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郭德纲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在北京和天津，听郭德纲的相声，是一种时尚，甚至成为白领们追逐的一种时髦。郭德纲的相声，确实说得好听，扎实的基本功，不动声色的幽默，逗人忍俊不禁，赢得了久违的笑声。这笑声是发自深心的，而不是郭德纲说的《论五十年相声之现状》里讽刺的那种在电视录制现场人为制造的虚假笑声。这很不容易，往深了说，这无异于相声界一场陈胜吴广式的造反。
来自天津名不见经传的郭德纲和他的草根相声，如今的咸鱼翻身，那么多“钢丝”对于他的拥趸，给予他的掌声，其实，是有着弦外之音的，更多的是基于人们对于相声现状的不满，呵气成霜的愤慨的聚集，挤不进电视晚会和曲艺界内，终于在草台子凝结成郭德纲一盏漂亮的冰灯。这种不满乃至愤慨，是对听得腻烦的歌功颂德或当令应景式的电视相声、晚会相声的抵抗，是对要办什么相声博物馆、相声MBA的学院化、经堂化的嗤之以鼻，是对相声演员的贵族化的嘲讽。
郭德纲是聪明之人，从他面对突然而来的拥趸和掌声的低调从事来看，他是知道的，并不仅仅观众是他的衣食父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热爱相声的人们的借题发挥，是对于以前所喜爱的相声演员和相声大赛乃至相声体制失望之后移情别恋的背叛，是慌不择路的一种新的投靠。郭德纲这面旗，是这些人帮他打起来，聚蚊成雷，呐喊成阵的。从天桥乐百十来人的小茶园子，到如今登上容纳一千多人的天桥大剧场，虽然只有一步之遥，隔着一条并不宽的小马路，却是相声一个新时代开始的象征。在这个过程中，纸面和网络媒体更是双管齐下，不遗余力地推波助澜，许多根本没有到过现场没有采访过郭德纲本人的记者，写出的人云亦云的甚至是照抄不误的报道，成版成版，连篇累牍，妙笔生花，铺天盖地，更是把郭德纲架在火上一遍又一遍的烤，烤得外焦里黄，四处冒烟，蒸腾的热气，更是膨胀而缭绕成云，惹人眼目。
美国传播艺术学的教授，有名的《理解大众文化》一书的作者约翰·费克斯，曾经举过这样一个例子，美国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末，风靡一时的电影《
绿野仙踪》女主角的扮演者朱迪·加兰，在电影里本来是一个穿着方格子条纹布衣裳美国地地道道的邻家女孩的纯朴形象，被媒体和大众重新塑造成化装舞会上一个新的另类形象，而这个形象则是那时美国一种反叛社会的符号。费克斯称这样一种媒体与大众合谋的过程为“撕裂”和“外置”，他说，这种在原有的资源和商品中“创造出自己的文化，正是大众文化的关键处”。他指出：“大众文化必然是利用‘现成可用之物’的一种艺术。”可以说，郭德纲正是今天我们中国的朱迪·加兰。而郭德纲相声火爆的现象，正是费克斯所说的媒体与大众合谋的“撕裂”和“外置”下的大众文化现象，是既有其文化又有其商业意思在内的。
因此，人们说郭德纲的相声回归传统，回归剧场，相比很长时间独霸一方的电视相声而言，是一种剧场相声，并以为这是挽救眼下处于颓势乃至穷途末路的相声的出路，我是表示怀疑的。郭德纲自己说相声无所谓新旧，并将相声的标准降低，以为现在人们缺钱缺房缺德，而到剧场来听相声就是为了哈哈一乐寻开心的，我也很怀疑。
任何艺术都离不开对传统的继承和挖掘，但是，一直和人们近距离的平民化的相声这门艺术，除了需要世俗烟火气的滋补之外，也无法容忍对现实批判功能的剥离。传统的段子，只能够是相声的一种，就如同英国老维克剧团，可以永远只演出古老的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样，成为一种品牌，却不能够成为英国戏剧的主流，也不能满足人们对戏剧的广泛需求。相声的出新和辉煌重铸，不能仅仅表现在现在郭德纲即兴式的幽默，和现实挂角一将式浅显的勾连，这样对传统段子的稍微改头换面的改造上面。无论侯宝林，还是马三立的前辈相声大师，还是后起的马季、姜昆，他们优秀的段子，当时都没有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讽刺批判。对于现实讽刺与幽默的能力，自嘲与反讽的能力，是一个民族敢于正视自己反思自己创造自己的能力，也是调节自己平衡自己的能力。优秀的相声，应该承担着这样的能力，而永远都不能缺少刺猬一样的刺，只是痒痒挠或开心果。缺席于现实，只是生活现场的旁观者、逃逸者、得益者或被收编者，这样的相声是走不远，长不大的。
所以，我说，眼下火爆的郭德纲的相声，与其说是剧场相声，不如说是媒体相声，是媒体炒作出来的相声。认识到这一点，郭德纲和喜爱郭德纲的我们，都会化绚烂于平淡，将躁动的心平静下来，让我们不仅拥有更多传统的、同时也能够拥有更多现代的好相声。
(2月21日《文汇报》。作者为《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