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期待……
《青春万岁》是从1953年开始写作的，经过千辛万苦，最后几周我就像生了一场大病一样，头晕脑涨，眼冒金星，寝食难安，四肢丧力，全无把握。我写完了《青春万岁》的初稿，怕手稿丢掉，我把相当一部分稿子抄写到大型笔记本上，再买了大量五百字一张的竖写稿纸，往稿纸上誊。除了我自己，我还委托我的妹妹王鸣与一位同事朱文慧同志帮助我誊写。誊也誊完了，时至1954年冬，距离开始动笔整整一年，我算有了一份厚厚的稿件了。
文学就是这样一种东西，任何得意者、失意者，赋闲者，自命怀才不遇的穷酸者，自恋者，梦游者，热情者有使命感者，也可能是妄想者，与编辑出版人员有私人关系者……都可一试，都有可能小示身手。而且，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只有写作不由计划安排，你想写就写，写好了就能成事，那个时代有志于写作者何其多也。
同时，你一旦从事了那个叫做写作(一种酸酸的谦虚的说法)的事儿，你不管是怎么样地学富五车，有怎样的职位与学历，具备多么高尚的情操人格，多少经验阅历，多少才华灵感、奇思妙想和牺牲精神英雄气概……你仍然是不够用的，你最多只算是半瓶子醋。
但是也确有这样的写作者，虔敬，献身，追求，忘我，一股脑儿把自己的全部身心献给了文学，这样的人很难容于大众，也很难容于同道，也很难得到知音。并不是所有的读者都喜欢匍匐着痛哭流涕着去仰视文学。他们宁愿去读书解愁破闷，借他人之故事言语浇自己之块垒。一个作家把文学想得太高太高，高入云端，高如上帝，而把自己按天使至少是按圣徒来设计，他们成功的可能性不超过百分之一，甚至多半会搞得鼻青脸肿——粉身碎骨。
我想起父亲的一位同乡、同学，他就是来自老解放区，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的潘之汀老师。我找了他，他住在和平里新住宅区。我第一次看到新的居民楼，我很欣赏。潘老师的妻子是一位话剧演员。身材姣好风韵犹存的她对我说：“赶明儿你写了剧本我们演。”令我醉迷欲融。
不久，潘叔叔来信说：“你有了不起的才华……”，这样的说法又使我发了一回高烧，只如快乐死了一回，又一缕“香魂”慢悠悠甜丝丝活了回来。
他说他把稿子介绍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文艺室负责人吴小武。吴笔名萧也牧，他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受到丁玲带头的严肃批评。小说写一个知识分子男士与工农出身的女士的矛盾，其中有一段写男要赏月，女则抱怨月亮不如烧饼，不能解决饥饿问题。这样的小说与这样的批判(丁玲的批判文章题为《作为一种倾向来看》)，包括上纲上线的文题，今日读起有喜剧色彩，但当时造成的却是货真价实的悲剧。此后吴小武的外形与言谈，声调与举止，都给我以背时晦气的感觉。
我昼夜苦等，梦里也看到了吴小武老师，得到了他的指点。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颤抖，活像一个太监在与皇上说话。吴告诉我，是编辑刘令蒙在审稿。直到次年春夏，没有消息，电话也打不到刘编辑，忽然又从团市委领导处得到刘编辑在反胡风运动中“有事”的传闻，我更是叫苦不迭。
中国青年出版社就在东四十二条老君堂，离我工作与居住的地点很近。我骑着自行车到出版社门口，看到一些戴着深度眼镜，说着南方口音官话的一脸书生气的编辑上班或者下班。我欲问无门，欲钻(营)无路，欲讨好无缘，欲交流不配，欲哭无泪。
我整整等了一年，我变得近于迷信了。我常常想，假如早晨天下了雨，就可能是《青春万岁》有了下文有了好消息的兆头。假如一只乌鸦向我连叫数声，我想这很可能是稿子被彻底否定的标志……
