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提及陈寅恪教授的时候，称他为国学大师或史学大师，对其广博的学问称颂不已，尤其对那种独立自由的精神感怀至极。人们有时还思考能不能超越这位史上很少见的“教授的教授”。实际上。这种思索没有多大用处。“超越”云云。坐在书房里发些空洞的议论，是很轻松的事，真正实行起来，就绝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手头有一则表现陈寅恪教授风骨的材料，是一个日本人对陈寅恪教授治学精神的感怀。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那本书中。日本东京大学的池田温说：“日本之于陈先生，固为祖国之仇敌，亦父亲之大仇。然而先生战中著述如《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几次言及日人论著，于兹已可确知先生并不以种族弃学，不以入仇岐视文字。近代科学之本质存于学术之普遍性，不以人种、信条有差别。又存于其独立性，虽有如政治、宗教之绝大权威亦不得干犯。先生体验得此种近代学术精神而服膺实行，终身不替，尤使人景仰。”池田温所说的“日本之于陈先生，固为祖国之仇敌，亦父亲之大仇”，指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寅恪教授的父亲陈三立先生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此事就散原老人而言。自然表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气节。对后辈来说，这种家仇国恨是刻骨铭心的。陈寅恪本人自此也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到处漂泊。
从来空谈易，实处难。所谓空谈，满嘴大话，夸夸其谈，口出狂言为其一；事不干己，放言高论，瓜葛相连则患得患失为其二。夸夸其谈之类的空谈自然可以祸国害民。言必他人之类的空谈则可以使世风奇诡，虚假崇高盛行，倘若波及学术，则会为各种研究注入低俗之气。北齐的魏收奉命著《
魏书》时曾声称：“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则使入地。”这种治学态度，哪里谈得上客观公正?人称《
魏书》为“秽史”未必公正，周一良先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时候就写过一篇学年论文，从几个方面论证了《
魏书》并非“秽史”。可惜魏收的名字仍然不怎么响亮。“秽史”一说，直至于今。个中的许多缘由，世人不妨思忖一二。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个句子，人们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政治胸怀，实际上很多事都应如此。假如学术研究以个人心情为准绳，世间还有什么事情是客观的呢?内心的羁绊不挣脱，怎么会有独立精神呢!
[杨孔翔荐自《大公报》200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