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理，字仲纯，元清江(今江西清江)人。据《宋元学案·草庐学案》记载，张理曾举茂才异军，历任泰宁教谕，勉斋书院山长等。元仁宗延祐间(1314－1320年)为福建儒学副提举。早年曾从杜本学《
易》于武夷山，“尽得其学，以其所得于《
易》者，演为十有五图，以发明天道自然之象”。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收录有张理著《易象图说》，分为《易象图说内篇》三卷与《易象图说外篇》三卷两种，均题清江后学张理仲纯述。此书《
辽志》、《补辽志》、《元志》皆有著录。自序书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46年)，时已值元末。
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易类收有《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也收录有《大易象数钩深图》，底本未题撰人。任继愈先生主编《道藏提要》认为此书为杨甲等人编撰，并为张理所增补。《道藏提要》云：“刘师培《读道藏记》考证是书实宋人《六经图》之第一卷。《六经图》为南宋绍兴(1131—1162年)中杨甲撰，乾道中毛邦翰复增补之。叶仲堪重编。毛邦翰增补《易图》为七十，叶仲堪增为百三十。今《道藏》本则有图百三十九，又有增补。今传明新都吴氏本为毛氏之图，四库本及信州石刻本，均经窜乱，非毛图之旧。师培谓：‘此册虽仅《易图》，然标题《象数钩深》与吴本毛图宛合。’‘计一百三十九图，较之毛图数虽增倍，然次第略同。’疑即叶仲堪之书。刘氏考《大易象数钩深图》取自杨甲《六经图》甚是。(略)故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题赵元辅编。焦弘《国史经籍志》、《续文献通考·经籍考》、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金门诏《补三史艺文志》并著录《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张理编，则今本百三十九图，盖元时张理所增补也。明清以来于《六经图》历世均有增损，故有《六经图》、《五经图》、《七经图》、《九经图》层出不穷。而今《大易象数钩深图》则系杨甲编撰，毛邦翰、叶仲卿、张理等增补者也。”(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第11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91年版。)从《大易象数钩深图》辑历代《易经》象数学之图，以《太极贯一之图》及周敦颐《太极图》为首，以邵雍《皇极经世图》、司马光《潜虚拟玄图》等殿后，末为《古今易学传授图》，上自孔子，下迄司马光再传弟子思纯的做法来看，基本可认定此书当不为张理所著，但张理可能对之进行过易图的增补。
朱伯崑先生认为，明《正统道藏》洞真部灵图类收录的《大易象数钩深图》，“与张理著作同名。但此书中关于河图、洛书的论述，取刘牧的河九洛十说，而《易象图说》则取蔡元定的河十洛书说。”(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第3册第42页，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对于这个矛盾，朱先生认为，如果道藏本《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张理所作，则其河洛说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由于不能确定道藏本《大易象数钩深图》为张理所作，故朱先生在论张理象数易学时，以其《易象图说》为主。因此，我们探讨张理的易图学思想与道教的关系，也以此书为主。
一、论图书易学与道教的关系
图书易学自宋代以来，成为了学术界的显学之一。象数与义理之学是易学中传统的两大派，图书易学是从象数易学中歧出的一派，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的大。当时的一些学术大家，如陈抟、刘牧、朱震、朱熹、蔡元定、吴澄包括张理等，对图书易学都有深入地研究。张理更是以图书易学为中心，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易学思想体系。
张理认为，图书易学与道教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反映出来：
1.道教易学是图书易学传承的一个中间环节。紫云山人黄镇成在《易象图说·序》中说：“《
易》之象与天地准，故于天地之理无所不该 ，是以阴阳错综，奇偶离合，无不有以相通焉。《周官》三《
易》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以八为经，以六十四为纬，画卦之次序，先天之图位燎然矣。则伏羲作《