到了1955年冬，吴小武和中国作协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老作家萧殷找我谈话。我们是在萧老师家、东城区赵堂子胡同八号(后萧老师到广东工作，此院转售予臧克家诗人)谈的。萧老师高度评价了稿子的基础和我的“艺术感觉”，指出书稿主要问题在于主线，没有主线成不了书。
原来如此!原来我的救苦救难神灵活菩萨，我的祖宗娘老子就是您，伟大的主线!主线就是俺的魂儿啊!也就是俺的刽子手，丧门神!这样的词别说写出来，理解并且实行起来，过去咱是听也没听过。我只知道写长篇最难的是结构，哪里知道结构里还有个“主线”老人家，他老就长在小说的命门穴上！
身材高大，驼着背，不停地吸着香烟，手指熏得黑黑的吴小武同志肯定了我的激情，说：这篇东西改好，你会取得大的成功。吴小武爱说的一个词是“磨”，“还要好好磨一磨”。他这个“磨”字我听着很苦。萧殷老师则说准备由作协出具公函，给我请半年的创作假。
萧老师还谈到他因身体不好而正在注射的一种补剂，好像叫做什么“肝精”。他们二位也谈到了萧老师一本书的稿费的事。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句，碰到高兴的事就想起杜甫，虽然杜甫的诗作与我的经历压根就不沾边。我以为，底下的事就该是一顺百顺，一通百通了。
……我现在常想一件事，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而是另外的呢?如果吴小武与萧殷是把我的初稿干净利落地否定了呢?我还有勇气继续努力吗?多么脆弱的青春、才华、激情和创造的冲动呀！除了感激这些思师，我能从中得出点什么更多的体悟来呢?
在等待消息的这一年我还写过话剧剧本，我写在一间大办公室，午夜，挂钟敲响了12时，各地传宋与阶级敌人战斗的报告，事业波澜壮阔，工作人员却是一些凡人。平凡的人与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张力之所在，戏剧性之所在。
我把这个剧本的草稿寄给了曹禺大师。我很快接到他的答复，他邀我到他家共进午餐。他那时似乎住在铁狮子胡同。他说我写得有味道，但是内容不易掌握，说不清楚。此后数十年，我有机会见到曹师，他常常回忆他初读我的习作时的感想。
失望、失望……
我在改《青春万岁》，很顺利。我常常住到郊外，我父亲那里，中关村公寓，不受干扰。我已经找到了感觉，知道我在写什么，知道我正在写的与前边与后边都有着怎样的联结，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承接前文，什么时候应该有所变化，有所旁骛。我愈来愈感到长篇小说的结构如同交响乐，既有第一主题，又有第二第三主题，既有和声，还有变奏，既有连续，有延伸、加强、重复又有突转与中断，还有和谐与不和谐的刺激、冲撞……结构的问题，主线的问题，与其说是一种格式一种图形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对于小说写作的音乐感韵律感与节奏感是多么的迷人!像作曲一样地写小说，这是幸福。什么地方应该再现，什么地方应该暗转，什么地方应该配合呼应，什么地方应该异军突起，什么地方应该紧锣密鼓，什么地方应该悠闲踱步，什么地方应该欲擒故纵，什么地方应该稀里哗啦……全靠一已的感觉。写作的人怎么会没有这种感觉呢?一一表述，另起一枝，抒情旁白，众声嘈杂，喁喁絮语，悬念如天，吊起胃口，原来如此，拍案惊奇，然后是余音袅袅，前后照应，会心尽意，天衣无缝或者故意卖个破
绽，引人辗转反侧。写小说，有多少灵气就有多少招术……我定可如期改好，改得很好。我的感觉与悟性与我的设计，我的苦思冥想一致，我的感觉解决了所有我的设计与苦思冥想中碰到的难题。
