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9月25日，日本新任首相田中角荣开始了日中关系的破冰之旅。中国外交家在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与日本外交家激烈交锋……
周斌，曾长期担任中国外交部的日语翻译，参加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30多年后，作为亲历者，他为我们重述当时谈判过程中的点滴细节，披露几个焦点问题解决的内幕。
初抵北京
田中角荣是1972年7月7日当选为新一任日本首相的。当选为首相以后，他作了一个重要的表态，就是愿意同中国谈判，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用日本话来讲，就是实现邦交正常化。当时周总理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时机，就马上反应说，北京机场的大门对日本的新首相是开放的，随时都可以来。
田中访华是有一个国际背景的，就是美国对华关系开始松动了。基辛格来了，尼克松来了，而且这个基辛格来，事先没有通知它最亲密的盟国——日本。对这个田中是很有意见的，他觉得关键的时候，美国对日本这个小兄弟并不怎么重视。日本人普遍认为，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采取了一个“越顶”行动，就是越过日本同中国直接握手了。另外一方面呢，不来也不行了，日本国内各党各派、民间团体要求同中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呼声非常强烈，所以田中角荣也承认，他是被众多舆论、广大老百姓的声音推到北京来的。
我记得田中角荣抵达北京是1972年9月25日中午。那一天北京天气很好，但气氛很严肃，下了飞机以后，田中显得很紧张。日本有一个习惯，初次见面都是要介绍自己的名字的。他说，“我叫田中角荣”，实际上我们都知道他是田中角荣。他还说，我是54岁当了日本首相的田中角荣，语气中强调了54岁，也就是强调他很年轻，很有为。周总理说，“我叫周恩来，请多关照”。
总理亲自陪同田中角荣到达钓鱼台国宾馆18号楼下榻。当时气氛很好，这时他又说到自己54岁当了日本首相。为什么又再次强调呢？因为在日本政治家里面，像他这样的情况，没有学历，中专程度，是很少见的，而且这么年轻就当日本首相。日本前首相佐藤是要把班交给福田的，但是最终他胜利了。总理听了笑笑说，“田中先生，我51岁当的首相，中国的首相，而且当到今天，已经23年了”。从此以后，田中角荣在中国的四五天中，就再也不提他54岁当首相了。
晚宴惹“麻烦”
当天晚上周总理设宴招待田中角荣一行。田中在酒会答词中说了一句话，使周恩来等许多在场的中国人很不满意。他说，过去日本给中国添了不少麻烦，对这一点要表示歉意。这个“添麻烦”，在日本话里是一种很轻的表示歉意。
当时是日方翻译翻的，总理就问中方翻译，日语里这个“添麻烦”到底什么意思，日方翻译翻得准确不准确？确认是这个意思以后，总理就很不高兴。
第二天，在谈判的时候，周总理说，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列强的侵略、残害，很多国家都侵略过我们，欺负过我们，但是日本是时间最长、程度最严重的，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最大。总理讲这些话时很激动，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下，田中先生，应该怎么表达这个事情，给历史一个正确的评价吧。
于是就涉及到重要问题了——日本侵华战争如何表达。中国就坚持，首先得明确那场战争的性质是你侵略了我，这是两国恢复友好关系的前提。日方觉得自己理亏，但又不想接受中方的表达方式，这样就谈不下去了，难以进展了。
车中会谈
9月28日上午，姬鹏飞外长和大平正芳外相在来回长城的途中进行车上会谈，日本人叫做“车中会谈”。当时就我一个翻译在场，日方翻译没去，还有一个警卫人员。我觉得那一场谈判是起了扭转的作用的。
大平说：“姬外长，我说心里话，田中先生对这个事情很担心，我也很担心，我们如果谈不成的话，我们回都回不去，国内反对我们来的人很高兴，国内希望我们来的人，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至于战争性质和责任问题，我记得大平的原话是这样的，“那场战争的性质，中国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我个人都同意，当年我在张家口呆了一年零十个月，我没有参加军队，我是大藏省的一个官员，在张家口做调查。我怎么不知道那场战争对中国人民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不知道中国人民是怎么看待我们日本军队的呢，我太清楚了。但是，现在日本和台湾地区还有所谓的外交关系，亲台湾的势力也比较强烈，自民党内的反对势力很强。在这个情况下，你让我们完全承认这一点，完全按照中国想要表达的内容来表达，田中和我回不去，回去以后我们也站不住。就算我们签订了联合声明，或者签订了其他什么政府文件，一回去也许我们就倒台了。”
但是“添麻烦”的说法，我们也无法接受，所以，这个谈判很困难了。姬鹏飞外长说，“我们俩同龄，我们是各为其主，各为自己的国家在争，但是，你这个态度很好，很诚实，你讲的你们的处境和困难，我一定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我们应该找到一个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你们能过得去，中国人民也能接受。”
