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贱民的歌唱
作者:刘 东

《读书》 2005年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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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还未来得及谋面的“打工诗人”,急等着推出一部有关“打工诗歌”的论著《从乡村到城市的精神胎记》(柳冬妩著),来信要我为他赶一篇文字。我虽然向来害怕应酬文字,这一次却觉得很难回绝,毕竟自己早年也曾在泥窝里滚打过,深知那种在底层打拼的味道。
       跟这班苦命的年轻人本能相通的是,自己当年不仅也做过工,做的还是殊欠人道的童工。我敢说,自己当年那种学徒生涯,如果不比今日的打工仔更苦更累,至少也不会更轻松。那个世道,不光是完全攒不到什么工钱,每月区区十几元学徒津贴,全都要用来贴补肚子,劳动条件也是没法更恶劣了。只要催命的鼓风机轰鸣起来,那灭顶的声浪就能把人吃了,连面对面说话也只能靠手势比划。再轮上三十八九度的三伏天,更是连想像一下都会冒汗:别人躲在树荫下摇扇还直喊受不了,我们却被发配到冲天炉前,去鼓捣整炉膛红通通的铁水——别说还要出笨力干重活了,哪怕只在炉前多呆一会儿,那灼热的温度就能把脸颊给生生地烤糊了!
       当然公道地说,尽管当时的条件同样艰苦,不过跟现在的打工仔相比,我们那帮学徒娃娃却没有这般失落。那时候,广播喇叭里毕竟还灌输着一大套说辞,说我们是工人老大哥,说我们正当家做主……心里虽不敢全信,脸面上总还有助于找补尊严。此外,更加现实的对比则在于:跟那些成天拎着点心匣子托人办回城的知青相比,让我们“比下有余”的理由还明摆在那里。就此而论,虽说同样是到厂子里做工,哪怕就是去做同样的工,却只有今日的打工仔,才算是真正滑落到了社会的最底层——那地方如今竟被剥离得如此光秃秃赤裸裸,就连最浅薄的意识形态涂料都懒得粉刷了。
       毫无疑问,赤裸裸地隶属于这样一个阶层,也就无所遮蔽地意味着,正在为整整一个社会垫底。在这里,我忍痛写下“垫底”这两个字,来描述某种极端弱势和全然无助的状态,也想来凸现一个不可或缺的最后支撑点。在我看来,正是上亿人口在外“打工”这种现象,才称得上是当代中国最基本、最重要和最诡谲的史实。中国之所以令人生畏地露出了“和平崛起”的苗头,迫使欧美国家恨不得放弃原本借以立国的自由贸易教义,那无非是因为我们拥有着举世最庞大和最廉价的打工一族。这大概也正是外国汉学家最难搞懂中国的地方:世上居然还能有这样一支劳动队伍,不光能以其难以耐受的劳动强度,来换取少得可怜又常被拖欠的工资,而且能表现得如此驯良坚忍柔韧,极少对苦痛的运命发出不平之鸣!
       每念及此,我便会默默地在心底连称“惭愧”。真的,在尽享中国的低廉劳动力市场所带来的种种好处时,我们这些幸运的城里人,哪怕是其中最为洁身自好者,也照样脱不开潜在的愧疚。因为我们毕竟不难意识到,由于生活起点的不同,就算你跟打工仔讲好了“平等交换”的工钱,也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然而可叹的是,在现行规则无所不在的包围中,特别当这些规则跟利益集团的刚性制度搅在一起发酵的时候,任何个人都是无法独力清偿这种歉疚的,哪怕你是卡尔·马克思本人。正因为这样,有时候我甚至会叨念: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当真就这么“和平崛起”了,那么我们不要忘记,一定要为连续几代数以亿计的苦力劳工,修一座最高最大的纪念碑,来铭记他们曾经付出的超常牺牲!反过来,如果有一天我们发现,中国再次发生了“现代化受挫”,那么其实打从现在就能逆料,那报应原本就潜伏在我们断裂的社会结构内部,潜伏在败落的乡村与畸形的城市之间——这正是打工仔们常年奔波的漫长旅途,其间充满了从未被真心倾听过的巨大落差与积怨……
       正因为久存此念,当我获悉天底下竟还有“打工诗歌”这回事时,真不禁心头一惊。原来这班富于生命张力的年轻人,还编辑了不定期的《打工诗歌报》,真让人刮目相看!我郑重其事地把自己的著作签名寄过去,也借机讨要了几份报纸。说真的,单是这邮来的薄薄纸页就又使我抱愧不已:瞧瞧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城里人,除了把人家当作这块日渐贫瘠的国土上硕果仅存的金矿,到底还对打工仔的内心世界了解多少?
