥有编号发行的图书。
托洛茨基是重点
在中苏论战中，赫鲁晓夫指责中共是托洛茨基主义，但中共从上世纪30年代起，就一直在反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中苏论战中的关键词，于是托洛茨基的作品成为翻译和出版的重点对象。
“尽管中国当时反托派反得很厉害，但是托洛茨基到底是什么主张，我们党的一些领导也不清楚，所以就把这个任务交下来，交到编译局。编译局主要由两个人来做这事，林基洲和我。”寻找和翻译托洛茨基作品成为郑异凡“灰皮书”工作中的“重头戏”。 而且，托洛茨基作品的翻译和出版也最严格和谨慎。郑异凡他们先推荐托洛茨基的作品，翻译出来后，再起草内容评介，“通过中宣部的《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工作简报》向中央反映。这些书和简报最后都报到康生那里。是康生直接抓的。”
1965年5月7日，编译局接到任务，把托洛茨基的材料突击印一两百份，按专题印单行本。而全部材料由姚溱定名为《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分上下两册。据郑异凡介绍，这本《托洛茨基反动言论摘录》因为“反动性”太强，后来只装订了50本，无封面，白皮，发给少数单位。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民出版社才以“灰皮书”的形式出书。
“托洛茨基的书最难找。”张惠卿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被赶出苏联后，斯大林把所有托洛茨基的书都销毁掉了。”为了找他的书，张惠卿专门去了一趟上海市公安局。原来，30年代解放区的中国托派被肃清了，而在国统区则还有一批托派，在解放前，他们翻译出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书。“1952年12月22日，专门选了斯大林生日这天，全国搞了一次肃清托派大行动。这天晚上，公安部门掌握的托派全部被捕，抄家。上海托派最多，抄的书也最多。”1963年，张惠卿被派到上海去联系公安部门，查找这批书。后来几经周折，张惠卿在上海市公安局的一间仓库里找到了一批托洛茨基的书。“大概还剩100多本。已积满了灰尘。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一本一本地拣了出来，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托著的中译本。”
另一个托派书籍的来源是一共代表刘仁静。“1922年，他到苏联去听过托洛茨基的报告，也看过很多托洛茨基的书，对托洛茨基非常钦佩。托洛茨基被赶出苏联后，到了土耳其，刘仁静跑到土耳其见到了托洛茨基，在他家里呆了一个多月。刘仁静回国后，托洛茨基不断给他寄书，寄材料。”因为做了托派，刘仁静被开除党籍。解放后，刘仁静认错检讨，希望回到党内。“当时他从我这儿知道要翻译托洛茨基的书，很高兴，以为是要给托洛茨基翻案。他认为出托洛茨基的书，终归是好事，就来找我谈，说他那儿有托洛茨基文集。我一听高兴极了。托洛茨基送给他的书有45本左右，但那时只保存下来了七八本，他都交了出来。”张惠卿说。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郑异凡到德国去参加一个托洛茨基研讨会。有西方学者说，苏联人和中国人根本看不到托洛茨基的著作，根本无权谈论托洛茨基。“我告诉他们，在中国托洛茨基的著作基本都翻译出来了。一本一本地给他们列出来。他们问是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到，我说，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到，但是一些专业的学者能看到。”
（摘自《新世纪周刊》2008年第19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