当写作进入了找到感觉的状态，那可真妙。想了再想，好句子好情节好细节好抒情好刻画都油然而出，若有天助，若系天成。《青春万岁》本来就是那样圆润，晶莹，纯真，热烈，饱满，动人；《青春万岁》本来就呼吸在徘徊在飞翔在宇宙之间，等待着王蒙的寻找，等待着王蒙的发现，等待着王蒙的摭拾，等待着王蒙的抚摸；《青春万岁》比它的作者好得多，完善得多，可喜得多，英俊和美丽得多。作者可以—般乃至许多缺陷，可以羞煞愧煞，而《青春万岁》应该成为时代的天使，青春的天使，飞入千家万户，拥抱千千万万今年轻人的身躯，滋润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心灵，漾起千千万万今年轻人的微笑，点燃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热情。
在最享受的状态中，我有余力再写点别的。我一直是这样，同时做一两件事情，互相调剂互相补充互相变化，避免单打一，避免重复与疲劳，互相促进又互为休整。于是我在1956年4月，在我21岁半的时候，写下了改变了我的一生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小说发表后，一时间人们争说《组织部》，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与此同时，我的《青春万岁》修改稿已在中青社三审通过。我们订了合同，我得到了预付金500元。
也算一夜成名，虽然这种说法令人恶心。正在筹备复刊的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命编辑找我约稿。他们已从作协等处得知我的长篇小说即将出版。作协领导、老作家刘白羽同志在《人民日报》上撰文预告了文学新人的成绩，他说张晓的《工地上的星光》与王蒙的《青春万岁》反映了文学新人的成果。于是文汇报的编辑带着预付的500元现金要求自次年即1957年1月1日起全文连载《青春万岁》。我给他们讲了该小说的故事性不强，也许不适报纸连载。但他们坚持要载。
到了次年1月，我没有在报上看到连载，我问是怎么回事，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说是计划选个五六万字登一下。我不快，便退回了500元，宣布此事作罢。
期间，因为《组织部来了今年轻人》我受到“围攻”，1957年8月1日，我奉命去京郊的门头沟区斋堂公社(乡)的军饷大队(村)的桑峪生产队(自然村)。东北有句俗话，小火炖吊子(吊着的小锅)，慢慢来。“右派”的含义是慢慢体会的。《青春万岁》已经打出清样，却不能出版了，参加首次青年作者会议的人们，基本上全军覆没。尤其是从报上看到邵燕祥也落马的消息，我只能苦笑。
《青春万岁》的出版事宜重新提到了日程上，令我不胜唏嘘，却根本不敢相信其可能实现。中青社请了当时文艺报的负责人冯牧代审，冯对此稿印象颇好，只要我把太多的写到苏联文艺作品对于那时的中国青年的影响的地方删一删。这是我第一次到冯牧家里拜访，他眉清目秀，口齿清晰，忙忙碌碌，随随便便，他一直是这么一种风度，不太像文人，更加不像领导。
有惊无险地度过了“反右”关口的黄秋耘对我关心备至。我常常到大雅宝胡同他家去看望他。每次他都是唉声叹气，无法可想。他在此年十月告诉了我“精神又变了”消息，他指的是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强调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他回顾了他亲历的整风反右时期的同样场面：他在邵荃麟家中，见到邵接了一个电话，立刻神情一变，紧张地说：“要收了。”他还说到邵荃麟的匪夷所思的想法，说是六十年代初期，作家们想写大跃进中的种种画面与教训，又不敢写，他设想能不能出一个内部文学刊物，只限于领导干部阅读参考，文学内参?旷古未闻。
他的说法令我产生了更加古怪的念头，不，不是念头，只是一个调佩罢了。我想说的是，如果阅读文学作品有级别限制的话，能不能搞个上限，即办一个只准二十三级以下员工和农民看的刊物?当然，我没有敢多说，我流露了几句，黄秋耘也没有听懂。
