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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长绪（四川射洪）
       读《中国母亲的暴力美学》（载2007年11月《杂文月刊·选刊版》）一文，至少是令像我一样死读书、爱盲从的读者有所警醒了。因为过去无论是从教科书上，还是从各种书籍报刊上所读到的备受国人推崇的伟大人物、伟大母亲，可以说都是经过了粉饰之后，才捧出来作为榜样公之于众的。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过去某些被尊崇为学习楷模的名人，有些言行其实是不值得我们去效仿的。正如文中所举的“孟母断布”“岳母刺字”，以及海瑞母子的一些言行，都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愚昧行为。在这种思想的熏染下，教育出来的子孙，很难不沦为封建专制的卫道士和奴才。谢谢阿零先生为我们上了一堂革除旧观念的新课。
       杨孔翔（山东曲阜）
       拜读陈潭先生的文章《俺不仅仅是个领导》（《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9月下）觉得非常好笑，笑过之后又感到另一种沉重。环顾我们周围的个别领导们，差不多都成了“万能型”的人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领导”这个称谓了。
       他们忘掉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天沉醉于工作之外忙碌之中，那些与本职工作无关、与职能不沾边的事，常常游刃有余；对于有关“群众利益无小事”的事不理不睬；他们把形式主义这篇文章做到了极致；他们的口才非演讲家所能比拟；他们无所不通的技艺令世人叹为观止……而在他们领导下的区域，并没有出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灿烂风景，而是拼凑政绩，玩弄数据，美化个人，突出形象，精于炒作，追求轰动。
       他们不仅仅是个领导，所以到处都能看到那种忙碌的形象身影和神采奕奕的光辉笑容。电视屏幕上、报纸上、街头上、外出考察的跟踪报道上……他们生活得很潇洒，玩遍天下，吃遍天下；他们到处题字，连小饭馆的招牌也不放过，一不小心成了文学家、旅游家、书法家、口才专家，名副其实的时尚生活的先驱者。真正体会了名利双收的惬意。他们的业余生活格外的丰富，私生活与时俱进，泡个“小蜜”，包个“二奶”，看看国外的红灯区都不在话下。
       他们因此成了“全能型”领导，真正是摆脱了工作俗气，享受了生活快乐。在他们为所欲为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神圣使命忘却在一边了。在一种边沿徘徊着，抱着侥幸心理，谙熟某种技巧。孰不知，已经离为人民服务的大方向愈来愈远。如此下去，后果当然令人触目惊心，这并非危言耸听。我以为，那些“不仅仅是个领导”领导们，应该敲响警钟意识，开始自我反思，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到正道上，而不仅仅是个人形象的塑造。
       刘曰建（北京丰台）
       案件线索匮乏，成为海南省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的“办案瓶颈”，于是到报刊上找线索。（《杂文月刊·选刊版》2007年12月《线索处处》）真是奇闻，果真如此，群众该山呼万岁喜若狂了。
       现在案件线索匮乏吗？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只要是真反腐、想办案，随处都有案件线索。有一年温家宝总理到西南视察，在行进中提出到路边一户农家看看，时间是下午四五点钟，这不是当地领导安排的访问，一切都按人们想象的进行，谁知温总理临走时问这家农民有什么困难，男主人唯唯诺诺不吭声，女主人实在憋不住了，说丈夫在外打工一年多的工资要不回来，孩子的学费还没着落，总理和当地官员一说，第二天天还不亮，工资就送到了，谁说我们政府的工作效率不高！总理的访农家是随机的，一访就有问题，可见问题俯拾即是，可惜，我们不能要求总理到每个家庭走走，关心千家万户的应该是各路诸侯。
       当然，从媒体上发现办案线索，也是一条途径，媒体有责任反映群众的疾苦，为平民百姓鼓与呼。很多问题解决不了，媒体一报道，父母官觉得脸上被抹了黑，赶紧解决，同时还要求媒体报道解决的情况，以消除“不良影响”。于是一些费尽移山心力都讨不到工资的农民工，就寄希望于媒体，爬楼上吊车让媒体报道，这时工资往往就能拿到。有正人君子站着说话不腰疼，责怪农民工的行为“无良”，农民工再无“无良”、再愚昧，也知道爬楼上吊车弄不好掉下来，命就没有了，只要不被逼得生不如死，谁用此下策？
       还有黑吃黑的线索，很多贪官、“大鳄”是被小偷、二奶抖搂出来的，有的还是大水冲龙王庙，公安部门不知就里“误会”扫黄扫出来的。现在某些官员的德性，正如孔夫子说的：“吾未见好德者如好色者也！”美国克林顿让一个莱温斯基就搞得灰头土脸，我们的“公仆”却练就了金刚不坏身，搞起情妇、二奶（应该叫多奶），不是一个两个，动辄十二金钗、十三太保，甚至有近百个女人的，难道就没有一点蛛丝马迹？贪官污吏九成包二奶，在职的公仆有无包二奶的，公仆和群众都心知肚明，不说罢了。
       案件线索匮乏，本身就是危险信号，群众的万马齐喑、敢怒不敢言，要么摄于淫威，要么失去信心，两者的沉默都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