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的一只蝴蝶扇动了它的翅膀，也许会带来东京的一场飙风。”无论是从什么方面看，中国政府的这次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都像那轻轻的一扇，它会在中国产业界带来一场飙风吗——这无非是“另一只鞋子何时落下”的老故事。
李如成
“至少中国服装企业现在不是到世界上去创自己品牌的时候。”这是3年前李如成对记者说过的一句话。李如成是雅戈尔集团总裁，2003年，中国大批家电企业用自主品牌向海外发起进攻。之于中国服装业，他作出了相反的判断
“品牌的背后是什么?是文化。虽然我们自豪于中国文化5000年的历史，但同时我们必须承认的是，中国文化在当今世界上并不占主流位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想象单独一个企业能够用企业的力量在国际上创出一个品牌文化来，企业品牌和国家形象是统一的。拿服装业来比方，当下中国流行的服装品牌都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因为这里是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所以很容易创出在中国流行的品牌来。”“相对来说，如果一个偏远省份的服装企业要创出一个全国知名品牌来，难度就要大得多。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平时对这些地区的了解很少。除非是历史上就很有特色的东西，像云南的酒、西藏的青稞，利用这些东西创出名牌来的可能性就会大得多。而文化的传播一定是一个政府和企业互动的过程，为什么法国的服装业虽然工业基础也许不如中国，但品牌的美誉度却要高得多。因为法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用美来定义这个国家，它不遗余力地推广法语、推广巴黎的浪漫，法国在普通人心中和美丽浪漫联系得非常紧，所以法国的酒业和服装业发展起来就很快。”李如成当时的这段表述到现在记者仍记忆犹新。
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雅戈尔就引入了皮尔·卡丹等国际知名品牌的OEM业务，李如成对这个业务的期望远不止于赚取一些加工费。他的想法是要引进国际知名品牌的生产标准，先让雅戈尔产品的标准有大的提高。10年来，这家企业在低调中动作不断，上市搭建融资平台、建造巨型的纺织工厂确保原料供应、大规模投资终端渠道设立销售网络，虽然众所周知服装业员工素质相对薄弱，但雅戈尔还是试图用ERP把它的整个产业联系到一个管理链上来。
这里的每一个环节说起来只有一句话，但几乎在雅戈尔投资的时候都是一个巨大的冒险。拿销售网络来说，雅戈尔在行业利润总体下降之时，出人意料地投资数亿在全国数十个城市的中心地段买下大批商业地产用来做专卖店，业内人士齐呼看不懂，雅戈尔的股价也受到一定影响。
在有了强大的工业基础、国内市场保证和质量保证之后，到21305年下半年，李在一份行业内媒体上初步表达了他的想法：“创国际品牌的大气候已经成熟，中国政府—段时间以来大力推广中国文化已经有了相当成果，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初步具备了条件。”到了2036年，雅戈尔高层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时间点。”
品牌，知识产权和北京的官司
汉高祖刘邦居关中之地，也只历时4年之后，放马与项羽一决。放到中国产业发展史中去考量，以李如成为代表的一些中国企业，又何止厉兵秣马四五年?现在，与跨国公司正面开战的这个时间点似乎已来了。
5月，国内外媒体集中报道了三个中国市场事件：北京秀水街上几家服装店因为出售假名牌而受到名牌持有企业的诉讼，甚至连秀水街的市场管理者也成为连带的被告；上海襄阳路市场被关闭，其主要原因是这里是仿冒名牌产品集散地；浙江义乌市场则高调宣传自己在打击假冒商品方面所作的努力，据说那里建立了全天候的监控体系，以确保没有假冒商品。
这三个标志性事件连同最近一系列的现象一起，将会记入中国在创新和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历史。这些现象，包括中国政府在十一五规划中反复强调“创新”这个关键词；包括中国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大大加强，大量原来主要从事OEM加工业务为主的企业开始在国际、国内市场开拓自有品牌；包括民企中的排头兵温州企业近来群体性地开始与国外企业争夺商标权；包括联想、华为这样的巨头型企业以自有品牌在海外市场上的进展；还包括中国政府向美国微软公司的采购案——在中国，政府引导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是企业行为的重要根据；当然也包括了前面提到的，李如成的观察。
从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观察，可以用这样的话来总结：在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市场经济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之后，已经可以开始一个新的历程。在这个历程里，中国市场经济的主角——本土企业，将在各种外在压力、自身的尊严和对利润的追求造成的合力带动之下，发起中国式的保护知识产权和自主创新品牌的道路。
OBPC的对手