黄秋耘早年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喜爱文学，喜爱罗曼·罗兰，尊崇人道主义。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他写了《不要在人民的疾苦面前闭上眼睛》和《刺在哪里》，为一些人和事不平，后来又写了《锈损了灵魂的悲剧》，为一篇揭露阴暗的作品张扬。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得到了他老的极大的关心友谊，我永远忘不了他住的那套房子，他始终忧心忡忡，无可奈何，他使出了浑身解数，却无法帮我发表什么新作。
从此，昙花一现地发表了一点小文字的摘帽右派们再次销声匿迹。我的姐姐告诉我，上面已经传达，摘帽右派，就是右派，仍按右派掌握。姐姐唯恐我再找不素净，每次见面，不忘猛浇冷水降温。形势一变，偃旗息鼓，就跟没有发生过那回事一样。我的所有稿件都被退回。
《青春万岁》再次搁浅。黄秋耘不断地给我出主意，一会儿说辽宁的《鸭绿江》开明一点，一会儿说天津的《新港》可能方便一些。但是我的稿子寄去，都没有戏。
这里有趣的是并没有文件或口头传达说什么什么人从此不要再出现了。一切决定于精神与气候，精神一变，气候一变，一切自然改变，谁都不愿意往枪口上撞，当然，同时谁也不会正式告诉你根据什么你就歇着吧，你就名存实亡吧……没有通知，没有禁令，胜似通知，胜似禁令。你已经无法可想。
等待、等待……
中国文联开了一次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在西山读书会上放了周总理与周扬在会上的讲话录音。总理讲话中提到，是周扬翻译介绍了《安娜·卡列尼娜》到中国来(文本有一部分是谢素台译的)，周扬立即表示这是他的一个失误。总理说，介绍这些名著，要有一个好的序言或后记，引导读者正确理解阅读名著。
那时的意识形态工作的一大特点就是动不动搞当头棒喝，击一猛掌，令人时时如大梦初醒，一头雾水，一身冷汗。
周扬的讲话中提到了王蒙的名字，他说：“王蒙，搞了个右派喽，现在，帽子去掉了，他还是有才华的，我们对他，要帮助。”
黄秋耘早就告诉了我周扬讲到我的话，并说这样讲对我是有好处的。
周总理讲话的中心意思是要迎接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他讲到他爱唱“洪湖水，浪打浪”，说有一张照片是他与演员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情景，照片上只有一个习惯于洋嗓子的歌唱家圆张着口，与大家不协调。他讲用交响乐队在台上伴奏，使人听不清唱词，他只好躲到离舞台远一点的地方。我想他的意思还是提倡音乐演出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也属于端正文艺工作的方向范畴，但火药味儿不算浓。
他讲到，有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什么还要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呢?这时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递了一个条子，讲到协奏曲的成功与受群众欢迎的状况，周总理当场读了李德伦的条子，而且说感谢李德伦使他增加了对情况的了解与有关知识。周总理的虚怀若谷感动了我。
周总理讲话的核心不是这些具体问题，而是阶级斗争。总理要文艺界做好准备，要在阶级大风大浪中接受考验，在这样的大风大浪中受到教育，增长才干，提高觉悟，克服弱点，等等。
总理讲得语重心长，苦口婆心，乃至忧心忡忡。到底是什么风什么浪呢?他没有具体讲，我甚至想也许这个问题当时他也弄不清楚。反正是风浪要来了，非同一般的大风浪要来了，他看出了趋势，他预感到了前面的考验非同小可。他要告诉朋友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准备啊!
