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幸福指数”(GNH)最早由南亚小国不丹国王上世纪70年代提出，如今已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研究机构纷纷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如何测量作为人的主观体验的幸福的社会指标？专家主要依据两种方法，一种是“自上而下”，即从被试者整体满意度着手，探索整体满意度在各个特定领域的不同反映，另一种则是相反的“自下而上”。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方法时，社会心理学家主要询问被试者哪些因素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最经常提到的领域是：收入、就业、人际关系、健康、休闲、住房和教育。
收入
在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们中间，收入较高者与收入一般者的主观幸福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收入处于平均
水平以下的人们中间，主观幸福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而下降。
经济收入对主观幸福的作用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美国学者关于“美国人的生活质量”的研究发现，在体现生活满意度的12种社会指标中，“经济收入”只排名第11。况且，在现实生活中，富人不一定感到幸福，穷人不一定感到痛苦。如果经济收入对主观幸福没有影响的话，那么增加经济收入也就意味着与生活满意度没有多少关系。但是，答案也许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只有在考查了经济收入能在多大程度上使人感到幸福后，才能从中找到解释。
为此，我们根据职业地位、经济收入和教育水平这3个维度，对上海11个社会阶层和类别在经济收入与主观幸福方面的关系进行了调查和分析。这11个社会阶层和类别是：(1)传统产业职工；(2)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职工；(3)私营企业职工；(4)外资企业职工；(5)科教文卫系统专业技术人员；(6)中介组织从业人员；(7)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8)自由职业者；(9)郊区农民；(10)公务员； (11)港澳台地区及外国在沪人员。
我们的研究获得5个发现：(1)主观幸福与收入的相关并不显著，而与分配偏差和相对剥夺的感受显著相关。(2)收入只有在个体非常贫穷时才对主观幸福产生影响。随着人们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收入的影响就会逐渐减弱。(3)生活满意度不受实际收入的影响，而是受到期望收入的影响。(4)如果配偶或其他家庭成员收入较多，那么即便个体的收入较低，他们也不会因此而降低生活满意度。(5)收入的增加预示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噪音、拥挤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从而降低市民的主观幸福。
综合上述发现，我们认为，在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应该注意下述两个问题：
1.在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上的人们中间，收入较高者与收入一般者的主观幸福没有显著差异。然而,在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们中间，主观幸福水平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而下降。因此，我们应该关注收入处于平均水平以下的人群，因为他们的主观幸福正在下降。
2.人们倾向于领域内的收入比较，而不是跨领域的收入比较。具体表现为：(1)在体力劳动者中间，有39%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高于其他部门的人员，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工种性质和技能水平高于其他部门人员的工种性质和技能水平；有56%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收入与那些坐办公室的非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是平等的，余下的44%的人认为他们的工资收入与那些坐办公室的非体力劳动者的工资收入不平等。(2)许多体力劳动者并不清楚律师、医生、教师、科学研究人员等的工资收入情况。那些工资收入较高的体力劳动者，要比赚取相同工资的非体力劳动者更加满意自己的工资水平。也就是说，工资较高的体力劳动者通常将自己的收入与其他体力劳动者相比较，而不是将自己的收入与非体力劳动者相比较。
就业
失业会导致抑郁、焦虑、健康不良、情感淡漠、自尊低下、急躁易怒，甚至自杀。可以说，失业波及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各个方面。
