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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部地区如何实现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以及经济持续增长会给西部带来怎样的影响，是我们在选择西部经济增长模式时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工业国家早已完成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从以能源，尤其是以资本的增加带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模式，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服务业的发展促进经济的增长。这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集约式的，效率更高。而我国西部经济增长主要还是依赖于传统模式，以消耗资源、增加投资为特点，往往造成人与人的关系紧张，人与自然的关系紧张。本文将对现阶段我国西部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分析，并对其增长模式的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揭示，从而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模式转变提供参考。
       招商引资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近年来，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大力从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招商引资，并在税收和土地政策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优惠；为了鼓励个人或中介组织招商引资，很多地方政府还设立了专项奖励基金；此外，还通过政务公开，简化审批手续，实行服务承诺制，建立“绿色通道”等完善招商引资的软环境。显然通过对外招商引资，能扩大地方投资规模，实现地方经济增长的目的。
       但由于受地理、信息、通讯、交通、人才等问题的制约，西部地区的招商引资一直举步维艰。例如2004年青海省引进内资（省外招商）尽管实现了一次大的飞跃，达到73亿元，但这个数字不到天津当年实际利用内资额238.75亿元的1/3；实际吸收外资仅2.25亿美元，为广东当年实际吸收外资100.1亿美元的2.24%。西部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资源丰富，而各地政府往往抓住地方资源大做文章，招商引资。能源富集、电价低廉、土地征用成本低等成为西部招商引资的重要法宝，而这正好使得饱受高污染、低效率之苦的我国东部地区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再也不能容纳的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找到了“生存之地”。于是，近年来西部成了高耗能工业发展的集中地。据了解，青海的氧化铝企业90%都是近10年来因东部地区电力紧张而移植西部的；内蒙古自治区重点扶持的20家工业园区中，有5家被冠以“高载能园区”的名称，其以高耗能产品为主的园区约占一半。西部其他地方在招商引资中所出现的情况也大致相同。
       招商引资模式确实在短时间内使西部一些地方的经济总量有所增长，但高能耗企业的大量引入，使得西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原来并不突出的能源供需矛盾变得突出起来。比如青海省工业用电占总用电量的80%，而高能耗企业的用电又占工业用电的90%以上；内蒙古电力缺口达到70%。许多西部地区形成了以高耗能产业为支柱的经济结构，发展高耗能产业成了西部经济增长的重要模式。虽然招来了“东资”，但引进的大多是一些高能耗、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同时带来的还有“东污西移”，破坏了西部地区脆弱的生态，加剧了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西部地区在招商引资过程中，不能因为招商而牺牲资源与环境，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大力降低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和浪费，保护已经十分脆弱的生态环境。
       民营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政府收入明显好于其他地区。西部经济增长缓慢，与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密切相关。这种发展滞后，一方面表现为民营经济所形成的经济增加值相比发达地区显得过低。例如，在西部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重庆市，2005年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51%，而东部民营经济较发达的温州占85%，宁波占84%。再如2005年上海民营经济占GDP近40%，但其民营经济总量却达到7624亿元，远远高于重庆市的民营经济总量1590亿元。另一方面，西部民营经济发展的方式滞后，主要体现为西部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赖于地方资源，技术含量低，产品附加值低。西部民营经济中的加工业大多为农副产品的初级加工，精加工能力差，产品档次比较低、科技含量少，大多尚未采用国际卫生、技术和行业标准，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有很大差距。西部民营经济主要还是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依然处于传统结构阶段。而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东部地区的民营经济很多已经完成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出现了许多发展势头强劲的科技型、资本密集型企业。同时西部民营经济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还远远不能适应国内外市场的竞争需要，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国内外技术简单消化吸收与改良阶段。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民营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已得到各方面的共识，西部地区各级政府对其也十分重视，并制定了若干发展措施。但东西部民营经济的差距却越来越大，西部民营经济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却远远不如东部。东部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固然有很多客观因素，尤其一些自身优势，但西部地区同样有自身的优势，如何抓住自身的优势资源，改变目前西部地区民营经济发展滞后，难以对地方经济形成质的飞跃这样一种局面，是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所应关注的重要问题。