       在这个意义上,我建议都来读一读打工诗歌。先别去琢磨别的,单是他们独特的写作活动本身,就足以刺激我们麻木的心灵:还另有一些完全相同和完全平等的生命,就在我们很近的地方活生生地活着——不仅在生理延续的层面上活着,而且在生命尊严的意义上活着;不仅在抽象的人口统计中活着,而且在独特的人生体验中活着!
       读着这些诗歌,不由得记忆起某些似曾相识的快要被逼疯了的意象,那是在另一场巨大的人类苦难中挤压成型的:
       受够了无情的戏弄之后,
       我不再把自己当人看。
       仿佛我就成了一条疯狗,
       漫无目的地游荡在人间。
       我还不如一条疯狗,
       狗急它能跳出墙院。
       而我只有默默地忍受。
       我比疯狗有更多的辛酸。
       (食指:《疯狗》)
       而这种“狗一样”乃至“不如狗”的念头,到了打工仔们的诗册里,更是被许多人不约而同地反复重弹着,比如:
       在北京,你可以没有孩子
       但不能没有一条狗
       在宠物如此尊贵的年代
       一个外省青年,还不如
       一条狗那么容易找到归宿
       …………
       这一刻,有一个句子
       出现在我的诗里
       这是我以前从没有写到过的
       我不得不写下这让我莫名地踌躇
       这让我莫名地悲伤的句子——
       哦,在北京,我狗一样生活
       人一样活着
       (郁金:《狗一样生活》)
       由于当年的类似困境,我想我能够了解打工仔内心的酸楚、失落和沮丧:尽管全部生活都已无可挽回地被裹进了全球化,并由此饱尝了现代性所独有的漂泊与孤离,却迄未从这历史进程中得到最起码的报偿,而惟独看到了由其他阶层的上升所带来的悬殊对比……可即便如此,我仍然找到了理由来向这些打工仔们由衷地道贺:恭喜他们终于在一个执意对其视而不见的社会里,借助于诗歌这种艺术形式,发出了某种独特的属于自己的声音!
       那么,再联想到斯皮瓦克那个著名的后殖民主义问题——“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这可以被看作一种对它的正面的和积极的应答吗?
       不像我们北大那些温室里的研究生,这些打工仔的写作活动,既没有校园文化氛围的支持,也没有老师恩威并重的督导。然而,终究另有一种动力在,它催促着这些打工仔从简陋的工棚中翻身坐起,强忍着超常劳作对于筋骨的磨损,生涩地歪歪扭扭地拿起笔来。那么,这种内在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基于以往的苦难经历,我本能地想像到,答案肯定没有那么浪漫。对于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当然是、也只能是为了生存——为了顽强地证明自己的存在,为了顽强地扩大自己生存的可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做出这种选择,也并不是为着自觉到了诗歌方面的才能。美国社会学家早就发现,并不是因为哪个种族的运动才能超常,而只是因为在黑人社区里做不起别的梦,才使如此众多的黑孩子想要尝试篮球才能。同样的道理:越是沦落到了我们这个社会的底部,选择文学生涯这种原本就风险很大的人生游戏,便越是表现为最无机会者的最大机会,即使由此而向上流动的几率微乎其微。
       可能性虽说不大,却总有凤毛麟角会冒出尖来的。光是从这部送来的著作中,就可以读到郑小琼、谢湘南、曾文广、张守刚等名字,这些打工诗人都已获得了比较重要的诗歌奖项。至于本书的作者柳冬妩,则更是从“无业游民、修路小工、搬运工、玩具厂和绣花厂杂工”,经由“在东莞市文联和东莞市科技局供职十年”的过渡,已然干到了“东莞市新跨越科技文化传播中心总经理”的职位!
       然而作者却无意“忘本”,正是这一点显得可贵。如果在社会科层的鸿沟面前,一个人的梦想只是作为个体的向上流动,那么眼下对于这位不大不小的“柳总”来说,也许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尽量少提自己的出身。不过看起来,本书作者的梦想却并非如此,反而坚持要做“‘打工诗歌’的代表性诗人之一和理论阐述人”。如果这种自述确乎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赚取廉价的同情,那他可真是比我强得太多了!我离开往年工友的时间毕竟是太久了,虽说两年前也曾回到昔日的车间,却发现绝大多数一起进厂的青工,居然早已办完退休手续告老还家了!就算还能稀稀落落地发现几张熟悉的面孔,也很难再进行稍微深入的攀谈,甚至都不敢多言自己现在的工作,生怕彼此间的鸿沟更加暴露出来……
       不过,请原谅我的直率:光有“不忘本”的心结,恐怕还是远远不够的。尽管代表弱势群体来争取承认,肯定是任何人都无可非议的正当写作动机,可是如果在一位作者心目中,总是只装着承认政治学而不是美学,那也终将会给这种写作活动留下难以逾越的限定。说穿了,绕来绕去还是绕不过这样的问题——到底打算让作者为诗歌带来什么,还是打算让诗歌为作者带来什么?
