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1月29日,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杭州宣布,良渚文化核心区域发现一座总面积达290多万平方米的古城遗址——良渚古城。
专程赶来的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指出:“良渚古城发现的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之前还从未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良渚古城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古城遗址,堪称‘中华第一城’。”
考古专家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印证了此前考古界所猜测的良渚地区应该有一座城池的悬疑。经考古学界所做的碳14测定,良渚文化时期距今约5300年～4000年,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尧舜禹时代早期。这个时期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留存于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良渚文化的一鳞半爪,都是来自先前出土的文物。良渚古城的发现,不仅改变了对良渚文化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而且对中国甚至世界史前文明的研究也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规模庞大的良渚古城
据在现场发掘的专家介绍,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的小山,分别位于城墙的西南角和东北角,由此可以看出建城时经过精心的选址和规划。
专家介绍说,良渚古城东西长约1500米～1700米,南北长约1800米～1900米,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宽度达40米～60米。古城面积约有290万平方米,与颐和园相当,而颐和园3/4的面积为水域,1/4的地域上拥有宫殿园林建筑3000余间。良渚古城即使建筑容积率很低,其宫殿面积也是相当惊人的。
古城城墙底部以石块作为基础,上部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建造城墙的黄土,不同于良渚一带灰黑色淤泥,明显是人工从外面搬运而来。铺垫的石头都很尖锐,是人工开凿出来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说:“从挖掘出来的城墙截面可以看出,黄土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夯筑的,这说明当时筑城技术已经相当成熟。”
专家将“中华第一城”与我国唐代西安的古城进行了对比。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池是明朝洪武年间在唐长安城皇城和元奉元城基础上扩建而成的西安古城墙,东西长4256米,南北长2708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相比之下,只比良渚古城大了一半,而两个城池建造时间间隔了3000年～4000年,并且明朝时候无论生产工具、科学技术水平还是社会组织都已经相当发达。
这位专家表示,明代皇帝朱棣修建的故宫,南北长961米,东西宽753米,占地面积只有72万多平方米。即使这样的宫殿都要役使百万夫役,也历经14年(公元1407年～1420年)时间才能建成。相比之下,早3000多年建造的良渚古城,对应当时的生产力来说,规模可谓庞大。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
据考古专家介绍,在良渚文化的墓葬中,发现了大量的玉器,而大型墓葬中,都发现了琮、璧、钺。根据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琮是一种用来祭祀大地的礼器,璧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祭天的礼器。而对于钺的解释,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注:“钺,大斧也。”说的是钺是从斧发展而来的砍伐或打仗用的武器。考古研究表明,琮、璧的形状和刻纹最早出现在良渚文化时期,而钺在良渚文化时期早期已完成了由石钺向玉钺的转变。
刘斌研究员告诉记者,琮的形状外方内圆,根据原始先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方象征着地,圆象征着天,琮象征着天地的贯穿。由此可见,琮对于良渚人来说,是一种礼制重器,是象征王权、神权的统治阶级的法器。璧发现的数量众多,其像天圆的形状可能表示它是祭天的礼器,但众多的数量更像是一种财富的象征。钺由石质变成了玉质,功能应该已转化,可能转化成了军权的象征。
中国古代文献上对古代用玉的等级制度做了记载:《周礼·冬官》称:“天子用全,上公用龙,侯用瓒,伯用将。”郑玄注:“全,纯色也;龙、瓒、将,皆杂色也。”许慎《说文解字·玉部》注:“瓒,三玉二石也。礼,天子用全,纯玉也;上公用龙,四玉二石;侯用瓒,伯为将,玉石半。”
在城内反山大墓中出土的玉器,经矿物学鉴定,发现均为真玉中的透闪石软玉;对规模稍次一级的上海福泉山九号墓出土的玉器鉴定,则真玉居多而杂有假玉;而较一般的浙江海宁荷叶地则真假玉参半。由此可以发现,良渚古城应该是处于当时最高阶层居住的地方,良渚文化已经基本形成用玉的等级制度,被称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一也”的用玉等级制度完全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时代。
中华文明史会被改写吗
翻开中国的史书,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能够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都是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那么,良渚古城的发现,能否印证先前一些考古学家所猜测的,良渚文化是照亮中华文明起源的第一缕曙光?能否厘清历史上没有记载的夏商周之前那些事?
据专家介绍,在良渚出土的黑陶器上发现过不少的刻划符号,其中有一件竹节形黑陶豆盘(盛放食物的盘子),在它的椭圆形豆盘上刻有一对抽象的鸟纹和一个太阳纹。考古专家李学勤解释说,豆盘中间是太阳纹,太阳纹边上的一对鸟纹不是鸟,而是太阳发出的光芒,可以解释为“炅”字。
刘斌研究员指出:“良渚陶器上的刻划符号,都表达了一定的内涵,已经具有文字的性质,在文字的发展历程中,应当处于从原始记事符号到文字产生之间的过渡阶段,是初期象形文字,在后世的甲骨文中能看到它的影子。”
一位专家表示,文字是人类思想成熟的表现,只有在社会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社会结构完善、统一的基础上,才能为文字的出现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良渚文化中象形文字的出现,说明了当时统治已经相当稳定。
严文明教授指出，“国”字外围有个框,说明能称为“国”的,外围都有城墙。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城是人类即将进入文明阶段或初步进入文明阶段的产物。所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围绕着莫角山的城墙,也可以说是期盼已久的事。
但专家们表示,光从城的角度来看良渚古城的意义,是不够的,要放开眼光,从整个良渚文化的布局来看。良渚文化不是像有人先前提出的,因为大洪水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消失了,从礼制的萌芽——用玉的寓意和等级制度传承上看,以及从象形文字的传承来看,良渚文化在后世得到了继承。
良渚古城的发现,只是揭开了良渚文化神秘面纱的一角。良渚古城是如何建造的?当时是什么社会组织形态?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到了何种程度?诸如此类的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考古工作者做进一步的研究和探索。
（摘自2007年12月3日《光明日报》，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