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致命的刀就悬在头上。“离去或者留下”成为相当数量的企业首要命题。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上千家鞋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河南遂平，一个安静的中原小县城。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让这个小县城陷入进退两难，7000工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山东青岛，2007年，上百家韩资企业卷款裸逃，撂下一地的债务白条和成千上万不知所措的中国工人。那么，什么是造成这些企业破产的最致命的那把刀？对于行业而言，这股破产潮是脱胎换骨之痛还是衰退前的无奈？企业又该如何走出这股“破产潮”？
倒闭潮还是淘汰潮？
春风萧瑟，席卷着珠三角那些早已风雨飘摇中的企业。
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景象并没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媒体惊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诺倒闭链”。
同样来自该协会的报告称，50%的企业开始计划迁往内地。然而内地也并非乐土一片。河南省遂平县被誉为“中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宣布停产转让，2万工人一夜之间被隔在了厂门外。
无独有偶，集诸多宠爱于一身的外资企业也卷进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管人间蒸发了。而被誉为韩企天堂的青岛，也遭遇了韩企卷款裸逃的冲击。
到底有多少企业关门，各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有“曹破产”之称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的“破产数据库”统计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破产立案数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产企业比上年增加了12%，达到3207件。
但是“3207”这个数据在曹思源看来，并不准确。中国企业的破产率只在0.1%左右徘徊，远没有达到正常的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去年的正常破产立案数应该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从春节开工至今，在东莞厚街一家小鞋厂工作的张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务就是，站在灰尘笼罩的大街上，举着“招工牌”，等待熟练工的出现。没有工人，工厂少承接了80%的定单。在她老板看来，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到1500元，还是很难招到满意的工人。
鞋厂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亚洲鞋业商会负责人李鹏写进了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他或重或轻地罗列了十几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一直负重前行。
东莞港资鞋厂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话或许能说明企业的窘境：“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产业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业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运。目前珠三角超过70%的产业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10%之间。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加速产业升级。
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4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曹思源认为，产业升级这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
【案例】
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叶伟民 古松柏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这个黯淡的春天
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出路在哪里
那么，最后问题的终结只能归就于产业升级。这是历史的必然，由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现代产业体系的全面升级。
在中国鞋都温州，台商是去年到今年“逃跑”的主力军。国家去年做出决定，自2008年起取消行之多年的 “三免两减”税收政策，继而实施新加工贸易目录、出口退税新制，这无疑深深撼动了广大从事代工的台商继续在国内办厂的信念。
“今年退出的台商很多，他们大部分将工厂外迁至越南、泰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地，那些更富有廉价劳工力的地方。”欧海区行业协会何秘书长说。
温州本地的鞋业老板也参与了这轮投资转移的混战。2003年1月，有中国“鞋王”之称的温州奥康集团在重庆璧山投资10亿元建设占地2600亩的“中国西部鞋都工业园区”。
这是迄今为止浙江企业在西部最大的一笔投资，“西部鞋都工业园区”也是西部地区最大的一个民营工业园。
与此同时，2004年5月，温州红蜻蜓鞋业集团也宣布将注资2亿元人民币，在铜梁打造西部鞋业基地。
两大鞋业巨头的大手笔投资，显然昭示着国内制鞋中心正在从东部转向西部，那里有更优惠的招商政策，更便宜的土地价格，以及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这样的转移似乎会绕进一个漩涡，相对于温州，四川、西安的制造成本当然低很多，然而，在劳动力成本低这个环节上，有些国家像越南、印度等，它们的成本比中国企业还要低，再下一步，非洲的成本也许比越南、印度更低，很明显，这样转移所维持的成本低的优势是不能持久的。
广州百丽鞋业的上市在让温州鞋厂老板惊惶失措的同时，也提供了另一条解决问题的思路。2007年5月份，广州百丽鞋业成功在香港上市，集资达到80多亿港元，超过国美市值，一举成为港交所市值最大的内地零售类上市公司。而在前不久，百丽又以16亿元并购森达集团旗下全部资产，从而拥有了男鞋品牌。
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相对优势，关键一点就是要把企业的优势和市场环境及市场需求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找出一个市场的最佳定位，这才是企业的真正优势。
百丽就是这样的聪明企业，上市后有效地利用资本市场，买下填补自己缺陷的优质企业，一条国际化的道路光明地展现在眼前。
