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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出了个王月喜。
       王月喜是个“奇才”，既当官，又为文，实在是“有才”。
       在他的仕途档案里，起点是生产队长，后官拜县委书记，终点在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任上。不可谓不顺、不畅。
       让世人瞩目的，还在于他的文才。在官任上，王月喜几乎年年有书出版，又是诗集，又是散文，又是杂文，又是随笔，还有书法集等等。于是，王月喜成了名人，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收藏家协会，会员档案里都有他的名字。
       不仅写得多，涉猎广，王月喜还是“文坛快手”。2005年一部世界史著作《二战回眸》，上百万字，顷刻应时出版。一部《曹端研究文丛》20余本书，也是快速完稿，快速出版。
       这样的创作速度，创作数量，不要说是业余写作，便是专业写作，也会望尘莫及。
       还不止这些，王月喜的书，只要写了就能出版；只要出版，就能销掉，且本本赢利。这不能不说是当今“版坛”上的奇迹，“文坛”上的神话。
       在外部的人看来。这颇令人艳羡；在当地人看来，并不神秘，且是嗤之以鼻。因为：王月喜的“快写”：是组织写作班子当枪手。
       王月喜的“快出”：是花钱写书号，非法出版。
       王月喜的“快销”：是强制摊派，从职工工资中扣钱。小小霍州县，王月喜的作品，许多部门和单位，几乎人手一册，还有些未开包的书成捆堆放在墙角里。
       “作家”、“诗人”王月喜的出现，当地老百姓吃了苦，他却自己发了财。山西省委在对王月喜作出的“双开”处分决定里，写道：王月喜利用职务之便，在下属单位报销个人费用、使用公款支付个人图书出版费用，侵占公私财物2813万元；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和影响，委托他人购买虚假版权页资料，套用书号，非法出版个人及亲友编著的16种图书共计8万册，并出售本人及女儿的非法图书1.27万册，从中获利43.32万元。
       近些年来，写作和出版对一些作家来说，实在是件头疼的事情。为出书而负债的作家，并不罕见。有的人甚至把文学创作看成一种“黄昏产业”。
       可是，一批“新生力量”突然介入了“文坛”，这些人包括发了财的企业家、商人，有了权力的官员干部。这些人时时有“新作”问世，而且印制之快速之精良之奢华，常常令人叹为观止。出了书，接着便是“热闹”：新书新闻发布会、作品研讨会；之后，报纸便成版刊登一些文坛“权威”们的评论文章。真可谓一举成名天下知。谁都知道：在这一切背后，是一只有力的手在调动运作：金钱。金钱从何而来?没人问，大家又都心照不宣。反正，穷文人，穷作家，搞不起这种“热闹”。
       官员写作，本来无可厚非。写诗也罢，行文也罢，如有真情实感，如不影响工作，也并非为追逐虚名实利，实在应赞赏。即便是附庸风雅，也不必责斥。我国历史上的大官员也多有大文人：大文人也多当过不小的官。但旧文化与今不同，旧文化是先培养写作，而后考诗考文，进人官场；新文化的教育并无作家诗人的先行准备。文武兼备的官员，常常也都专注于自身责任，并无多少闲情逸致舞文弄墨。
       少数做着官却不安心守土的人，胡诌些顺口溜、打油诗之类，偏要装文人，浪得些风流虚名；硬是把人民的血汗不当钱，拿来买书号，印诗集文集；甚至把些涂鸦笔墨，磋充墨宝，印成豪华书法集，然后，摊派给百姓。近年来，这种不正之风，似有愈吹愈盛之势。
       见过一位县委书记，整日用手机写诗。胡编些四句五言，过不久就编印一本书出版。许多刊物都请他当了什么理事会的理事，原因是他以支持文化的名义，把县里的钱四处抛撒。一些拿了“缠头”的文人，又去他那里写歌颂政绩的文章。人们以为他治下的县是多了不起多富裕的县，其实听说那里常常拖欠职工工资数月不发。
       这叫欺世盗名。写的是欺世的假诗滥文，盗的是诗人文人的虚名。
       一个官员，肩负着一方百姓当今与未来的生活命运，责任不轻。工作干得好，自然会留名在百姓口中心中。焦裕禄去世四十余载，名声依然如日中天。这是实实在在的名声，比出版十本，百本虚文假字的诗书响亮得多。
       至于摊派发行，这叫以书扰民、以书害民，是蝇营狗苟的贪利之徒，变相地搜刮民脂民膏。百姓不言，是慑于权力，未必心中不怒。
       王月喜的腐败案，为纪检部门提了个醒。对于这种披着斯文外衣的腐败分子，也该关注一下了。官员出书，得先报一下：钱从哪里来，书向何方去。若真是有文化价值。被出版社看中推出的书，应予以表扬的。
       王月喜事件的暴露，也给社会敲了一记警钟：欺世盗名者，当诫之。
       [惠浩荐自《今晚报》2007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