研究发现，工作满意度与生活满意度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因果关系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在工作满意度中，尤其就不同的工作而言，个体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异。社会心理学家曾经作过一项调查，询问被试者是否会再次选择同样的工作。结果发现，91%的数学教师和82%的律师回答说，他们愿意再次选择同样的工作；与之相比，在钢铁工人、码头工人和专司长途运输的驾驶员中间，只有16%的人回答说他们愿意再次选择同样的工作。此外，工作满意度也受到同事之间人际关系，以及工作环境的客观特征的影响。
失业是风险社会的主要动因。失业会导致抑郁、焦虑、健康不良、情感淡漠、自尊低下、急躁易怒，甚至自杀。可以说，失业波及生活满意度下降的各个方面。研究发现，不论在欧洲还是亚洲，失业的影响是相当强烈的：只有1/3的失业者对他们的整体生活感到满意，与之相比，有2/3的就业者对他们的整体生活感到满意。
我国学者关于上海城镇失业率变动状况的研究发现，上海城镇登记失业率由1997年的3.0%上升到2002年的4.8%。
从失业率的年龄和性别等分布来看，存在两个高峰：一个是15～19岁年龄组，男性失业率高于女性；另一个是35～44岁年龄组，女性失业率高于男性。上海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女性在40～49岁、男性在50～59岁因失业而设法寻找工作的人员达17.29万，约占全市失业人口的1/5。其中，女性 13.44万，男性3.85万。如果年龄下移5岁，则男女两性的失业人员就会高达 29万之多。这些人处于“上有老，下有小，退休尚早，再就业已老”的窘境。他们的失业周期较长，即便找到一份活儿，也往往不稳定。随着长期处于无业状态，生活质量不高，加上他们常为生活、看病和孩子的教育费用等而牵肠挂肚，使得许多失业人员的精神状况欠佳，情绪波动明显，容易焦虑、抑郁、悲观等，甚至造成家庭关系紧张、夫妻口角、离婚率上扬等，幸福体验水平急剧下降。有些失业人员在其某种利益不能得到满足时，便会聚众上访，或者抗交水、电煤等公用事业费，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青年失业率上扬。首先，青年失业人员的父母大多是40～50 岁的人，如果他们的孩子也处于失业或“协保”状态，则家庭经济必将陷入困境。况且，子女的失业容易使这类家庭失去希望。其次，工作生涯的早期失业经历阻碍了青年通过工作经历和在职培训获得技能开发的机会，增加了未来失业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收入水平。况且，失业时间愈久，重新就业概率就越小。再次，青年失业延缓了年轻人从青春期向成年期(以建立家庭和生儿育女为标志)过渡，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失业对生活管理和生活保障的威胁，使年轻的失业人员生活在一种飘泊不定的情境里，容易在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出现偏差。已有许多研究报告指出，失业青年与犯罪、吸毒、破坏公物等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
社会关系
家庭生活既有积极情感，也有消极情感，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既没有积极情感，也没有消极情感。许多家庭是在没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中平静度日的。
社会关系的3个主要变量——家庭生活、爱情与婚姻、友谊——影响着主观幸福的各个方面。在这3项变量当中，家庭生活与婚姻是最重要的两项因素。家庭生活有许多乐趣，这些乐趣是以刺激和情感为机制的。不仅夫妻之间互为刺激源，而且父母与孩子之间也互为刺激源，情感就是以此为基础得到增进的。家庭生活既有积极情感，也有消极情感，但在大部分时间里，既没有积极情感，也没有消极情感。许多家庭是在没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波动中平静度日的。
家庭生活与婚姻对主观幸福的影响，具体来说有下列3个方面：
1.心理健康。研究表明，大多数已婚男女的心理状况良好，常见的心理不适主要表现为：食欲不振、夜晚难以入睡或失眠、疲惫感、心境抑郁或苦闷、无助感、自卑感、孤独感、自闭性、人生失败感，以及感到活着没有意义等。其中，“疲惫感”的比重最高，达50.8%。对已婚的中年男女来说，由于社会转型时期流动频繁，就业压力和生存压力往往成为不少人(尤其是学历低、技能差、体力弱者)的主要困扰和心病，加上他们中大多数人上有老、下有少，而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出现弱化现象，使得不少中年夫妻容易产生较多的无助感和挫败感。年轻夫妻出现“疲惫感”和“人生失败感”的概率较少。
2.生活压力。研究发现，在被调查者中间，约38.8%的人有着“下岗或待业等职业不稳定”的压力，而无此压力的只有38.0%；约24.5%的人为“子女教育”的压力所困扰，无此压力的只有31.4%；约25.0%的人经常感到“经济拮据”，无此压力的只有38.0%。至于经常感到“工作紧张”、“家务繁重”的分别达到14.8%和7.0%。此外，研究还发现，年龄、文化程度、在业状况、收入、工作能力等，与生活压力有着更多的关联。