文艺界的人也爱他，据说他早在重庆就与一批左翼文艺家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演员演出完毕，在卸装以后的午夜时分，会在吃夜宵时惊喜地发现，周总理与他们在一起，总理为他们的演出成功干杯，一次喝光一玻璃茶杯茅台酒。而当演员们劝总理早点去休息的时候，总理会略带烦恼地说：“你们怎么不懂，我现在就是休息嘛。”
我想起许多这样的征兆。韦君宜说过，她参加一次教育界的会，说到防修防变质的事，大家举了许多例子，说明现在青年的思想问题有多么严重。
从韦君宜的叙述中，你看不到她本人的看法。是真的要变修了吗?是真的如临大敌了吗?是紧张过度了吗?她似乎也弄不清楚，她似乎也很为难，很紧张。
不要说黄秋耘了，他说到陈翔鹤的《陶渊明挽歌》与《广陵散》找了大麻烦，由于后一篇作品的后记中写到，如果嵇康在今天，也会是一个什么文艺家协会的负责人，被康生指责为借古喻今。说是康生还指出，田汉的戏《谢瑶环》中奸臣采用的酷刑中有一种叫做“猿猴戴冠”，那就是指“戴帽子”。联系到同一个时期郭沫若的历史剧《武则天》，内中有上官婉儿私通谋反者一节，武后因惜才饶恕了上官，但在上官婉儿额头上刺了一朵梅花，以示片惩戒。黄说这样的细节，他看了觉得极不舒服。黄秋耘说起来，十分保密，而且叹息不止，还能说什么呢?不久，他的历史小说《杜子美还家》与《鲁亮侪摘印》也都被揪出来批上了。他一直是摇头，叹息，紧张，小心翼翼而又不以为然。
更高层也更典型的人物应该是邵荃麟，他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译者，这很有象征意义，因为，我相信一大批共产党人，是出于对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同情，出自解民倒悬的正义感才走上了革命道路。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邵荃麟瘦得两颊深陷，我见到他老，往往担心他的细瘦的身躯支持不住他的相对巨大的头颅。
形势有变，《青春万岁》审了又审，除冯牧外，团中央一位书记也参加了审稿行列，认为小说没有写知识分子与工农的结合是一大缺陷，但谁也不拍板，谁也不负放行或否定的责任。稿子又到了邵荃麟同志那里。邵再次找我，他毫不掩饰他对稿子的欣赏，语言啦，诗情啦，细节啦，王某会写散文啦，他说了一大堆。然而，出版不出版，他也是左右为难，沉吟不已。要不你找个地方出版社悄悄地出出来?他这样说。我知道，又没戏了。我知道，他也颇感无奈。
高高低低的领导都预感到了大风大浪的逼近，但是没有人说得清风浪的来源与形式，内容与层次，更没有谁知道文艺界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准备。他们谈论的口气像是在谈论一次台风，或是一处峡谷险道，或是一次过关考试，更像是在谈论一次无法预测的地震。他们谈论的是一个客观的他者，一个身外的伟力，一个无法抗拒的威胁；不由他们做主，不由他们决定，不由他们欢迎或不欢迎，无法避免，无法逃脱，无法对之做出什么评价或者分析。
我是一个刚刚露头就被砸下去的作者，《青春万岁》的出版已经遥遥无期，到1963年为止，我只发表过五个短篇小说和一点点散文之类的文字，又面临着彻底封死的局面。越是要封或变相封杀，我越是急于发表东西，我变得急火攻心，饥不择文。事后想起，这也是一种急躁，一种轻浮，一种失态。这种心态，既无法改变不利的外在处境，也写不成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记得1956年初夏，收音机里播放的每周一歌是歌剧《茶花女》里的《饮酒歌》，走到哪里都听得到“……杯中的美酒使人心醉，青春好像小鸟，飞去不再飞回……”我去邵燕祥家祝贺他与谢文秀女士的新婚。我拿去了《青春万岁》的序诗，他帮我改了一点，原文在“让我编织你们”之后是“这该多么幸福”，他给改成了“用青春的璎珞和幸福的金线，编织你们。”他说，这样也显得(字数)整齐一些。他在给我的信里还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
时至2004年5月4日，首都青年纪念“五四运动”85周年的大型文艺晚会，是以“青春万岁”命名，而且，在会上朗诵了这首序诗。所有的日子，仍然活着。
而事实上，《青春万岁》这部书却是命途多舛的。半个多世纪前，即1953年开始写作，1956年定稿的本书，先是打入冷宫近四分之一个世纪，1979年后才出版。时过境迁，这本书并没有受到专家们的重视。然而，时至今日，它仍然不断地重印，平均每三年就要印一次，从未中断，前后已经发行了40多万册。
一部不无幼稚的“老年间”的书，却经住了时间的考验。对于一个写作人，应该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