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溪先生文席：
您好！
《中国文化》已于日前拜领，所刊大作《论国学》一文，正应时所需。因视力甚差，历时一周，始将全文读毕，获益滋多。总感觉当前之“国学热”似不正常，但亦说不出所以然来，加以高年目眊未能广览诸贤谠论，难以著文论述。谨陈愚者一得，奉请指教！
1、最近“国学热”甚嚣尘上，有提倡读经的，有开办私塾的，有上书在中小学课本中多加诗词曲赋内容的，有办国学讲座的，有大学设国学院的，甚至某大报也专设国学专版，国学大师的帽子到处乱飞……这些都使我有点头晕目眩，好像又回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似的。读了大作，脑中有了点条理，总算领我走出了迷雾。
2、我不敢反对国学，但我不赞成“国学热”。祖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应该珍惜、继承、弘扬，但不能一哄而起。“跟风”是我们的“国病”。千万不要把所谓国学当做补废救弊之灵丹妙药。
3、究竟什么是国学？我请教过几位俊才硕彦，也没有得到一个准确的定义，可能谁也说不清。有人说国学就是“中国学”，听起来像是外国人说的话。有人说国学是国故学的简称，国故学是二十世纪初与国粹学相对的词语，比较有道理，也有人用作书名的，如《国故论衡》、《国故学讨论集》等等。有人说国学指儒学，似乎狭隘了点，至少国学中有儒、道、墨、佛……诸子百家。有人说国学指中学，与西学对称，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据。但亦不尽然，《四库全书提要》应说是国学的经典，但其中史部地理类所收有艾儒略的《职方外纪》和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子部天文算法类收有利玛窦的《乾坤体义》、熊三拔的《表度说》和阳玛诺的《天问略》等西人说西学的书，不仅只有中学。
4、猛然想起宋儒朱熹曾经有两句话：“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探求转深沉”。话说得很准确，不愧为一代大儒。朱氏所说的旧学，指的是在他以前的优秀传统文化（国学），而正在随时代吸收的则是新知。旧学对新知，畛域分明，比更多对国学的解释都简明。清代大学者汪中深明此义，所以将他读前此传统学问的心得之书，名为《旧学蓄疑》，亦是一证。旧学之名，覆盖广，界定明。
5、大作对国学作了明确的诠释说：“盖国学有宽窄两种义涵，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也就可以简称为国学，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说法,其实亦是比较宽的义涵。国学窄一些的义涵,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说得已很明白。
6、大作对国学的诠释说“中国学术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十分精当简要，避免了“广泛笼统”之弊。有人把读三、百、千、千都划入国学范围之内，未免亵渎了国学。
7、大作有些盛世危言，值得鼓掌。如说：“如今历史已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在扬榷古今，斟酌中西，权衡利弊之后，主张‘笼统广泛’的国学应该缓行，少行，有时亦可不必行，庶几不至于有背统趋新之嫌罢。”旨哉斯言！
8、经史子集四部之学为中国学术（即所谓国学）之主要载体，舍此旁求，无异缘木求鱼。四部之学历千余年而使学术条理化。中国是条理学术文献最早的国家，《
尚书》有典、谟、誓、诰之分，《左传》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孔子教育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学内容是礼、乐、射、御、书、数。孟子分学术为儒、道、墨三家。庄子分天下学术为七派，荀子则概括条理学术文献原则为“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和“以类行杂，以一行万”。韩非认为只有儒、墨两家，但其下又云：“儒分为八，墨分为三”。至于学术典籍之条理，则始于刘中垒父子，其《别录》称：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魏晋时代由于典籍状况发生重大变化，如社会的政治与军事动乱以致典籍散佚，史部典籍因数量的剧增而脱离经部独立。于是西晋荀勖将典籍条理为甲乙丙丁四部，编成《中经簿》，以备参稽，惟其次序为经子史集，此为中国学术的初设架构。东晋李充再编《中经新簿》，将乙丙位置掉换，于是经史子集之次序始定，而犹未以经史子集为名。直至唐初为前朝编史，学术诸端，并入《隋书经籍志》，而以经史子集冠名四部，成为学术条理之定名，直至清编《四库》、近年编《善本目录》时，仍加沿用，是中国学术之为四部之学，定矣！乾嘉史学重镇钱大昕有《经史子集何昉》一文，收《潜研堂集》中，可供参阅。
9、大作之“一点设想”有云：“建议中小学生的课程设置增加国学一科名称就叫做《国学》，内容以六艺为主，就是孔门之教，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使我想起六十年前的往事，1947年，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应聘到天津新学书院（相当于中学）去教书，除了教高初中的史地外，校长还要我为高二开“中国文学史”和为高三开“国学概论”两课。当时按教时发实物工资，为了稻粱之谋，硬了头皮接下来，于是利用暑假积极备课，中国文学史课用的是张长弓的《中国文学史新编》，国学大纲课用的是汪震等编的《国学大纲》（钱穆等人的书太深，不适于中学生），教了一年，效果很好，不仅学生得到国学轮廓，知道孔孟之道，诗经楚辞；对我亦至今尚在受用。这点实践，比之于瞎起哄，乱炒乱刮风，似乎有实效得多，是否可供参考？
10、去年底天津教育发展基金会为中学老师举办国学系列讲座，要我作第一讲。我答应，但提出两条件：一是讲座名称应改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讲座”，二是第一讲的题目是《论经史子集之学》，并为题“师之道”三字于入场券，以示这是为师之道的基础知识。不意此举与大作主张不谋而合，甚快！琐语拉杂，呈教
大方专此顺颂
年厘
来新夏拜上
2007年1月21日
［王德彰荐自《今晚报》2007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