达成一致
9月28日深夜至第二天凌晨，双方外长和助手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继续谈判战争责任问题。凌晨2点多一点的时候，大平外相从衬衣口袋里面拿出一张纸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他说：“姬外长，这个是我们所能接受的最大限度的一个说法，如果再超过这个内容，我们就真难了”，他开了个玩笑，“那我们就卷铺盖回去了。”
日方翻译就读了纸条上的内容，我记得是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痛感责任，深刻反省。”听完后，姬鹏飞还不放心，又让大平先生把这个条子拿来看看。这个条子是大平手写的，不是下面人起草的。姬外长担心日方翻译翻得不准确，对我说：“小周，你一个一个字准确地给我翻”，我说：“就是这个意思”。大平又说了，“我只能让步到这个程度了，再要求我更多的话，我做不到。”
姬外长在那儿深思熟虑，他总得作一个回答。那个时候已经凌晨3点了，印刷厂的工人都等着呢，因为这个文件（《中日联合声明》）上午九十点钟要签字的，而那个时候都是排字的，不像现在印刷这么方便，所以关于战争责任的措词必须尽快定下来。
于是，姬外长说：“大平先生，我建议我们休息十分钟”。大平很高兴。“好，休息十分钟”，他说，“我刚才递给你这个条子，我还没有给老头子看过。”日本政界，虽然田中比他小8岁，但是田中的位置比他高，一个是首相，一个是外相，所以背后都叫田中“老头子”。
大概十二三分钟后，他们都回来了。姬外长说：“大平先生，就按照你提的建议，按这个文字表达形式定下来。”我记得日方表示很高兴，还鼓掌了。就是说大功告成了，最难的一个问题达成了一致。
台湾问题
9月29日上午，周恩来总理、田中首相、姬鹏飞外长、大平外相正式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其实，总理早在十几年前就定下了“政治三原则”：第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三条，台湾同日本之间的那个所谓和约，我们称它叫《日蒋和约》，他们正式的名字叫做《日本和“中华民国”的和约》，是无效和非法的。要使日本方面完全接受这三个原则，非常难，因为这个和约是1950年定的，日本实行三权分立，这个条约是当年由日本国会批准的，22年后的政府，无权推翻22年前国会通过的这个条约。
这第三条日本方面表示很难接受，那怎么办呢？总理说，这个问题上面我们不能要求他完全接受，我们主要目的是让他和台湾断了关系，至于说那一段怎么表达，请大平先生提意见。想了什么办法呢？签署联合声明当天，签完字后，大平就离开人民大会堂，到民族文化宫。许多日本人，中国的记者都在那儿等着，所有的采访这次中日谈判的新闻界朋友都在。大平正式宣布：“现在，从今天起，我们已经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作为这个邦交正常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我们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终止了。”问题迎刃而解了，而且解决得非常巧妙。我觉得这个是双方外交智慧的体现。
“外强”和“内秀”
9月29日下午，周总理决定陪田中角荣首相一行访问上海。
通过几天的接触，周总理对田中的评价是“外强”。怎么说呢，54岁啊，来势汹汹，很有气魄，做事也很果断的，日本人给田中角荣起了一个外号——“安装了电脑的推土机”。他要干的事一定干到底，而且很准确的，像装着电脑控制的。至于大平正芳，日本普遍认为，这个人是“钝牛”，很迟钝的一条牛，很温和，很踏实。但是，后来总理的评价，我认为实在是太高明了，他说，“田中角荣给人的印象是外强，大平给人的印象是内秀。”
茅台和天皇
田中角荣来上海，住在锦江饭店南楼11楼。当晚，上海举行了盛大的欢送酒会。周恩来总理和田中角荣首相一起举杯祝贺，田中那天确实喝了不少茅台，他很能喝。下面的秘书就提醒他，这个酒55度你知道吗，这个酒，用自来火点着它，要冒火的。可田中不听他的，还训这个人，少废话，今天总理陪我到上海，我还不答谢他？茅台酒在日本有名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二天，也就是30日，田中角荣首相一行离开上海，返回日本。上飞机的时候，总理追上去，又把田中拉下来，他说，“请你向天皇陛下问好。”天皇陛下，那时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自总理之口，也只有出自总理这样伟大的政治家、外交家之口。你既然跟他建立外交关系了，天皇是个象征元首，你难道不应该向他问好吗？但是在过去，天皇是一个禁语，因为他是发动战争的一个象征。中国人不提这个的，但是既然建交了，开始政府之间的关系了，那你就得承认他的存在。
我当时听了也很吃惊。后来日本报纸反应非常强烈，说只有周恩来才有这种气度，才能在这种场合讲这样得体的话。有一个报纸讲，如果做民调的话，这一句话至少可以多争取10％的民调支持中国，就这一句话。
（摘自《新民周刊》2007年第15期,钱亦蕉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