3.婚姻质量。现代家庭的轴心正在从纵向的亲子关系向横向的夫妻关系过渡，两性伴侣关系成了维系家庭的第一纽带，婚姻质量在市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的权重也相应上升。夫妻关系是否和谐和融洽，主要取决于夫妻双方的婚姻需求是否得到满足。调查表明，大多数被调查者对自己的需求满足给予较高评价。在给10项婚姻满意度打分时，认同“很不满意”或“不大满意”(即打1～ 2分)的比重为2%～4%，而认同“很满意”或“较满意”的比重在78%～90%之间，平均值在4分以上。其中，对配偶信任自己的评价最高，它也是主观幸福的一个重要动因。
我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夫妻对双方情感生活、夫妻和谐、相互尊重和理解，以及婚姻幸福等婚姻关系的自我评价具有较高的满意度，其中，不满意打分(1～ 3分)均未超过8%，平均打分在5分以上，也即位于“比较满意”和“十分满意”的区间。结果还表明，被试者对物质生活和余暇生活的满意度明显低于情感生活，尤其是对收入、住房和余暇生活打 5分以上的仅在30%左右。据被试报告，他们的经常性共同活动大多限于晚饭后 “看电视等自娱自乐”(占63.8%)，其次是“探望老人、走亲戚”(占40.6%)和“逛街购物”(占25.5%)，至于在节假日经常一并看电影、去公园、到郊外旅游，以及参与朋友聚会或体育场所的活动等，均在10%以下。
教育
教育对主观幸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影响后来的职业，而不是影响后来的收入，尽管职业反过来也影响收入。
研究主观幸福与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主要依据两种评价：一是接受教育的年限；二是教育程度与后来职业和收入的关系。然而，在主观幸福与教育程度的关系方面，研究的结论并不一致。有些研究指出，教育的作用已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例如，美国在1975年的调查发现，44%的大学毕业生报告说他们感到十分幸福；到了1978年，感到幸福的大学生比例下降为33%。在英国和日本，教育对主观幸福的作用也不明显，而在其他一些国家，诸如墨西哥、菲律宾和尼日利亚等国家，教育对主观幸福的作用却较明显。这种情况似乎为我们提示了一个关键的变量，那就是在发展中国家和较为贫困的国家，教育对主观幸福的作用较大。
如果说教育对主观幸福具有某种作用的话，那么这种作用是如何运作的？有关研究发现，教育对主观幸福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教育程度影响后来的职业，而不是影响后来的收入，尽管职业反过来也影响收入。美国的一个全国性调查表明，教育对主观幸福的作用是通过它对获得满意的工作、增强自控能力、更好地选择婚姻，以及主动地获得各种形式的社会支持所产生的影响而得以实现的。
我国学者曾对上海青年的就业形势和特征做过调查。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统计，上海15～35岁的人口为540万，占总人口的33%。在青年失业人口中，高学历失业趋势逐渐显现。2002年，上海高校毕业生人数6.4万，比2001年增加1.7万。但是，同年应届毕业生失业人数却增加了3.5万，就业需求没有同比上升。1999年，上海高校开始进行大规模扩招，2003年是高校扩招生进入就业市场的第一年，致使上海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人数达到 8.3万之多，相比2002年增幅高达31%。经过各方努力，在2003年7月，上海高校2003届毕业的研究生的就业率达到94%，本科生达到81%，专科生、高职生达到56.6%，平均签约率达到73%以上，就业水平与往年基本持平。但是，除了 13%左右的学生升学和出国，上述就业率仍意味着有l万多名毕业生的“第一次签约”工作尚未着落。高校毕业生“未就业、先失业”的现象将严重影响到整个失业青年群体的就业问题，从而也决定着他们对社会生活感到满意与否的主观幸福水平。
健康
有关调查预测，中国目前大约有70%的人属于亚健康人群，而在上海具有高级职称的中年知识分子中间，约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健康既是主观幸福的原因，又是主观幸福的结果，而且，它能被视作生活质量的组成部分。在健康的问题上，主观幸福的测量把健康分为主观健康和客观健康。主观健康与客观健康并不等同。神经过敏的人常在主观上体验到不健康，而真正患有高血压的人，有时反而会认为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研究发现，如果具体的疾病限制了个体活动的话，那么主观幸福与客观健康之间存在某种关系。
在此领域，有两项纵向研究较具代表性: (1)澳大利亚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健康与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与被试的人格有关，也即与被试者是否神经过敏有关。主观幸福的人较少神经过敏，而神经过敏者则对他们的健康很少感到满意。(2)美国的一项纵向研究发现，健康存在年龄差异，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来说，健康是预示他们主观幸福的一个重要变量。当然，主观幸福也通过两条途径对健康产生反作用，一条途径是通过心境活动激活的免疫系统而影响健康，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老年人以不同的方式观察生活和自我等认知过程而影响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在2001年《世界卫生状况报告》中指出，全球约有4亿人患有神经精神疾病，造成功能残缺最大的前10位疾病中有5种属于精神疾病，精神疾病占全球疾病总负担的11%。我国学者发现，我国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约有1600万人，此外，还有约600万人为癫痫患者。全国每年约有25 万人死于自杀，估计自杀未遂者不会少于200万人。受到情绪和行为问题困扰的1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有3000万，而妇女、老年、受灾群体等有着各具特色生理和心理问题。
