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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日美贸易顺差很大，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美国一九八五年提出“广场协议”，要求日元升值。一年半内日元升值近40%，导致日本经济陷入“日元升值性衰退”。日本企业想到的办法是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来化解这一矛盾：将企业生产基地大举迁往中国，但产品生产工序被分割，高端技术、高附加值的部分留在国内，低端技术、低附加值的部分移到中国，日本母公司将高附加值的产品通过企业内贸易的方式转到在中国的子公司，而中国的子公司进行低附加值的组装加工，然后将成品出口到美国。这样日美贸易开始走向平衡，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被隐藏起来了：绕到中国再出口到美国的方式（第三国出口）使得海关统计上显示中国出口对美国贸易大增，但事实上是日本产品通过曲折的方式来占领美国市场。二○○四年日本对华出口约为二○○○年的二点四倍，而进口则约为一点七倍，结果日本对华贸易逆差由二○○一年的最高点快速缩小了一万亿日元。据日本财务省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发表的二○○四年贸易统计快报，中日进出口总额增加17.9%，达二十二点二万亿日元，超过了日美贸易总额二十点四八万亿日元（增幅1.1%）。这些数据暗示出日本——中国——美国贸易的微妙关系。九十年代后期日美贸易顺差连年下降，日美贸易摩擦迅速降温，结果导致一九九九年后，美国政府很少直接要求日元升值。特别是二○○一年布什上任后，美国几乎不再对日本政府提出任何“改善经贸关系的要求”。可是含金量不太高的中国贸易数据却在二○○二年前后引发过“中国威胁论”，也在二○○四年引发世界性的“中国吞噬世界资源、扰乱世界价格秩序”的“新版中国威胁论”。
       历史又在重演。美国最近把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归咎于人民币汇率，一些国会议员以此为借口，要求对所有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美国当局把矛盾的焦点引开了，就如同当年找日元麻烦一样，现在找人民币的麻烦。事实上可能“产品内国际分工”是贸易顺差／逆差的根本！这里的理论是非常简单的：海关按照原产地规则（rules of origin）统计出来的数据是，从事低端生产的国家看似出口量高，实则主要由跨国公司的产品内分工引起，而且利益的大部分仍然在生产高附加值产品的母公司。WTO倡导“WTO Agreement on Rules of Origin”，试图促进国际贸易的统计公平，但收效不大，西方各国制定的是对自己有利的原产地规则。不过这并不能掩盖国际贸易事实。日本国际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日本《呼声》月刊五月号指出，“占中国对美国出口80%的商品，都是打入中国的美国企业制造的”，从产品内分工理论来看这个数据，是很好理解的，美国人却对此避而不谈。
       尽管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理论范式，可是并没有被用来讨论国际贸易摩擦问题。主流媒体关于贸易数据的解读还完全是按照传统分工、贸易理论进行的。比如，《人民日报》二○○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的一篇题为《上半年经济运行态势良好》（第一版）的报道中，引述的一个数据是“上半年贸易顺差三百九十六亿美元”。这是一个“好”的数据吗？要注意的是，美国正是因为类似数据对中国提出无理要求。这个三百九十六亿美元应该如何解读呢？理论依据必须是“产品内分工”。海关的统计数据表明，二○○五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出口占主导地位”，而机电产品大多是按照“产品内国际分工”生产出来的，其基本特征是，机电产品的价值高端部分几乎都安排在国外进行，中国企业从事的基本是低端生产。有研究表明，机电产品分工生产后，中国得到的利润不到10%。所以，中国出口额要先乘以10%（比如说）再参与贸易摩擦讨论。按照产品内分工模型，海关统计出的中国贸易顺差并不是全在中国企业（或者中国劳工）的账户里，相反，大部分落在在华跨国公司的账户（尽管东道国对外企汇出利润都有比较严格的管制，但外企能够用巧妙的“企业内贸易”方式将利润转到母国，具体分析略）。二○○四年天津的数据就很好地拟合了这一推理。二○○四年，天津的三百一十四家外资企业出口总量为九十九点四亿美元，占天津出口总量的99.1%。而一百零三家内资出口企业总计出口二百三十四万美元，占有量不到0.2%。全国二○○四年出口65%以上由外资企业完成，从产品内分工模型来看，贸易顺差也会有很多落在外企账户。
       产品内分工还没有成为流行的理论范式，而这是准确解读当前国际贸易数据的有力武器，需要理论界、实践界引起足够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