易》时，已有其图，传之三代，故夫子极、仪、象、卦，因而重之之说，与京君明、魏伯阳纳甲卦气之法，皆圆图之序。”(黄镇成：《易象图说·序》，《道藏》第3册，第222页。)《周易·系辞》提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黄镇成和张理将“《
易》与天地准”这个命题，进行概念内涵的转换，将之主要理解为“易之象与天地准”。这反映了他们以象解《
易》的基本学术立场。象为《
易》的根本，象以载理，理在象中。由图书易学的象与数阴阳错综、奇偶离合，可以衍生出各种先后天图式，这些图式涵括了天地间万事万物之象。而《
易》之书即是对图书所表现的象的一种辞的概括。故图书象数是《
易》的基础，为《
易》之源，在易学中具有重要地位。
黄镇成和张理将图书易学的传承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并将道教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看成是先天图理论传承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也就是将道教易学看成是图书易学传承中的一个中间环节。《周易·系辞》提出“古者包牺氏”“始作八卦”的观点，“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汉书·艺文志》提出作《
易》方面的“人更三圣”之说。张理和黄镇成在这个基础上，序编了一个图书易学的传承体系，以提高图书易学在易学中的地位。他们认为，伏羲(即包牺氏)作《
易》之时，已有先天图等图书之象数的存在，此图乃作《
易》之本原。《周官》之三易——《连山》、《归藏》、《
周易》卦爻的排列次序尽管不同，但它们却都是由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所组成的。此八经卦和六十四别卦与图书易学的先天八卦图和先天六十四卦图的图位燎然相合。因此，他们认为，先天图历夏、商、周三代，传至孔子；孔子在《周易·系辞》中提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因而重之”之说，这是对先天图位演变的理论阐明；孔子之后，汉代京君明与魏伯阳的纳甲法与卦气说，皆源出于先天图位。因此，以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为代表的道教易学也就成为了图书易学传承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
2.图书易学是经由道教学者陈抟数传于邵雍之后而明于世的。南宋初的易学家朱震对于北宋易学的传授，有一个观点，认为“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张理和黄镇成赞同朱震此观点。认为汉代以后，图书易学虽然存在，但在儒家学者中的传授体系不明。一直到北宋，图书易学才经由道教学者陈抟数传于邵雍之后而明于世，邵雍将之重新发扬光大而为广大儒者所知。
黄镇成在其《易象图说·序》中说：“先天图其来已久，特后之说《
易》者不复追究作《
易》原本，故其图虽在，而学者不传，至邵子而后得耳。先儒谓邵子传之李穆，李穆自希夷，意其必不妄也。或又谓启蒙先天图出自蔡氏，而朱子因之，不知朱汉上已有此图，则其出于邵氏为无疑。虽圣人复起，不易其言矣。”(黄镇成著《易象图说·序》，《道藏》第3册，第222页。)先天图等图书乃作易的本源，在远古的伏羲时代即已有了，故言其来已久。图书历夏、商、周三代传至孔子，由孔子至汉京房、魏伯阳。汉代以后，儒家学者不传图书之学。至北宋邵雍时，图书之学再次倡明于天下。而邵雍的图书之学传自李挺之和穆修，李、穆则传自华山道士希夷陈抟。因此，图书易学的传承与道教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当时的一些学者认为，先天图是朱子和蔡元定首次于《易学启蒙》中提出，否认邵雍先天易学中有先天图的存在，从而否认先天图自道教传出。黄镇成、张理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在早于朱子的南宋初著名学者朱震的书中，已有此图。因此，先天图并不是在《易学启蒙》中首次出现的。在汉以后和宋之前，张理和黄镇成虽然没有明确点明图书易学的传授是在道教中进行的，但由于他们将图书易学在宋以后的再次传出而为儒者所知的原因归之于道教学者陈抟，故而间接说明了先天图等图式与道教之间所存在的密切关系。
二、《易象图说》对道教教义思想的贡献
张理《易象图说》对陈抟《龙图序》图书思想进行过阐发，这对道教内丹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陈抟著有《龙图易》，已佚，现只有此书之序——《龙图序》尚存。张理《易象图说》中保留有陈抟《龙图序》的原文，并对其思想进行了阐发。