据统计，上海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约17万，占总人口的1.06%。最近，有关 10万人口健康状况的普查发现，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和肥胖症这五种“富贵病”的发病率日趋增高，比例分别为17%、6.2%、1.9%、2.8%和 5.3%，基本上接近国外发达国家的发病率。目前，这五种“富贵病”的发病率已居上海地区人群发病率的前5位。
此外，随着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也面临不少新的问题，包括不正当竞争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污染，过度享乐造成的生理失调和心理障碍，人际竞争造成的应激反应和精神压力等，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人们亚健康状态的根源。美国学者把亚健康称作“慢性疲劳综合征”，意指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临界点，亦是大病来临之前身体机能发出的信号。但是，由于亚健康的潜伏期一般为8～10年，加之人们对其认识不足，不予重视，结果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期。据医学专家介绍，有 4种人在发病之前都处于亚健康状态，他们是：快速变矮的人、快速变胖的人、突然猝死的人和英年早逝的人。亚健康的状态还是肝炎、癌症等许多疾病的前期征兆。有关调查预测，中国目前大约有70%的人属于亚健康人群，而在上海具有高级职称的中年知识分子中间，约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
住房
房屋资产将成为居民家庭财产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资产，不同收入家庭的房屋资产价值的差异，不仅印证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且强化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
若干研究已经指出，可将住房视作生活标准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住房的面积对生活的满意度产生影响，而且住房的设施也对生活的满意度产生影响。例如，被试者的住房满意度取决于某些变量，包括每人所占的房间数、房间的大小和房屋的配套设施等。
我国学者曾就中低收入家庭改善居住条件所面临的问题，对上海的新建商品房和二手住房价格进行过调查，获得如下3个发现：
1.房价上升幅度过大。统计数据表明，2001～2003年，上海新推住宅的整体均价上升了24%。2002年初的存量房平均价格是每平方米3000～4000元，到 2002年底，差不多每平方米达4000～5000元，每平方米上涨了600～1000 元，涨幅达20%。增量房的均价也逾越了每平方米5000元的大关。住房价格的连续上扬，明显降低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购买能力。同样，在1999～2000年，动迁房源大多没有超过每平方米2500～2600元，而2003年的动迁安置房则是每平方米3000～3500元，也就是说，安居房已经上涨了30%以上。房价上升幅度过快，与居民经济收入增长不相协调的矛盾开始突出，收入增长赶不上房价上涨，许多中低收入家庭只好望“房”兴叹。
2.动迁获益有所下降。从1992年到2000年底，上海已基本完成365万平方米危棚简屋的改造任务，让64万户市民圆了新居梦。2001年后开始的新一轮旧区改造，随着房地产市场化程度日益提高，加上需要动迁地块的居民住户密度过大，致使动迁成本过高，原来按户口计算动迁补偿的机制日显落后。2001年6月，国务院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同年11月，上海市政府据此出台了《上海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实施细则》，对户均30平方米以下、实际居住人口较多的被拆迁户，采用面积标准房屋调换，并且规定了应该安置的最低标准。至于低收入居住困难户，包括被拆迁入、房屋承租人属于孤老、孤残、孤幼的，采取优先给予面积标准房屋调换，甚至可以适当减免超过应该安置面积的房价款。但是，由于动迁户多为房小人多的家庭，按面积所获补偿比原先减少，加上房价上涨迅速，造成中低收入动迁户以补偿款改善居住条件的空间受到压缩。