       传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传统的产业结构，而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协调问题比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更显突出。首先，从农业来看农业基础十分薄弱，传统农业占据了主导地位，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业综合效益不高；由于工业的落后，工业反哺农业难以实现；同时长期阻碍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三农”问题在西部更严重，制约了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且影响农村市场的开拓，进一步限制了其他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其次，从工业来看，虽然我国西部工业的整体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传统产业、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产业仍占主导地位，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装备制造业水平不高，而制造业是最主要的工业部门，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方面的差异，东西部制造业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东部地区在90年代制造业中心地位得到加强，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比重进一步增加，相反，西部省市90年代的制造业占全国份额普遍下降。1990—2001年，我国东部地区制造业所占比重由50.9%增加到65%，而西部地区的比重则由15.2%下降到10.2%（据《中国统计年鉴2002》计算）。工业技术装备水平落后，能源、原材料消耗就提高，产品的层次和附加值就低。同时，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导致西部工业推进缓慢、增长乏力，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使西部大开发缺乏长远的产业支撑。工业化推进缓慢，不仅难以吸纳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而且会严重制约西部经济的增长。再次，从服务业来看，虽然西部地区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房地产业、中介服务业、社区服务业、农村服务业等方面与东部发达地区差别较小，发展程度较接近；但在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信息服务业、金融业等方面却有较大差距。并且本身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左右，不仅大大低于全世界平均64%的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平均45%的水平。服务业不发达，就不能为其他产业提供便捷、高效、质优、价廉的服务，就难以促进其他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和技术创新，影响竞争力的提高，并最终降低经济增长的效率。
       产业结构不合理，影响了西部经济总体效益的提高。西部地区如何因地制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形成合理的地区产业结构，在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上，改组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科技产业，振兴装备制造业，全面发展服务业，形成自身的特色支柱产业，促进西部经济的有效增长，是选择西部经济增长模式时应思考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管是对外招商引资，还是发展本地民营经济，最终往往形成的是高能耗、低产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竞争主要还是依赖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这种低成本的竞争力是有限的，也是不长久的。
       近年来，“珠三角”、“长三角”、“闽三角”等地区以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普遍缺工在30%左右，而西部地区在个别行业与企业也出现了“民工荒”。“民工荒”虽然是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结构上的失衡，但它却传导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即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廉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即将结束，以此为基础的竞争优势在缩小，是应该考虑优化产业结构和技术升级的时候了。伴随着“民工荒”由东部向西部的蔓延，西部企业要想长期维持低劳动力成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同时农民工外出务工收入呈上升趋势。2004年农民工外出务工月平均收入780元，比2003年增长11.1%，其中在东、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分别为798元、724元、701元，比2003年分别增长了12.6%、12.6%、8.9%（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查报告》第105页）。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一般员工报酬不管是中西部还是东部的差别本身不是太大，劳动力成本的差异对产品成本的影响差异不是十分显著，西部企业通过廉价的劳动力降低产品成本从而达到提高产品竞争力的可能性减小。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必然导致劳动者要求更高的劳动报酬，从而导致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力资本，而西部地区人力资本储备不足也导致了其经济增长缓慢。人力资本投入是一项时间长见效慢的投资，西部地区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受制于空间成本，对外交流受到客观限制，少数民族文化和生活方式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制约了西部地区与区外文化的交流，或多或少的形成了一种“贫困的恶性循环”态势。从数据上看，西部地区1999年总人口高达3.6亿人，但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全国从业人员不识字的比率超过20%的6个省、自治区全部是西部省、自治区；全国从业人员中高中文化程度比重为11.9%，西部地区中除了内蒙古(16.4%)、陕西（5.1%）和新疆（16.7%）外，其余省、自治区、直辖市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采用回归分析表明，全国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与GDP的相关系数达到0.774，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中国小城镇发展报告2005—2006》）。这表明西部地区劳动力较低的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相关调查资料显示，西部外出劳动力以省内就业为主，65%的民工在西部本地就业，外出务工主要去向是珠江三角洲和其他沿海城镇。西部与东中部相比，西部地区外出劳动力中男性比重高（占73.4%），值得关注的是西部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以初高中毕业为主，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却在客观上造成了西部农村高素质人才的大量流失。重视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开发，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必须更重视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固然能在短期内解决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从长远看只有通过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才能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才能使西部经济达到质的飞跃。经济发展了，劳动者的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东西部的差距才能逐步缩小。
       (2007年第14期《地方经济》。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