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先生逝世。上海《大公报》对此事的报道似乎还是重视的（萧乾语），占了十月二十日要闻（第四）版的大半篇幅。然而就在同一天同一版的左下角，出现了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全文如下：
文艺界巨子鲁迅（周树人）先生昨晨病故于上海，这是中国文艺界的一个重大损失。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影响尤大。自《呐喊》出版，他的作品曾风靡一时。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和那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
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报纸一出版，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上海文艺界群情愤慨。在《大公报》编文艺版的萧乾，认为是对鲁迅的恶毒攻击，也攻击了进步的文艺界。他除了感到愤怒之外，还感到被人背后捅了一刀。他放下报纸就去找老板胡政之，表示这个文艺版编不下去，要求辞职。胡要他冷静一下，容他去调查。下午，胡又找萧谈话，承认短评写得不对，但不肯透露谁执笔，只说是凌晨看大样的人，根据当日新闻临时凑的，还说追究既往，于事无补，辞职也不是办法，还是考虑弥补的办法。萧表示应在报纸显著的地位刊登道歉启事，胡认为不好措辞。最后就在文艺版上刊登一篇不署名——即也是带有社论性质——的悼念文章，解决这一难题。
① 这篇短评的执笔者究竟是谁？
徐铸成是最先被人怀疑的。其次就是记者张蓬舟。当时徐铸成正是第四版的编辑，按理他最有可能。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某华文报纸登一署名文章，追叙这一段历史，说按年月，这一短评可能是徐铸成执笔的。萧乾是知道真正的执笔者的，看到这文章，忙致函徐铸成，要他去更正。
对这事，八十年代徐铸成有一段回忆：
“那天我下午三时去报社看报,得知这噩耗(即指鲁迅逝世——笔者注），十分悲痛，连忙搜集一些材料和图片，以便晚上安排这一新闻。到发稿时刚和琴南兄对调由津馆来的编辑主任，写了一则短评，先交译电的发到津馆，以便两馆同时刊出。我把这电稿一看，文中带有讽刺，说鲁迅文每带些尖酸刻薄的用语。我对这位作者说：‘这样措词有些不妥吧。’他笑笑说：‘不要紧，我们该发表不同的观点。’第二天下午我到报馆，则抗议叫骂的电话，已一个个打来。听津馆来电说，北平、天津读者更是气愤填膺，抗议的电讯如雪片飞来。以后几天，津沪两馆继续收到读者抗议信。那几天，季鸾先生正赴南京去了。”
② 宅心仁厚的徐铸成并没有指出短评的执笔者是谁，只是说刚由天津调来的编辑主任。他在另处说，“张、胡两先生认为张琴南兄编的题目、版面太‘花哨’，而上海是重心所在，因此把琴南调津，把这位先生调来了。”
③调来的是王芸生。
直到五十四年后，才由张蓬舟公开宣布那短评执笔者是王芸生。张蓬舟说：
“这篇短评是总编辑王芸生写的（当时王不是总编，而是编辑部主任，作者有误——笔者注）。总的精神还是颂扬鲁迅的，但后半段对青年所受的影响，杂文的作用，以及人际关系的观点、论点都是错误的，当时曾引起很大反响，并成为无限风波，在报馆内，萧乾为此闹到要辞职，在文坛上，因其出言伤众，用鲁迅的话说：‘招致广大的惶怒’，靳以曾对四川美丰银行上海分行康经理说过：‘这还不是张蓬舟那小子搞的。’真是活天冤枉！解放后，王芸生还因此挨过几次‘批’，他自己曾几次对我说起，并表示过后悔。”
④ 经历这样长的时间才宣布，宣布方式也怪，是放在张蓬舟这篇文章的备注3中。长时间不说，大概有所顾忌。
那么，王芸生为什么写这短评呢？
据王芸生之子说，那是因为鲁迅对梅兰芳太不恭了。“据知，一次王芸生与子女谈起往事时，曾提起‘短评’事，他称之为一生‘败走麦城’一大憾事。当追问为何如此写时，他很不情愿地说了句：‘你看鲁迅先生对梅先生实在太‘不恭’了！”
⑤王芸生的儿子还说，父亲是个“戏迷”，他不仅喜爱京剧，还常夸奖梅兰芳的为人及正派严谨的台风。鲁迅正相反，不仅不喜欢京剧，以至到“讨厌”的程度，尤其对男旦艺术“嗤之以鼻”。接着列举《
鲁迅全集》中，讽刺京剧与梅兰芳的篇章。这有散文体小说《社戏》，杂文《论照相之类》以及两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而后两篇“对梅兰芳先生的‘讽刺’，实在有点太‘刻薄’了”。“这可能是王芸生在‘短评’所指的‘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不少青年不良的影响。”下面继续申论，说到一九三一年五月廿二日《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梅兰芳写过纪念文章，说他最爱看《大公报》。“可能也有这点因素，更增进了王芸生对梅兰芳‘窘境’的同情，因而写下了这篇错误而又不合时宜的短评。”答案就是这样。
尊重梅兰芳就必须贬损鲁迅，此中是非自有后人评说。
王芸生于一九八○年去世。去世前一年，曾手里拿着《新文学史料》，结结巴巴地说：“我是否应对短评事，写一篇公开检查，登在《人民日报》上，不要再冤枉其他好人。”他儿子说：“但终因身体关系未能如愿。其实，没写也有好处，倘若引起更大范围的‘共诛之’，他哪里‘吃得消’？”
⑥看来他儿子是不赞成他写检查的。
附注：
①萧乾:《鱼饵·论坛·阵地》,1979年《新文学史料》第二辑第133页。
②③徐铸成：《报人张季鸾先生传》，三联书店，第131、132页。
④⑤⑥王芝琛：《百年沧桑》第240、237、239页。
（4月7日《文汇读书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