张理认为，陈抟《龙图易》中“仲尼默示三陈九卦”有其深意，体现了“龙图易”的精神和主旨。据陈抟《龙图序》，“仲尼默示三陈九卦”乃是孔子默识天地未合之数与天地已合之位，观其象而明其用之后所作的一个说明。
《履》，德之基。序卦次十，明用十，示人以辨上下也。《谦》，德之柄。次十五，明用十五，示人以裒多益寡。《复》，德之本。次二十四卦，示气变之始。《恒》，德之固。下经次二卦，示形化之始。《损》，德之修。《益》，德之裕。此二卦示人以盛衰之端。《困》，德之辨。《井》，德之地。此二卦示人以迁通之义。《巽》，德之制。巽以行权。权者，圣人之大用也。因事制宜，随时变易之义备矣。(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24页。)
以《履》卦为德之基，《履》卦在通行本《
周易》中卦序为第十，龙图中，天数之图“十”下于地数之图中，“十”为土之成数，故地“十”源自于天数，是天地交、阴阳和的一个缩影。《履》卦在于明“用十”，以辨天地数图之上下阴阳相合，阐明天地造化的规律和过程。《谦》卦在通行本《
周易》中卦序为第十五，龙图中，十与五分别为土的成数与生数，土在五行中，是变化的关键和枢纽，金木水火的变化有赖于十与五的变化，变化的实质，是裒多益寡，因为天数为阳，地数为阴，天数中阳多，地数中阴多，裒多益寡，就是将天数之阳与地数之阴相配，这说明了龙图中“五”与“十”的作用，就在于配合阴阳，使阴阳和而不过。《复》卦在通行本《
周易》中卦序为第二十四，一年有二十四节气，明《复》卦为二十四节气中阴阳气变的开始，阴阳气变，生成万物，而“复”为万物气变之始。《恒》卦在通行本《
周易》中卦序为下经第二，《
周易》下经咸、恒是讲人伦之大端，从天地及之于万物和人。因此，《恒》卦可看是形化之始。《损》、《益》为盛衰之端，《困》则不通，《井》取通义，以《困》、《井》相联系，明迁通之义，迁通即变化，所谓“穷则变，变则通”也。《巽》卦取其行权之义，因事制宜，随时变易即为“权”，“权”乃圣人之大用也。
张理接着以“三陈九卦”之义来说明“龙图三变”的原理：即辨天地之上下；配合阴阳、裒多益寡；气变与形变；盛衰之端；迁通与行权之义等。其次，运用上述原理阐明“龙图”从天地未合之数到天地已合之位到龙图天地生成之数、洛书天地交午之数、洛书纵横十五之象的整个龙图易演变的过程。第三，阐明“龙图三变”后所形成的河、洛图式跟《
易》的关系，并由此推导出各种易图，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图书易学体系。
张理认为，作《
易》的根源在于易之象，即天地之数与河图、洛书。河图即“五行生成图”，洛书即“九宫图”，河图与洛书均是“龙图三变”的产物。河图与洛书，相为经纬。图书中心之“五与十”，为图书之枢纽。合五重十成“双十字”，为河图四正之体。合五交十成“米”字，成四正、四隅八方之位，加上中央，为九宫之文。河图、洛书是圣人作《
易》的根本。“图书者，天地阴阳之象也。《
易》者，圣人以写天地阴阳之神也。”(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22页。)图书与《
易》，乃天地之象与天地之神的关系。天地有动静，《
易》之卦有一阳爻、一阴爻。天地的动静互变，奇偶生生。四象上下、左右相交，《
易》之卦画摹写之，则卦画成矣。具体地说，河图中一白圆圈代表天，两黑圆圈代表地，圣人法此作易，则画一阳爻表示天，画一阴爻表示地。图书中之“中五”即可代表四象，又可代表五行。阳数一、三、五，代表参天，合之为九，故《
易》以九数为阳之用。图书中的阴数二与四为两地，合之为六，故《
易》以六为阴之用。在洛书中，其衡(横)为三，为三画经卦之体。以“井”字分洛书为九区，此九区为八卦和太极之位。书之纵横其数为十五，此为卦数之合。因为在《
易》的筮法中，所得七、八、九、六之数，九为老阳，为阳爻、为乾卦，六为老阴，为阴爻、为坤卦。七、八之数，代表少阳、少阴，七为少阳，于卦为震、坎、艮，八为少阴，于卦为巽、离、兑。故乾九坤六，合十五。坎七离八，合十五。震七巽八，合十五。艮七兑八，合十五。因此，易之阴阳爻，易之九六，易之四象五行，均由图书演变而来。故“卦以表象，象以命名，名以显义，义以正辞，辞达而《
易》书作矣”。(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22页。)作《
易》的根源在于易之象，即天地之数与河图、洛书。由象生卦，因卦之象而命卦之名，卦与卦名能凸显象之义，义明则辞正，辞正则《
易》书成。
张理认为，河图、洛书乃“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之学，它表达了宇宙生化的规律，可以成变化而行鬼神。“将以顺性命之理，究礼乐之原，成变化而行鬼神者，要皆不出乎图书之象与数而已。”(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22页。)张理对图书的说明，无非在于认为图书能涵盖上至天文，下至封建井牧之理，中至人体修养之理，即能起到“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矣”的作用。而人得天地之正，所谓“唯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身半以上同乎天，身半以下同乎地；头圆足方，腹阴背阳；离目外明，坎耳内聪；口鼻有肖乎山泽，声气有象乎雷风。故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是知易即我心，我心即易。”(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23页。)人得天地之正，“易即我心，我心即易”，故能效天法地，循道而行，成变化而行鬼神者，从而驾驭整个世界。