3.不同收入家庭的房屋资产存在质与量的区别。住房制度的改革，商品房市场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家庭拥有房屋资产。调查发现，有三成的城市居民家庭购买了商品房(包括二手商品房)，近四成的家庭拥有售后住房产权。但是，不同收入家庭的房屋资产存在明显的质与量的区别。首先，大多数高收入家庭购买了商品房，大多数中等收入家庭拥有公有住房产权，而半数以上低收入家庭却没有房屋资产。其次，高收入家庭购买的商品房集中在100平方米以上，中等偏高收入家庭购买最多的是 80～100平方米的商品房，中等偏低和低收入家庭则大多购买50～80平方米的?
唐贩俊Ｔ俅危?0%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拥有两处以上的住房，中等偏高和中等偏低收入家庭拥有两处以上住房的分别占26%和16%，而93%的低收入家庭只有一处住房。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改善和提高，房屋资产将成为居民家庭财产中最为主要的一部分资产，不同收入家庭的房屋资产价值的差异，不仅印证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间的差异，而且强化了不同收入家庭之间幸福体验的差异。
休闲
已有研究发现，把观看电视作为主要的休闲方式，有时反而与主观幸福具有负面关系，也许是因为长时间观看电视的人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
社会心理学家已经发现，休闲活动的满足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要比其他变量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更加密切。社会心理学家借助纵向设计对休闲的作用进行过研究，并且揭示了其中的一些因果关系。例如，动员或鼓励人们去参加日常的锻炼，有助于降低焦虑和抑郁，增加自尊。此外，积极参加群体社交和志愿者活动，也具有强化主观幸福的作用。不过，已有研究发现，把观看电视作为主要的休闲方式，有时反而与主观幸福具负面关系，也许是因为长时间观看电视的人没有其他更好的事情可做。
我国学者曾以上海城区“白领”群体为样本，调查了“白领”群体个人生活走向的定位和闲暇生活的取向后发现：“白领”群体的闲暇生活以休息为主，补充发展为辅。
闲暇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休闲，不过休闲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也有补充和消耗之别。研究人员设定了9种休闲方式，大致可分为4类：休息型休闲(包括与家人团聚、无事可做在家休息); 补充发展型休闲(包括读书进修、上因特网、体育锻炼); 消费型休闲(包括与朋友一起吃饭、上街购物、外出旅游); 增收型休闲(包括继续加班等)。在日常生活中，选择何种休闲方式是人们的自由。然而，不同的休闲方式对不同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影响。
研究发现：(1)消费型休闲比例最高，为38%，其中与朋友一起吃饭占 17%，外出旅游占12%，上街购物为9%。(2)休息型休闲比例其次，为37%，其中与家人团聚占32%，无所事事在家休息为5%。(3)补充发展型休闲方式的选择比例偏低，仅为15%，其中，读书进修为9%，上因特网为4%，体育锻炼为2%。(4) 增收型休闲方式的选择也有相当比例。在闲暇生活中，“继续加班”的“白领” 群体平均值为10%，而年龄在25～28岁者、硕士博士学历者、三资企业员工者和低收入者的选择比例都超过平均值。
对调查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又显示出以下情况：
第一，补充发展型休闲与年龄、收入、学历、职业明显相关。统计数据显示，选择“学习进修”作为主要休闲方式者的比例超过该项平均值(9%)的，主要有：800元以下收入者，为21%；20～24岁者，为15%；文教工作者，为15%；三资企业员工者，为12%；国有企业职工，为11%；大专学历者，为10%。尽管选择的动机可能不同，但其强烈的上进心还是可贵的。相反，高收入者(5000 元以上)，选择“学习进修”的比例就只有较低收入者的1/3。此外，统计也显示，“上因特网”与学历明显相关，博士为8%，大专仅为2%。
第二，休息型休闲与年龄成正比，与职业、收入相关。休息型休闲作为一种最传统的休闲方式，其被选择的比例与年龄呈正相关，年龄越大，选择的比例也越高，低年龄段和高年龄段的差距达20个百分点。不过，以下统计数据应该引起注意：在闲暇生活中，“无所事事”而休息者，在私营企业和5000元以上收入的“白领”群体中分别达到23% 和14%，大大超过平均值5%。
第三，消费型休闲与收入密切相关。统计显示，5000元以上收入者选择 “与朋友一起吃饭”的比例达到24%，而800元以下收入者仅有7%；选择“外出旅游”的高收入者为14%，而800元以下收入者则无一人。
第四，增收型休闲与收入明显相关，与职业、学历也有联系。调查发现，800元以下收入者中有50%选择在闲暇“继续加班”，三资企业员工中也有20% 作出同样选择；高学历者中作此选择的也有15%(博士)和16%(硕士)。作为有着较高专业能力和社会紧缺人才，他们的加班，似乎反映了知识经济时代对高学历人才的紧迫需要。不过，必须指出，这种“休闲”已与闲暇的本质意义没有什么联系，而这种“休闲”的存在势必影响到闲暇的质量和品位。
(摘自《社会观察》2006年第6期)
延伸阅读幸福度下降：一种未预期的现代性后果
文 军