2003年，意大利著名鞋类品牌GEOX在8家厂商中最终选择了奥康做为合作伙伴，奥康董事长王振涛在解释原因时说：“那么多优秀企业为什么最后选择了奥康？他们说，别的都可以仿冒，学习和创新的精神却是不容易仿冒的。当我第一次走进GEOX老总办公室时，他告诉我，他们的第一张订单只有36双鞋。我很惊讶，在短短10多年时间里，GEOX 就凭借他们神奇的‘会呼吸的鞋子’，成为欧洲鞋业的老大。这让我明白了品牌和网络背后真正考验的是学习和创新的能力。 ”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灵魂，国家发展的动力。这句话显然适合任何事物，国际国内市场竞争日趋白热化，只有拥有了独特的生产技术，个性的品牌营销，优质的产品质量，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于中国鞋厂来说，更重要的是经营思路的改变，是战略眼光的形成。
（刘静）（2008年第7期《观察与思考》
【案例2】
青岛韩企撤逃调查
从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经正常清算的韩国企业撤离青岛，其中2007一年就达87家。
诸多迹象表明，一场韩资企业集中“非正常”撤资的行动正在青岛加速展开。
在导致韩资企业信誉危机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思路由盲目转向理性。
曾经在半夜乘摩托车呼啸来去的韩国青年在这条街上已不多见。2月的晚上，青岛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守在青岛市城阳区的夜总会门口等着拉客。他明显感觉到，不论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韩国人都在减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韩国人去机场，最近半年来平均一天两趟都不到。
韩国人正在撤离，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私下流传的秘密。
韩国老板悄然撤离
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城阳区的几个工业园里，一些韩国工厂仍然大门紧闭。往年初八的时候工人们就应该已经回厂上班。
“这里人气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说。他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丈人胡老头，老丈人在南疃村开了一个旅馆，专门给韩国公司职工当宿舍，曾经住着上千人的楼房，如今只有两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头。开着破旧的面包车行驶在流亭镇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他对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南疃村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城阳区的不少厂房就是当年他跟弟兄们一起盖起来的，那个时候，韩国人大批大批地到来，荒地上的厂房像蘑菇一样遍地生长，隔半个月就冒出一座新楼。每到下班，这里的街道上人潮涌动，就像赶集一样。路边都是写着韩文名字的小馆子，韩国人坐在餐馆里头喝酒。那时，看着韩国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啸，王源海时常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个韩国村庄。
转变从2003年开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时听说有韩国企业搬走。有一次，一个韩国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万元的工人住宿费连夜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让老人自责至今：“他拖了两三个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对韩国老板的突然离开同样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工人。
2月20日，城阳区夏庄黄埠。刚过完春节的工人宋志强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厂时，发现厂里的大门已经锁上。门前依然鲜红的春联已经被扯成碎条，“大三信”三个字被铲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称SAMSHIN让路人大致可以猜出这家企业的名称。村干部说，韩国老板春节期间就已经逃跑了。而此时，大三信服装厂已经拖欠工人两个月工资。当宋志强他们到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时，他们才了解到，另有一笔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保险金也没有如约打入他们的账户。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走不走？
走还是不走？该去哪里？这是韩国金石善夫妇最近时常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离开青岛转向内陆，甚至去往更遥远的越南只是时间长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和记者见面时，金石善的朋友已经走了三个。他们开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雇用人数在两三百之间，主要经营工艺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狭小的厂房里，几十个中国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与中国一般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厂房是简陋的铁皮屋，除了缝纫机和熨烫设备，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让“金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资实在涨得太厉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头紧皱。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2000年的8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用由当年的1.6元/小时，上涨到去年的5.7元/小时，今年则涨至6.7元/小时以上。
金石善的说法很容易就能从遍布工业区的招工广告上得到印证。
地价猛涨也是韩国商人离开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随着韩国同胞们大规模进驻时，城阳区还只是一个小村庄，30公里外的胶州更是一片农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当时他带着韩国人来看这里大片的廉价空地时，“他们惊喜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同样十分紧张，地价上涨几乎与住宅同步。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
