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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待高官致歉带来新鲜政治空气
       “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不满意，我没有做好工作，愧对百姓，应向大家道个歉！”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参加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浙江代表团全体会议时就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向代表致歉，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以及互联网上得到一片好评。据新华社报道，在此次全国人代会上，多名政府高级官员就自身履职中的不足向公众公开表示歉意，其中包括教育部长周济检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就环保指标未完成而向代表鞠躬自责等。
       政府高官因为“没有做好工作”而向人大代表和公众公开道歉，这在以往的全国人代会上并不多见，不但值得给予积极评价，更足以令人深思。
       高官致歉果断地摈弃了一些地方根深蒂固的“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体现了正视问题、直面矛盾、不讳疾忌医、不粉饰太平的工作作风。高官致歉还显示了一种自我批评与正确对待外界批评的态度。
       官员承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能正确对待外界的批评，还意味着他们具有为工作承担责任的自觉意识。也许有人会说，一些官员之所以愿意公开致歉，是因为他们本人勿需承担具体的责任。其实问题并非这么简单轻巧。官员问责一般可以分为道义责任、党纪政纪责任和法律责任，一个官员坦言自己“工作没做好”，即便他的确勿需承担具体责任，抑或他刚刚接手这项工作没多长时间，但他的内心对此也一定充满了深深的不安。高官致歉至少表明，他们没有敷衍塞责、推诿避让，而是一事当前，先思己过，很自然地把自己和责任摆在了一起。
       一个官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敢于承认问题、正视问题，并不惜自揭其短、自报其忧，才能建立起对于外界批评的正确认识，建立起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才能培养起对工作承担责任的自觉。可以期待，当高官公开致歉的故事越来越多，我们国家的政治空气将为之一新。（潘洪其）
        （摘自3月16日《北京青年报》）
       副县长为什么要哄人？
       报载，山西绛县103名农民工讨要近13万元欠薪，一直没有结果。他们向运城市委反映时，绛县一位陈姓副县长曾写下书面保证：三天之内解决，否则从县财政支出。然而，时隔一年有余，农民工的工钱仍没影儿。陈副县长后来解释说，他当时去做劝解工作，本来就是让农民工回绛县就算了，写承诺的事儿怎么能当真？
       不用问，陈副县长肯定少不了要挨骂。不仅他要挨骂，县政府也要跟着挨骂；不仅县政府要跟着挨骂，整个政府形象也要搭进去。商鞅立木取信，新法才能顺利推行。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人无信不立。”言而无信则自取灭亡。这样的典故，这样的道理，粗通文墨的人都耳熟能详，堂堂副县长焉有不知之理？
       有求于你的时候就百依百顺，捶胸顿足，赌咒发誓，你要天上的月亮他都答应给你摘下来，无求于你的时候就翻脸不认人，这种做派按理只应该是江湖小混混的做派，堂堂副县长竟用这套江湖把戏来对付求助于自己的农民工，不仅没有一点恻隐之心，不仅不尊重人，而且根本上说是不尊重自己。陈副县长之挨骂，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国骂，实在是自讨苦吃，活该！
       其实，这事原本不必劳动陈副县长的大驾，甚至原本无须惊动政府。在一个正常社会中，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类似的纠纷本来不至于到处发生。即或偶尔发生了也没关系，民间有强大的自组织能力，完全可以通过民间的自我调节来解决；纵然再退一万步，复杂到了民间的自我调节也不能解决的地步，仍然没有关系，还可以走法律渠道，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求得救济。总之，只要是在一个正常的社会，这样的问题就始终只是一个简单的民事问题，就有千种万种的办法来解决，政府和整个社会都可以波澜不惊。但如果这样的前提并不存在。如果政府过于强势，什么都要管，为此不惜牺牲民间的自组织能力，不惜牺牲司法公正。那么一旦发生问题，哪怕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问题，都会很难在政府之外找到解决的途径，那么就只好去找政府。麻烦也就都是政府的了。这种情况下，哪怕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民事问题，都会动不动就上升到政治层面，动不动就变成影响社会稳定的严重问题。几乎所有问题都容易被放大，解决问题的成本因此只能最大化。而且这种不断最大化的趋势，往往是你追我赶，让人有不知伊于胡底之烦。而政府的资源，任何社会组织的资源，都是有限的，都不可能应付这种不断攀升的最大化的成本。（笑蜀）
        （摘自3月15日《新京报》）
       停征利息税还需要再商量什么?