当然，对于道教来说，张理《易象图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通过对陈抟《龙图序》思想的阐发，确立了道教宇宙观问题在内丹学中的重大意义。张理在《易象图说》中关于“龙图三变”的说明，与《龙图序》中的文字记载相一致，基本上反映了陈抟《龙图易》的思想。陈抟作为一个道教学者，其著《龙图易》，主要目的还在于通过对“龙图三变”演变过程的说明，阐发道教的宇宙观和修炼思想。正如朱伯崑先生所说：“陈抟作为道教的大师，为什么要解释‘天地之数五十有五’?看来，这与道教解易的系统也是相关的。《参同契》说：‘刚施而退，柔化以滋。九还七返，八归六居。’此是以七八九六之数表示阴阳消长循环。又说：‘七八数十五。九六亦相应。四者合三十，阳气索来藏。’亦是以七八九六之数表示一月之中月亮盈亏的四个阶段。为了说明七八九六之数和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之象的来源，道教易学则研究了天地之数演变的过程，最后导出龙图易。”(朱伯崑著《易学哲学史》中册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对于朱先生的这个观点，我们认为比较符合道教图书易学发展的一般历史。因为道教图书易学主要目的在于为修丹寻求理论的依据，此理论的依据又主要体现为天地的自然之道方面，而《
易》之象数可以表征天地自然之道的演变历程，故道教将《
易》之图书象数引入，以说明道教的宇宙观，并以之为道教的宗教修持服务。
我们从五代时的道教学者、真一子彭晓注《周易参同契》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彭晓与陈抟基本为同一时代的人，陈抟所处时代较之彭晓可能还略晚一些。彭晓在建立自己的道教内丹学时的一个重要举措，是借《
易》的符号与思维确立起道教的宇宙观。其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中提出：
太易、太初之前，虽含虚至妙，则未见兆萌，太始、太素、太极之际，因有混成，乃混沌也。中有真一之精，为天地之始，为万物之母。一气既形，二仪斯析，然后有乾坤焉，有阴阳焉，有三才五行焉，有万物众名焉。故配乾坤为天地之纪纲，运阴阳为造化之橐籥。是以乾坤立而阴阳行乎其中矣，魏公谓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因托易象而论之，莫不首采天地真一混沌之气而为根基，继取乾坤精粹潜运之踪而为法象，循坎离否泰之数而立刑德，盗阴阳变化之机而成冬夏。阴生午后，阳发子初，动则起于阳九，静则循于阴六，乃修丹之大旨也。(彭晓著《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道藏》第20册，第133页。)
彭晓的这段话，首先提出了从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到太极，再从太极到阴阳、三才、五行、万物众名的宇宙演化过程；其次提出了道教修持是法天地造化之理而进行，天地造化之理以易理来表征，故修丹亦可托易象而论之；其三，易中乾坤精粹潜运之法象，坎离否泰之数，阳九阴六之说，实则蕴含有道教修丹之大旨。
为什么彭晓在论述道教具体的丹道修炼之前，要先论从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到太极，从太极再到阴阳、三才、五行、万物众名这么一个宇宙的演化过程呢?这主要是因为彭晓持“修丹与天地造化同途”的观点。这个观点的提出，意义深远，表明彭晓在有意识地使内丹术向内丹学转变，内丹术不再仅仅是一种使人长生久视的法术，而是一种探讨天地和万物生成之前宇宙是怎样的存在状态?人和天地万物是如何化生的?天地间有没有一个主宰?永恒存在的东西是什么?人可不可以和天地合德，达成天长地久等问题的一种哲学思考，这种理论思考使得道教的内丹术由单纯的方术上升为一种宇宙天人之学。循着这么一种思路，彭晓构建了一个道教的宇宙发生论。他认为，天地万物生成以前，宇宙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太极五个演化阶段。其中，太易、太初为含虚至妙、未见兆萌的阶段，太始、太素、太极为混成中有真一之精的阶段，此真一之精，亦称之为天地真一混沌之气，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从太极再到阴阳、三才、五行、万物众名，均是此天地真一混沌之气的演化。此一气既形之后，化为阴阳二仪，生天地人三才、成金木水火土五行。由此，大化潜运，万物生生而众名立。道教的修丹与天地造化遵循同一原理，既然天地真一之精为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人也是秉此天地真一之精而生的，故道教内丹修炼首采此天地真一之精为修丹之根基，根基立定之后，法象天地阴阳之运，盗天地阴阳变化之机，修成还丹。因易乃表征天地阴阳造化之理的，故托易象来阐明丹道修持之要：配人之乾首坤腹为修炼之鼎器，循日月坎离否泰之数为修丹的火候，法天地阴阳运行之度数，循人体阴阳气血之动静，表之以阳九、阴六，午后、子初，来进行修炼。彭晓认为，以上所论乃修丹之大旨。