实际上，韩企的撤离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韩国中小企业厅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去年一年就达87家之多。
整个山东沿海市县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
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10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李炳直课长承认，上述撤离韩企的资料中，胶州、即墨等县级市还没有统计在内。
韩企淘金术
在青岛市郊的204国道上，沿途可见星罗棋布的韩国企业。与上个世纪末被中国人奉为上宾的“外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与中国乡镇企业相比规模都显微小。
“未正常清算”的撤离韩国企业中，15%是纺织企业，30%是工艺品企业，13%从事皮革生产，六成以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2月中旬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说。
而这些技术含量低、对环境有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却长期享受着很高的税费减免。在“两税并轨”之前，外资企业只需要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仅为中国企业的一半。此前来自青岛市外经贸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青岛市外资企业总税收额为54亿元人民币，但韩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只有9亿元人民币，韩国企业数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税收比率只有不到两成。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章朝华说。他是青岛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老板。
他发现有一些小型的韩国企业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青岛的郊区租下厂房和机器，10万美元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而实际上最终到达的注册资金一般只有3-5万美元，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拖欠上下游货款来套利。
另一种情况，也最为常规，当“两减三免”期限即将到达时，企业便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市区寻求优惠政策，换合伙人注册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轮的减免优惠。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以租用为主，以便今后迁徙。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袁晓莉将这概括为“候鸟现象”。
同时，很多韩企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来减少账面收益。所谓“高进低出”就是以高价从韩国进货，再以低价买出，从而使驻华企业的账面盈利微薄，而实际上价值都已经通过高进价转移到韩国了。多位专门为韩国企业申办各种手续的代理商向记者证实，韩国中小型企业主要使用“高进低出”的手段来转移在华投资收益，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蜜月期终结？
在一些当地人眼里，青岛和韩企的蜜月期正在终结。
在1992年两国建交前，青岛市共批准了71家韩资企业，建交后几年间韩国企业在青岛的投资逐年稳步递增，大批投资注册资金在几十万美元至三百万美元之间的中小企业纷纷进驻，这些在韩国已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山东半岛遍地开花。
几乎“零门槛”的招商引资政策随后就招致各种诟病。
袁晓莉教授长期关注东北亚经济交流，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在青岛下辖区县对外资企业进行过深入调查。她认为应制定“外资准入制度”，在对外商投资的审核中，宜设立“三道门槛”——控制小规模传统制造业项目审批；控制环境污染项目；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
她介绍，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城市“十五”期间就提高了引进外资的门槛，将污染重、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外资拒之门外。如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劳动力需求量超过8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退税额过高的产业以及高污染产业，一概拒绝。
韩方似乎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带领对华韩国经济使节团而访问中国的大韩商会会长孙京植2月17日对韩国企业提出警示：“应该关注变化的中国市场，并根据这种变化修改进军战略。”
“中国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们应该着眼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抱着和全球一流企业竞争的决心进军中国，如果认为适当生产便宜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即可，那么十有八九会失败。”
韩国人离开之后
事实上，青岛韩国大型企业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工人争着抢着要去。但韩国的小企业在青岛民间一直饱受争议。
长期为韩国商人代理企业事务的朝鲜族人姜申说，韩国一些小老板素质并不高，有些人小学还没毕业，在韩国挣了些钱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国山东淘金。而老板个人风格则主导着企业特点。
在金石善看来，这次一些韩资企业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给韩国商人的信誉雪上加霜。尽管他觉得韩企撤走实际上不会给当地留下多少麻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拖欠的薪酬买单。在烟台，由于世刚纤维的撤走，区政府向1200余名劳动者支付了近200万元的工资。
然而，在青岛城阳区的南疃和洼里，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大批工人正在转移，在城阳的青岛义恩服装有限公司门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启事上用了硕大的标题——“我爱你们”。
以前这里人头攒动的工人正在向山东内陆的济宁和荷泽进发。在城阳和胶州招工中介的市面价格已经上涨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阳区北边的即墨市，现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来熟练的缝纫工。
