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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末以来，中国近代小说兴起，而在近代小说的创作当中，不乏透过文字描绘对中国的强国想象。在这些作品里，万国博览会的举办，成为中国强国标准的象征。例如梁启超在他寓言式的作品《新兴中国未来记》当中，一开头便以上海举办万国博览会为背景，其中描绘道，举办万国博览会之时的中国，已是世界强国，其时中文已成世界语言，各国贵宾听着孔子后代孔觉民的中文演说……梁启超之外，以社会批判见长的小说创作者吴研人，在其《新石头记》的结尾，也同样以上海举行万国博览会作为中国富强的明证。值得追问的是，万国博览会再现了什么？足以让积弱不振国度里的知识分子将之视为强国标准？
       从西方社会的发展来看，十九世纪后期到二十世纪初期，可谓是“万国博览会的时代”。万国博览会的出现，在西方近代史当中有着极为深刻而特殊的位置，博览会的展览形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之国家力量的呈现，更表达了国家力量之间的激烈竞争;其所开展的空间形式，则架构了一个崭新的城市空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深化，以及与之而来的消费形态的改变，万国博览会还孕育了大众消费文化的蓬生。也因此，文化评论者如本雅明，或是对都会生活特别敏感的社会学家齐美尔，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与《柏林贸易会》这样的篇章中都留下了对博览会的文字观察。
       一八五一年，英国首次举办万国博览会，而在此之前，以不同产业类别为专题的博览会已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而出现。这些产业博览会除了商业、技术讯息的交换之外，更有着呈现国家力量的企图，例如，一八四四年于柏林举行的“全德意志博览会”就尝试彰显“德意志”的认同;法国于一八四九年在巴黎所举办的产业博览会，更是通过大规模的展览，尝试建立其为欧洲中心的政治形象。尽管，法国利用产业博览会的举办，来尝试建立欧洲大国的地位，不过，首次的万国博览会却是在英国举行。造成这一情况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于英、法两国对待自由贸易的看法的不同。英国在举行万国博览会之前，已弥漫着“文明”与“进步”的乐观思潮，这些思潮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而一八四六年《谷物法》与一八四九年《航海法》的废除，更代表了自由贸易的思维在国会当中得到确认。相对地，法国国内的商业团体与地方政府则对自由贸易抱持反抗的态度。正是这个根本因素，使得英国成为首次万国博览会的举办国。
       英国以高耸亮丽的水晶宫（位于海德公园）作为展览空间，充分再现了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能力。钢铁是十九世纪公共建设如铁路、桥梁等的基本材料，而水晶宫的兴建便动用了三千八百吨的铸钢、七百吨的铸铁、三十万片的玻璃，其雄伟不难想见。依照日本学者吉见俊哉《博览会的政治学》一书的观点，万国博览会的最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作为资本主义的文化装置。所谓资本主义的文化装置，其意思就在于，通过万国博览会这一形式，将各国的各式各样的物品加以搜集、分类，并且在一个亮丽的展示空间当中予以展览，除了作为国家能力的展现之外，同时也唤起一般大众对商品的消费欲望。首次万国博览会的展览分为原材料、工业制品、机械与造型艺术等四大类，在这四类展品当中，工业与机械产品特别博得人们的注意——正是蒸汽机在交通方面的运用、电信的发明与机械的广泛使用，让人们惊觉一个崭新时代的来临。除了这四类主题展览之外，也还包括音乐、马戏团、戏剧、蜡人像、手工艺品等等大众文化的表演与展示。
       值得注意的是，万国博览会兴起之时，不仅技术发明处于一个崭新的时代，西方大众消费也开始出现。大众消费得以出现的三个根本因素在于：
       其一，彼时的英国通过海外扩张，使得本国社会整体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变，劳工阶级的生活条件已非狄更斯《孤星血泪》等作品中所描写的那样饱受贫困。
       其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一书当中所说的“印刷资本主义”对于消费的产生，也有其不容忽视的影响。特别是，当时已出现专门介绍时尚的专门杂志，时尚的介绍与广告的流行等都对消费现象的生成有直接的影响。
       其三，则是“移动”成为可能，其呈现之一是城市的兴起、大量农村人口移居城市以及跨国界的移民潮。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首都伦敦在十九世纪的一百年间，人口增长了四点七倍;而德国柏林与美国纽约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并开始成为国际性的大都会。其呈现之二，则是交通网络的便捷。一八二五年，英国人史蒂文生（George Stephenson）完成了第一条以蒸汽为动力的大众铁路;一八六三年的伦敦，诞生了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现代交通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参观水晶宫的人数超过六百万人次，是当时伦敦人口的三倍。也就是说，在移动成为可能并且已经大众化的情形之下（伴随铁路旅行大众化的文化现象，便是排遣旅途寂寞的大众读物“铁道文库［Railway library］”的流行），万国博览会成为新的地景（landscape）。