       连续数年的两会上，停征利息税均系代表委员关注民生的议案提案内容。本次两会，这个“老大难问题”再次成为两会民生的热议之一。连新华社也一改往年的审慎，选择政协委员徐锡安的建议作由头，发了《停征利息税，减少分配不公》的电讯通稿。
       其实，早于徐委员的停征建议，吴敬琏等27名委员取消利息税的提案更直截了当。这份提案的签名者几乎都属有头有脸的“重量级人物”。
       注意，停征和取消不只是字面差别，而是性质差别。停征或成为权宜之计，取消或至少在若干年间，譬如10年内，不许再打征利息税的算盘。
       徐委员的建议也好，吴委员等的提案也罢，强调停征或取消，列举的理由都十分注重语言修辞，客气加温和。理由有二：一、当年开征此税时“利于扩大内需”的政策预期并未实现；二、国家财政已不“困难”。自开征利息税始至去年末，国家财政收入增3.5倍。去年459亿利息税(官方数)占财政收入1.17%，微不足道。
       实际上，1999年开征此税时，“利于扩大内需”之说法，以及缓解财政困难的由头，两条都不成立。那是“自封魏王”式的自说自话，背后是“话语霸权”。其另一面是，除了某些专家连篇累牍说这个征税动议如何好，百姓的感受和情绪却无法在报纸上得到表达和反映。这个判断不是事后推测，而是我的亲身感受。我曾撰文对开征利息税能扩大内需之说提出质疑，文章连投三家报社均被枪毙。那是1999年9月份的事情，一个月后利息税就冠冕堂皇地“征你没商量”。
       时过境迁，当年开征利息税之急功近利适才允许评说。针对“徐建议”和“吴提案”，我还想补充几条。
       其一，普通百姓手里有钱谁不想消费？去年底银行储蓄14万亿元，数字很光彩，可那都是普通百姓尤其是最想消费的占人口多数的低层民众的存款么？倘若此问欠厚道，那不妨改问：14万亿元储蓄存款，真正属于低层民众的存款比例有多少？谁敢回答此问？
       其二，扩大内需要做“社会保障功”，要赶紧推翻“新三座大山”。基本社会保障长期不到位，教育乱收费，医疗乱收费，商品房卖天价，压得人喘不过气，低层群众缺乏对未来的生活预期，那点从牙缝里省下来的钱谁敢大把消费？
       其三，财政困难是个“无厘头”，是借口是幌子。预算监督长期走形式，公共财政建不起来，税再多还是永远不够花。看一看两会上政协委员争相传阅的由叶大年委员收录的一本相册——总共133幅照片，幅幅都是令人瞠目结舌的豪华政府大楼，纳税人除了无奈还是无奈。
       再一条，征税的其实透心亮，知晓财政总盘子内，区区1.17%的利息税根本不足以撬动内需，可是到嘴的肉想让人吐出来真难。这不，连续数年，都有关于利息税之议案提案建议什么的，可征税的就是无动于衷，那是装“傻”呀！
       停征或取消利息税，像吴敬琏这样被冠以著名经济学家头衔的政协委员，都得拿“减少分配不公”做铺垫，说明舆论还在“开放进行时”。此处再说一句真话，区区500亿元利息税就算干净利落取消了，对减少分配不公的作用也极为有限。解决中国目前严峻的贫富悬殊，税收杠杆当用，最关键是动用制度杠杆。当然，从营造和谐氛围出发，500亿元也是个红包，至少对民众有个心理安慰。所以，利息税之事不要再拖了。（鲁宁）
       
        （摘自3月13日《成都晚报》）
       不如建立一套弹性的放假制度
       最近，春节放假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原因是今年国务院下发的通知一如既往规定：2月18日至24日(即农历初一至初七)放假，共7天。争议的焦点是将除夕不列入假期不合理，因为除夕当天的全家团圆，共同吃年夜饭，共同守岁迎接新年是最重要的庆祝内容。
       我认同这一观点，但并不认为将除夕甚至腊月29日纳入国定假期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原因是中国幅员辽阔，如果人在上海工作而要返回家乡四川过年，乘坐最大众化的火车，同样无法及时赶得上除夕甚至正月初一。
       其实，春节放假的政府规定凸现了一个由来已久的矛盾，即法定假日问题。中国的法定假日一共有四个，元旦、春节、“五一”和“十一”，除了元旦只放一天假外，其余都是只放三天，通过对调周末充数，因此变成了除元旦有连续三天的休息日外，其余三个假期均拥有七天的休息日，其中“五一”和“十一”又称为“黄金周”，实际上一年中只有10天的法定假日。这种放假制度导致的结果是在这四个假期中交通紧张，各旅游点人满为患，尤其是春运，十几亿人在短时间内来回流动，导致了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交通高峰，为了买火车票竟然要排队几天几夜，苦不堪言，这些现象违背了设立黄金周和节假日的本意。
       近几年来，黄金周旅游热度已经开始降温，因为人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在这个期间去旅游完全是得不偿失，付出更高的代价得到更差的享受，在某种意义上连续七天的假期对越来越多的人来说是一个浪费，因此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假期？
       这四个法定假日实际上是一个刚性的规定，在客观上逼着人们去“赶场子”，因为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旅游，尤其是对于那些有学龄子女的家庭更是如此。如果将一年中仅有的法定10天假期让人们自由支配，可以拆分或可以整体使用在任意的时间段，那么黄金周人满为患的尴尬应可纾解。
       回到本篇的开头，自由支配假期也可以解决除夕不放假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特别重视传统春节的人或需要花较长时间返乡过年，你可以将假期更长地运用在春节前后；如果你不需要返乡过春节，或者不那么重视春节，那么你完全可以选择在春节期间不休假，而将你的宝贵假期完全运用在其他时间段，比如全家可以去三亚海滩度过愉快的一周，而完全不需要支付通常春节期间昂贵得吓人的价格，看到的却是人头攒动的海滩。
       现行的法定放假制度太过刚性，不仅导致了有限宝贵资源的浪费，而且可能给人们带来的是负效益。改变现行的放假制度，除了元旦、“五一”、“十一”和正月初一的当天为法定假日外，将其他的假日时间让人们自由支配。建立一套弹性的放假制度，给人们以更大的选择自由，这或正是以人为本的体现。（侯杨方）
       （摘自2月14日《第一财经日报》，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