2005年夏，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对涉及全国20个省市的40个城乡调查点进行了严格的入户抽样调查，一共回收了有效问卷4569份。在中国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调查方面，该课题组发现，只有44.9%的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2005年10月，国内著名调查公司—— 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对全国8个大中小城市、7个小城镇及8个农村地区的4128个有效样本的同类调查也显示，只有56.1%的被调查对象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感到 “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而在2003～2005年连续三年期间，中国居民对自己总体生活的满意度（即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呈逐年下降趋势，2003年为68.2%，2004年为66.9%，2005年为56.1%。两项调查还共同揭示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普遍高于城市居民。
在有关中国居民心理生活的调查方面，《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课题组还发现，62.3%的中国城乡居民“有时”甚至“经常”、“整天”感到焦虑不安，但进一步的交叉分析显示，“个人收入”与生活满意度和心情并没有显著性差异。在回答“哪些事情经常令您感到愉快？”问题时，排在前四名的依次是：家庭生活和谐、身体健康、帮助了别人、工作得到了别人的认可。而“薪酬或收入提高”只排在第五名。国民经济在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也较以前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为何城乡居民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却出现普遍下降呢？尤其是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远远高于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而幸福度却普遍比农村居民要差。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农村居民2003～2005 年家庭人均纯收入依次是：2622元、2936元和3255元，而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依次达到了8472元、9422元和10493元。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倍以上，而幸福度却比农村居民低许多。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幸福是一个多元化的概念，它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元素，既是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的肯定方面得到实现和否定方面得以避免的心理体验，也是生存发展达到某种完满和免除严重损害的心理体验。因此，人的幸福度的构成不仅是某种重大需求、欲望、目的和快乐的持久满足，而且还必须内含有对严重损害或痛苦心理体验等否定性因素的避免。而这两种元素都恰恰孕育在现代性的发育之中。从现代性的角度来说，经济增长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其不仅使我们摆脱了传统社会的长期束缚，而且在人类发展史上实现了巨大的飞跃。但是，就在人类社会高举经济增长的旗帜大步迈向现代化、全球化的同时，我们也明白无误地看到极权主义的兴起、战争的工业化、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监督机制的乏力等现代性的严重后果。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收入也较以前有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生活得以基本满足，可是我们的居民却并没有因此而过上幸福的生活，这就是现代性在微观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未预期的社会后果。
对一个国家或政府来说，经济发展无疑是政府所要努力追求的一种有意图的行为(intentional actions)，为此，他们将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就像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指出的那样，任何行为的主体不仅总是具有明确的动因，而且也总是能够不断地将自己的行动加以合理化，总是不断地对自己的行动进行反思和调整。可是，即使这样，对政府来说，令他们难以想到的是，这一有意图的行为却产生了未预期的结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从理论上讲，政府作为行为的主体总是会以不同方式去行动 的，这就意味着，行动所体现的是行为者改变既成事态的能力。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虽然行动者具有这种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却并不一定能预期到自己如此行动的后果，而正是这些未能预期到的行动后果，反而构成了他后续行动的条件。经济增长的有意图行为带来了居民生活幸福感的下降这种未预期的后果，实际上正是一个在宏观层面上涉及整个“现代性”社会及其后果的论题，是宏观层面上的国家经济增长对微观层面上的居民幸福度期待的一种长期压抑，这种压抑是国家经济增长所未能预期的，也是不愿意看到的一种结果。