2002年，《南风窗》报道过一个叫做阳PC的组织，这个由包括宝洁、惠普、微软在内的135家著名跨国公司组成的机构，中文名字叫“中国外商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在2001年，这个组织成立之初，它以在中国市场上打假为核心内容，不断地在各种市场上与中国政府的质量监督部门合作，打击对跨国公司品牌的仿冒。在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三大市场里，QBPC的身影都出现过。
浙江省技术质量监督局的一名官员对QBPC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当他们来找我们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推辞。因为他们的工作往往已经做得很细了，他们需要我们取证，然后就进入法律渠道，非常专业。”
到2006年，QBPC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打假机构了。本届QBPC主席——美国强生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张为安描述“QBPC的功能已经从救火开始，度过了打击纵火犯，现在到了防火的阶段了”。跨国公司们希望在中国建立一套从源头开始防止假冒商品生产并进入市场的体系。
应该说，事实并没有张为安说的那么乐观。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有一大部分的组成是世界的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过程。中国有大市场，有廉价的劳动力，这两点是跨国公司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转移它们的制造部门的根本动力。而在这个过程中，无疑会带来大量的公司内部信息。在跨国公司们发现在中国制造它们的产品有更丰厚的利润的同时，与之相关的很多中国人也得到了同样的信息。一件衬衫在中国工厂交货时只有几十块钱的价钱，但因为打上了跨国公司的品牌就可以卖几百元，这样的信息在中国几乎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所以对于渴望致富的一些人来说，仿冒无疑会是一条捷径。如果说引进生产线、自己研究配方、培养品牌是正当的模仿方式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回避将会有一些中国人会通过直接生产假货的形式来取得更“快”的利润，因为这种利润实在来得太快了。
更为致命的是，随着中国总体制造能力的上升，仿冒晶的生产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在上海要被关闭的襄阳路市场上，商贩们的口号是“假冒不伪劣”，含义就是指仿冒品的质量并不输于正牌货。外贸人士私下透露，由于跨国公司不断在中国更换订单生产厂以寻找更低价的产品，以致于工厂的订单变动很大，有品牌的工厂可以用内销来调节，其他工厂往往
以杂牌入市，有的也会应商贩要求生产一些假冒的名牌产品。而这些工厂，正是市场上仿冒产品质量提高的主打力量。
当然，张为安们更多的是要面对散布在中国各地的非常小的工厂，以及这些小工厂的经销商们。这些往往以家庭作坊形式存在的小工厂散布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各种地方，查禁起来十分困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进入正规的商品流通渠道十分困难。仿冒小品牌没有多大价值，仿冒大品牌有价值但是出路很窄。重要的出口在于市场，大量专业市场的存在为这些假冒货提供了一级中转地，通过交易，这些假冒产品高端的可以流向国外市场，低端的则流向购买力较低的中国农村和乡镇市场。
事实上，单靠一个QBPC，甚至哪怕单靠跨国公司的自我保护，恐怕根本无法与这个假冒货的整个生产链对抗。所以虽然中国的假冒产品出现得会更早，但跨国公司一直迟到2001年才正式成立这个机构。他们选择的是在市场这个集散地来做一些典型的案例，不断地提醒人们，跨国公司并不是没有看到这些假冒产品的存在，而且通过这些案例，推动着各方面对假货的重视。对于跨国公司而言，中国这些假冒产品的存在已经不是影响他们在中国的销售，而是在全世界的销售了。拿北京秀水街而言，买假者中，国外游客不在少数。这种情况甚至到了欧洲相关机构要出台条例对带假名牌回国的游客进行处罚的程度，可见影响之大。
终结的时点
接下来的问号是，为什么2006年会成为中国以一个国家的姿态保护知识产权、实施创新战略的起点?除去中国政府方面的因素，我们还是要从宏观经济领域来看看其内在的动因。一个得到各种经济成分企业响应的战略，绝不会是一个简单因素指引的战略，它说明中国的各方面因素都到了一个呼应的时刻。
在经历了2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到了一个需要适应变化的时点上，从2003年开始，东南沿海的工业发达地区陆续开始出现“民工荒”。低水平的民工工资已经不足以继续吸引农村的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大规模转移。而且，2006年由于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农产品价格开始大幅度回升，农民回家开始有钱赚了。这一因素，将会是影响中国企业未来数年行为的根本核心。