       必须一提的是，相比于出现在其前的产业博览会，万国博览会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国家力量的直接介入，并促成大众消费的出现。以英国为例，其博览会门票的价格，便依不同社会阶级有所不同，俾使全民都加入消费的行列。
       当时的英国媒体《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或是《西敏寺评论》（The Westminister Review）都对该次博览会所展现的科技文明给予高度评价，并认为这是人类进步的象征。在英国之后，法国与美国也接连举办万国博览会，依日本专研万国博览会历史的吉田光邦的看法，英、法、美等发达国家之所以踊跃争先，用意正在于以此来确认自己在工业方面的领先地位。
       如果说，伦敦万国博览会奠定了这一新现象的基本雏形，那么，法国巴黎则是充分地通过举办万国博览会，来奠基本雅明所说的“十九世纪的首都”这一地位。一方面，巴黎是在“万国博览会时代”当中，举行该活动次数最多的城市，并且，还有意识地借机重建城市空间;另一方面，巴黎也通过万国博览会的举行以及对博览会空间的挪用，进而制造新的大众消费空间。依时序而论，如果说，首次万国博览会是通过国家力量架构一个亮丽的水晶宫式的消费空间，在其内展示被神话的商品与一般大众的消费欲望，那么，一八五二年巴黎商人布希可（Artiside Boucicaut）所创办的“便宜百货公司”（Bon Marché），就是利用私人资本所创建的消费空间。百货公司与万国博览会有着相同的逻辑，都是将各国的各式各样的物品加以搜集、分类，并且在一个亮丽的展示空间中加以展览，从而唤起一般大众对商品的消费欲望。在百货公司出现之前，本雅明所尝试研究的拱廊街是巴黎购物的中心，不过，这些购物中心属于上流阶层的消费场所。面向大众消费的百货公司，在亮丽高耸的展示空间当中，神化了的商品成为主角，每样商品都标上价格，充满着消费欲望前来“膜拜”的消费者在此空间当中自由进出。更重要的是，百货公司标榜着平价策略，由此平价策略，这里乃成为新的大众消费的空间。这个崭新的现象吸引了法国小说家左拉的注意，在其笔下，百货公司一方面是女性消费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吞噬了老式商店的现代机器。
       时尚巴黎，或是大众消费现象的出现，有其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巴黎首次举办万国博览会是在一八五五年，此时的法国，恰好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空的起点上。一八五一年，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当中的主角拿破仑三世宣布恢复帝制。为了万国博览会的举办，也为了与英国的博览会相对抗，法国政府不惜投下巨大的资本改造巴黎，而于斯曼则成为巴黎重新整顿的“城市工程师”。于斯曼所面对的巴黎，是一个公共卫生条件极差、街道拥挤的城市，弥漫着革命处于暂歇期的社会气氛。如同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当中所指出，于斯曼的都市计划，重点在于保证巴黎免于内战。事实上，作为法国首都的巴黎，始终是一国政治的中心，也是革命力量的集聚之地。为避免巴黎再次成为革命者的群聚之地，于斯曼通过法令逼使其眼中不安定的力量——低下阶层迁出巴黎。其次，他重新整顿交通网络，交通网络的编整一方面是使镇暴力量在需要之时可以迅速集结，另一方面也尝试带给巴黎游客便捷的交通工具。面对传染病频频爆发、水污染问题严重的弊端，于斯曼则通过对下水道的整顿以及卫生观念的引进，尝试加以改造。
       有意思的是，于斯曼改造城市的做法，无心插柳地促进了时尚巴黎的发展。服饰是时尚巴黎的重要支柱，也是法国百货公司的主打商品，原因当然在于，在法国，服装制造业原本就有一定的基础。巴黎首次举办的万国博览会，就特别开设服饰业的专馆。不过，在专研十九世纪法国文学与历史的日本学者北山晴一眼中，时尚巴黎的象征之一——服饰，有其身体感觉的演进脉络。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巴黎，仍是一个街道拥挤、卫生条件不佳的城市，此时，自我身体的感觉并未能被意识到。恰恰是随着下水道工程以及卫生观念的演进，自我的身体开始被意识到。
       如果说，巴黎通过筹办万国博览会，不断改造城市空间，因而成为一座“博览会都市”，可说一点也不为过。值得一提的是，在“万国博览会时代”，法国与美国都热衷此事，不过，从举办城市的挑选到资金募集的途径，都可看出两个国家的截然不同:法国每一届博览会的举办地都设在巴黎，而美国则是从纽约、芝加哥到费城等不断变化，没有重叠之处。就资金来源而看，法国几乎是倾政府经费之全力投入，而美国则多是募集民间资金。一八八九年，法国为纪念大革命一百周年举办万国博览会，迄今仍被视为巴黎地标的埃菲尔铁塔就此问世;一九○○年，巴黎再次举办万国博览会，同年，横贯巴黎东西向的地铁开通。这些都是国家力量直接介入的结果。除此之外，在第一家百货公司问世之后，一八七七年、一九○七年也纷纷有大型百货公司问世。一个通过万国博览会进行城市改造的巴黎于是正式诞生，而挪用万国博览会的空间而结出的奇果——百货公司，也将法国既有的服装制造业与新兴的消费形态融合在一起，进一步催动了时尚之都。一八八九年巴黎万国博览会观众人数达三千二百二十五万人，为数届以来观众最多者；一九○○年巴黎万国博览会再创新高，参观人数高达五千一百万人次。“十九世纪的首都”巴黎，由此成为一个崭新的城市地景。
       产业革命、消费革命与都市革命，共同孕育了万国博览会的诞生以及与之相随的新兴消费形态与空间的出现。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万国博览会的出现，有其特殊的意义。对后进国家来说，不仅像梁启超、吴研人将之视为强国指标，事实上，当时的清帝国与日本也都先后派员对万国博览会进行考察，两国也分别尝试开展博览会的展示与消费空间，被移植了的万国博览会，也就此开启了一段新的亚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