实际上，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今天出现居民幸福度的下降，并不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在国际上研究幸福指数最负盛名的机构——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研究机机构公布机构公布的2004年世界上82个国家和地区幸福指数的排名中，经济不太发达的拉美国家波多达的拉美国家波多黎各和墨西哥却高居榜首，北欧国家丹麦为第3名，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的美国只排到第15位，而经济规模排在世界第二的日本，其幸福指数仅列42位，远在越南(29位)、菲律宾 (31位)之后。国外有关幸福度的研究结果揭示出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幸福度和经济收入不一定成正比，提高人们的幸福度，不一定要通过增加收入的途径来实现。这个结论至少表明了个人的主观幸福度不全是由财富和收入来决定的，一个人获得幸福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幸福的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它是由快乐的心理体验等主观元素和人生重大需要、欲望、目的得到实现和生存发展的某种完满等客观元素构成的。在发达国家，许多人在日复一日地奔波劳累中成了“工作机器”，心理极度压抑，人们的幸福感常常被精神压力所抵消了。在极度的紧张和心理压力之下生活，再高的收入也是很难让人体验到幸福之美的。
因此，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理查德·雷亚德（Richard Layard）提出，经济政策应该以创造幸福为目标，而不该盲目追求经济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等用以描述经济发展状况的客观指标并不能反映国民的生活质量、测量国民的幸福程度。大量研究表明，当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生活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经济指数与幸福度成正相关，人均收入越多，生活满意感和幸福度越高。而当GDP增长水平超过某个临界点的时候，经济因素在“幸福度”中起到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GDP 只是一国所有产品和劳务的货币价值，而产出的增多并不等于生活的改善和幸福的增加。除受分配制度影响外，它没有充分考虑环境、资源、犯罪、贫困、休闲等与国民幸福直接相关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当其他条件都相同时，生活在财富公平分配的社会里的居民感觉会更幸福。今天，中国居民幸福度的下降，从某个方面恰恰说明了中国经济增长开始步入幸福度的临界点，它需要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与重建，这也是抵消现代性后果的一种必由之路。
21世纪是人类追求幸福的世纪，国家富裕和人民幸福则是我们经济增长的根本目的。所谓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其最终的落脚点都是为了增加人民的福祉，提高居民的幸福度。在“现代性反思”的视野中，我们不仅需要重新考量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和目标要求，而且更需要把“经济增长”与“人的幸福”作为一个整体，放置到与经济环境和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居民日常生活结构中来重新定位。从宏观角度来看，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在现代性发育中对物质形态的数量追求与欲望扩张，更是一种传统生活结构的破除和现代生活体系的重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的心理和精神生活状况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复杂多变，也会因此而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此，我们将不得不予以充分关注。
（摘自《社会观察》2006年第6期，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教授、法政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