       利用这种黑格尔的语式来进行概括,并不意味着来自学院的书卷气的苛责。我同样清楚地意识到:既然作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而又要获得其他群体的承认,就很难避免去沿用别人的表达方式。回想自己学徒时代的那些试笔,还不是照样落入了这样的窠臼——尽管内心深处压根儿未做此想,寻常说话也不可能这般拿腔拿调,可一旦把诗句落在纸上,特别是拿这些诗作去博取别人承认的时候,就总是捏着嗓子摹仿起时髦的朗诵体来……不过,正是出于往年的痛切经验,当我看到如今竟连打工诗人也在沿用时髦的翻译体时,就更对此中的不协调特别过敏——那种通行于大小诗歌节中的国际标准语式,慢说一时还很难学得像,就算将来“描红”描得纯熟了,又能跟你们“打工”经历有多少相干?
       由此看来,真想正面和积极地应答那个“贱民们能够开口说话吗”的问题,还并不那么容易。它难就难在,不能只是在主题方面打打工就了事,否则就很可能跟以往那些所谓“工人作家”一样,顶多也就是往“主旋律”里边填充一些车间里的素材,而整个的调调还脱不开宣传的口径,倒反而糊弄得工人们找寻不到自我。换句话说,此间真正危险的挑战还在于:贱民们很有可能自以为在不停地开口说话,却仍然什么都没有讲出来,如果他们只是在模仿别人的语调。
       那么到底应当怎么写呢?——其实我也不知道。我的美学戒律在警告自己,一旦涉及未来的艺术形式,那么除了提出一些启发性的问题之外,绝不要给出任何先知式的指点。因为,既然任何艺术探险的主要任务,就是去突破人类表象的极限,那么凡是有关“应当怎么写”的预想,都会无一例外地沦为荒诞。不过,不能从细节上预知那“是什么”,却并不意味着,不能从原则上去排除那“不是什么”,从而给出某种否定性的界定。说到底,在我看来,既然“打工诗歌”的独特使命就在于——为一个独特的受压迫群体谋求生存,那么不管它的外在形式是什么,总应当让自家兄弟们更加会心,对其他阶层显出更多的陌生性,而非在文化上急于被优势阶层所同化。只有使“阶层意识”上升到了这一步,打工诗人们对于自身境遇的强烈关照,才不会仅止于社会学层面上的身份认同,而有可能升华为一种真正的文化创造。
       最后,我还想再提一个问题——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打工仔,何以偏偏挑中了诗歌这种最称精妙的文化形式,来扩张和升华生命的欲求?要知道,即使是对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如今也不大可能留下如此困难的作业了,因为按照惯常的理解,诗歌乃是“高精尖”的语言艺术,非功力或才华出众者不办。这个问题虽然有点微妙,但尝试着去寻思它,却有可能把我们带出当代诗歌的危机。十有八九,当代诗歌的发展路径,是从根基处就错了。跟写诗的专利几乎全被小众所劫持的现状彻底相反,其实打从人类文化史发轫之初,这种纯靠有节奏之语言所构成的素朴文学样式,就呈现为最易挂上嘴边的、最不要求复杂创作条件的和最难以被剥夺的艺术形式,而且正因为此,也就必然呈现为最原始、最直接和最大众的艺术形式。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我们才好理解,为什么正当城市里的小资大都知难而退,转而高谈阔论起惟独他们才能玩得起的影视、戏剧、音乐等消费形式的时候,倒偏偏是那些被命运抛到了高雅区隔之外的打工仔们,反而毫无顾忌地信手拣起了这种自由发泄的艺术形式。
       那么,这种自由的本能发泄,注定只会生长出低矮的灌木吗?——我却并不这样认为。我在前文中已经说过:上亿人口出外“打工”这种社会现象,在整个世界史中都是非常独特的历史经验。我眼下则要再补充一点:其实漂泊流离这种生活状态,又正是现代人普遍难以摆脱的宿命,即使他们表面上更加幸运,降生到了发达国家或上流社会。不错,海德格尔所谓“诗意地栖居”的说法,已被活用为一句深入人心的广告词,但那恰恰清楚地反衬着:我们人人都无家可归连根拔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者竟可以说,其实我们哪个人不在“打工”呢,哪个人又不是“打工仔”呢?正因为这一点,也许出外打工这种生存状态,就有可能表现为“国家不幸诗家幸”,激发起善感的人类器官,以全部的生命为代价,探入人皆有之的大伤痛,并借此创造出独特又普遍的表象世界。
       当然,到了那个时候,所谓“打工诗歌”和“打工诗人”的说法,似乎也就没有必要了;而且即使它们还存在,当我们念起这类词组时,也会不由自主地把重音落到后边了。
       二○○五年八月一日于京郊静之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