（受采访者要求，文中金石善、章朝华、王源海为化名）
（3月21日《南都周刊》）
珠三角打响“福利战”
免费吃住 按摩水果 员工待遇超老板
很多从珠三角撤离的企业认为，今年一月一日《劳动合同法》实施，才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劳动合同法》真的像一些企业认为的，大幅抬高了劳动力成本，让企业难以为继吗？再来看看珠三角另一类企业的状况。
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是否让企业难以为继？
广州视源是一家软件研发的高科技公司，但走进公司，记者最先看到的竟是一个健身房和摆满古筝的琴房，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公司不仅免费提供这些价值一两百万的音乐设备让员工娱乐，同时还会花钱聘请音乐老师对感兴趣的员工进行培训。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人事主管李娜：“相当于提升员工的综合素质。”
李娜告诉记者，员工在公司不仅能免费的玩，而且还能免费的吃。
李娜并不是在开玩笑，采访的时候，记者就发现，不少员工都是一边工作，一边吃着公司免费提供的零食，李娜告诉记者，公司170多名员工，每个月光零食都要吃掉公司几万元。
李娜：“我们为员工租了50多套房子，全部都是单人间的，而且有空调、洗衣机、热水器，都是全自动的洗衣机的，而且所有的费用都是公司承担的。”
除此之外，员工告诉记者，就连重大疾病，他们也不用担心，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医疗费用，员工几乎不用花钱。
更让记者吃惊的是，如果员工的直系亲属发生重大疾病，这家公司竟然也会承担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
刘碧林告诉记者，如果计算公司在吃、喝、住、行、水、电等方面的福利，自己的月收入应该在1万元左右，但这还不是她的全部收入。
刘碧林：“就是年终奖是三薪，年终三薪就是以三个月工资数基数，然后再根据你一年来的贡献再发一次。
在广州，除高科技公司之外，一些生产型的企业也开始推出高工资和高福利，广州好迪化妆品有限公司，把员工最低工资定在了1410元，比860元的广州市最低工资标准高出60%以上，同时也比同行业平均工资高出30%。
企业如何计算高福利这本帐？
一些传统加工贸易企业认为，《新劳动合同法》要给工人交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把企业最后一点利润也挤走了，而另一些企业认为，这部法律规范了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更好地保护职工合法权益，有利于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反而会降低企业的用工成本，企业的这本帐究竟是怎么算的？再来看一看广州宝洁的做法。
广州商品房虽然并不便宜，但宝洁员工凭着公司的福利，实现安居并不困难，采访中员工还告诉记者，他们还享受着包括社会保险、商业保险、以及公司的重大疾病支持项目在内的三重医疗保障，沈小姐在几年前得了一场危及生命的重病。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高级经理沈小姐：“二三十万是要的。”
沈小姐告诉记者，大病痊愈，她一共花了21万，其中社会保险赔付了4万元，宝洁公司额外给员工购买的商业保险只赔付了1万元。
沈小姐：“因为它只是医保用药范围，如果你要选择更好方案的话，就是要选择进口药了，基本上我估计80%都不能够报销的。”
沈小姐不愿为了药费，让自己的生命遭受威胁，因此大量的药费只能自己负担，但就在这时，宝洁公司的重大疾病支持项目给她送来了10万元医疗费，并告诉她，好好养病，不要担心工作，公司会等着她重返工作岗位。
在宝洁，员工能不能过上高品质的生活，是公司薪筹和福利的标准之一，宝洁专职的福利官每天的工作就是保证宝洁的福利和工资不能比竞争对手低，同时还要不断的跟员工沟通，看他们对什么样的福利更感兴趣。
“我们要确定员工能够休息好，生活好。”
Michael Yu：“在我们比较之后，我们会把薪筹定在比同行业平均薪筹高50%的水平上。”
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疑问：不管是作为本土企业的好迪、视源，还是作为外资企业的宝洁，拿出不菲的真金白银给员工提供各种各样的保障和福利。
那么这笔帐应该怎么算呢？孙永辉告诉记者，就拿低工资来说，它会使员工的流动率加大，这种损失会远远超过工人的工资。
孙永辉：“招聘要花钱吧，一场招聘八百块钱，不是这样的，你做在招聘台后面的几个人的工资不也是钱吗，招聘是要成本的，招聘回来不能干活，培训，培训期间也要支付他所有的工资等等，福利保障，要不要花钱，培训不成功，这人不行，走，这笔没有了，培训成功了，做一段时间又走了，也没了，更有严重的是背叛的成本也很高。”
算完工资，再看医疗，宝洁和视源电子的多重医疗保障不仅对员工，甚至还覆盖了他们的直系亲属，那么这笔帐他们又是怎么算的呢？
李娜：“以我们的软件工程师为例，比如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他的父母生病了，你想他的程序能敲得出来吗，肯定敲不出来，如果说他父母的身体的原因由我们人力资源部来帮他们解决，他就可以安心地工作了，这个效率是比较难衡量的。”
此外记者注意到，宝洁和视源都花了不菲的代价，对员工进行培训，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宝洁在日本进行的一场费用昂贵的培训，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培训的内容却是跟工作无关的吃饭和生活。
事实上，聪明的员工比企业更会算账。今年罕见的冰灾中，宝洁立即发出通知，“天气恶劣可以不用上班，你的安全和健康比生意更重要”，但武汉一些商场断货，在车辆瘫痪的情况下，一名员工竟步行3个小时，赶到客户那里，帮助客户排忧解难。
广州宝洁有限公司客户生意发展部副总监苏颖：“其实不光那笔货送上了，其他生意也获得了。”
和宝洁的高福利对应的是，中国的7000多名宝洁员工每年都创造了10%以上的增长，2007年，在中国的销售额也达到26亿美元。
[点评]转移？还是转型？
新《劳动合同法》导致的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于很多企业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考验，也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在考验和挑战到来的时候，有的企业变成了候鸟，四处寻找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有的企业则选择留了下来，通过产品结构调整、增加附加值来实现利润的大幅增长，从而不但使员工福利得到保障，也使自己在市场竞争中变得更具竞争力。
视源、好迪这样的企业就是鲜活的例子，他们勇于面对，通过技术开发、产品升级来消化压力，保持市场竞争力。将每一次危机都变成一次新的市场机会。
相同的挑战，不同的选择。这告诉我们，虽然我们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发言权越来越大，我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但是面对危机，我们的企业无论从产业结构，还是用工理念方面，都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主编：周人杰 记者：李杰 摄像：刘勋
（4月8日CCTV《经济半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