这种根本性的变动，已经并将彻底地改变中国企业近10年一种几乎处于静态的盈利模式——找外贸订单，生产就可以赚钱。由于这种模式的静态存在，中国出现了大量的外贸工厂，在激烈的竞争中，中国产品的定价几乎日益降低，低到无法忍受的地步。有个纺织企业主说，他一双袜子的赚头只值两克棉纱，也就是说，对外商订单的重量控制不能上浮超过两克，否则就亏本。这种微利状态在员工工资的大幅上涨面前显得极其孱弱。因为民工们对他们工资的上涨要求绝不是百分之几，珠三角地区民工工资已经近10年维持在l00元左右了，上涨10％能吸引来足够的劳动力吗?谁也不知道。
企业主们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在外商那里提价，要么转向创新，包括品牌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
有远见的企业主在更早一些时候就开始了这种历程。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有大量原来以外贸为主的加工型企业，积累了资金和技术实力之后，转向以自主品牌为核心的内销之路。无论是纺织品、玩具、服装、机电等行业，越来越多的企业都意识到，仅仅靠代工，企业已经无法再有长足发展。这种根本性的变化，加上一段时间以来的原材料涨价，在2006年产生了一个拐点。很多中国厂商转向自主，在技术上和管理上，突破简单的模仿，用新的技术来降低成本；另外就是转型——或者转向品牌创建之路，用品牌拓展企业的生存空间，把跨国公司的品牌利润转为自己的利润；或者在产品链上进一步爬升，利用资金和技术优势进入更高门槛的产业，去面对下一轮激烈竞争的轮回。
乍看起来，中国政府2006年保护知识产权的两次大动作，似乎都是有利于跨国公司的——秀水街的官司和购买微软公司的软件，得益者是六大跨国公司，而且进一步还会影响更多地方。但也许只有跨国公司的高管们才会从内心对这样的动作感到忧虑。当他们把大量的制造业务放在中国工厂的时候，他们已经培养着自己的对手了。现在这些潜在的对手在不断地成熟，尽管跨国公司手中握有国际市场，在谈判中可以更小的工厂报价来压制中国的制造商伙伴，保有自己的利润。不过他们恐怕也知道，那些为他们加工了精良的产品，带来滚滚利润的中国工厂，有一天终究会走上创造自我品牌的道路。相对于管理的精细化和产品品质的提高而言，过眼云烟似的广告和宣传，毕竟只是一个资金投入和时间问题。
“纽约的一只蝴蝶扇动了它的翅膀，也许会带来东京的一场飙风。”无论是从什么方面看，中国政府的这次保护知识产权的行动，都像那轻轻的一扇，它会在中国产业界带来一场飙风吗——这无非是“另一只鞋子何时落下”的老故事。
(《南风窗》2006年6月上，作者为该刊记者)
延伸阅读 中国产业模仿之路
从1978年以后，中国向世界打开了大门。而起因，则是缘于位领导人对民生问题的关怀。
一位日本当事人回忆过邓小平访日时的细节。当时邓公对日本人提出一个问题，大意是北京的老百姓冬天用煤取暖，生火时产生的烟气非常呛人，日本有没有直接可以点燃的煤，中国可以引进。
确实，经历了“文革”之后的中国经济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老百姓生活中所有的工农业产品都处于匮乏状态，现代物质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中国普通老百姓连听都没有听说过。一旦政策放宽之后，除了自身工业迅速恢复，现代化的生活成了所有中国者百姓的共同追求。几乎每一件国外先进产品进入中国以后都会引起抢购：从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到汽车、电脑，甚至是洗发水、可口可乐、名牌服装……一直到现在，哪怕是明知很多贴着国外品牌的产品都是由中国厂家生产的，人们也对它们趋之若鹜。
无法去评价人们的这种心理，但是这确实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一些引导性的信息。国外产品进入中国以后，中国企业就开始了它们的跟随战略。有据可查的是彩电，在中日关系的黄金年代，松下公司就向中国一大批电视机生产厂输出过彩电生产线，著名的彩电企业海信就是其中的一个。
早期的这种模仿形式各种各样。引进生产线是一种方式，但只有在政府支持下的国企才有实力做，除了彩电，还有冰箱、汽车、钢铁、服装。80年代的《经济日报》曾经报道过天津的一家摩托车厂在22天完成了对德国一家摩托车厂生产线的引进。从这种近乎疯狂的速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国企决策的草率，也可以看到市场需求的旺盛。
而草根企业的模仿则更为模糊。刘永好在80年代初去广东的时候，看到泰国正大在广东的饲料厂门口农民排起了长队，回来以后刘家四兄弟就开始琢磨此事，做了大量实验，最后成就了他们的饲料工业。与此类似的是中国汽车业的后起之秀李书福，他的做法更为疯狂。在介入汽车业之初，他把一辆奔驰车给拆了，再自制材料重新组装起来，并把这辆车开上了老家台州的大街，还开进了政府大院，宣称他会造“奔驰”了。而整个温州打火机的产业，同样起源于一个温州华侨回国时带回来的打火机和几个不安分的农民急于致富的心理。
致富，这个直到现在还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词，反映了中国勃勃的生机。而模仿对于中国企业来说，直接能够带来的就是利润。以彩电为例，引进了日本生产线的中国彩电企业当时有十几家，几乎每一家都在当时彩电的高价格下取得了高利润。年纪大一些的读者可能还记得，一台现在卖八九百块钱的21英寸彩电在80年代的价格高达2000元甚至3000元(这还不是可比价格的对照)，我们现在已经无从考证那时每台彩电的利润，但有一点可以知道，几乎每一个引进生产线的企业都经历了一个迅速膨胀的时期。背后的支持，很大程度来自于这种通过模仿带来的利润。(郑作时)
(《南风窗》2005年6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