联系陈抟与彭晓两人所处的时代，考察他们包括和他们同时代的道教钟、吕金丹派的著作(如《钟吕传道集》、《灵宝毕法》等)的共同学术特点，可以看出，“托易象以论还丹”、确立道教的宇宙观是当时道教界建构道教内丹学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彭晓和钟、吕可能更多地倚重于借《
易》的符号和思想体系来论内丹。陈抟则另辟蹊径，以易数导出易图，以易图的形式来论世界的形成和道教的修炼思想。陈抟《龙图序》中所论“龙图三变”和道教的修持有着密切的关系。历史上的很多易学家把《
易》的揲蓍画卦的过程，当作是天地演化的过程，画卦是通过七、八、九、六来确定老阳老阴、少阳少阴，从而组成各种卦象，因此，七、八、九、六四个数字在天地的演化中其地位也是相当重要的，通过七、八、九、六可以演化出万事万物。道教易学循此同一思路，但演进的方向相反，是要使作为万物中一员的人通过七、八、九、六，逆此而回到画卦之前，即天地未生前的太极先天的状态。《周易参同契》讲九还七返，八归六居，就是说通过七、八、九、六阴阳的配合，进入到未画卦前的先天状态。陈抟《龙图易》讲“龙图三变”，从天地未合之数、天地已合之位到龙马所负之图，体现的是一幅宇宙顺生的演化图景，逆此而反观，就能与先天地生的“道”合为一体。不过陈抟的《龙图易》已佚，其《龙图序》中虽然简单地说了一下“龙图三变”的梗概，但还是有很多阐述不清楚的地方。对于道教来说，张理的贡献在于将陈抟“龙图易”所讲的“龙图三变”这一演化过程和原理揭示了出来，使得这一过程更加地清晰明白，更富有阶次性和操作性。
例如，张理在通过观“河图”、“洛书”所作的诸图中，有一幅《先天八卦对待之图》。张理认为，《先天八卦图对待之图》体现了“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哲学理念。这个理念也是对“龙图三变”这一演化过程和原理的总结。
《先天八卦对待之图》中间的一个白圈代表太极。由太极而两仪，而四象，而八卦。其中位于上方的阳仪所生乾、兑、离、震交于左，位于下方的阴仪所生巽、坎、艮、震交于右，组成《先天八卦对待之图》。张理认为，《先天八卦对待之图》体现了“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哲学理念。他说：“康节先生云，坤北、乾南，离东、坎西，震东北，兑东南，巽西南、艮西北者，指此而言。其中○者，太极也；(图略)者，二仪也。前象奇偶定上下之位，由天地、四象、八卦总之而会于中，所谓敛之不盈一握，万殊而一本也。此图阴阳列左右之门，由动静、四时、八方推之而达于外，所谓放之则弥六合，一本而万殊也。万殊而一本，由天地、四象、八卦而会于中，一本而万殊，由动静、四时、八方推之而达于外，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30页。)所谓“一本万殊”是从顺生的角度而言，表明宇宙的演化是由太极动静生化阴阳、四时、八方的过程。所谓“万殊一本”是从逆生的角度而言，天地、四象、八卦最终可归于太极之中。张理并以此“一本万殊”、“万殊一本”的哲学理念为道教的宗教修持服务。在道教看来，“一本万殊”可以说是重在讲作为本体的“道”向宇宙万物的演化过程，而“万殊一本”则重在讲宇宙万殊之物向“道”的本体的回归。因此“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实际上反映了道教内丹修炼得以成立的、顺逆结合的道教宇宙论思想。
张理本人并不是一个道教学者，而是一个儒生，他的意图是借阐发陈抟的龙图易来建立一个具有儒学特色的图书易学体系。《易象图说》一书中，有许多处的论述反映了张理的这一立场。如他论《五气之图》说：“得其气之正且通者，为圣，为贤；得其气之偏且窒者，为愚，为不肖。然五方之习俗，又各随其所见而局于一偏 ，其嗜欲好尚，亦有所不同者矣。东方生地，日之所出，故习见其生，而老氏有长生之说。西方收地，日之所入，故习见其死，而佛氏有寂灭之说。南方明盛，阳之伸而神灵著焉。北方幽翳、阴之屈而鬼怪见焉。惟圣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向明而治；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天下之至神也。周子曰：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张理著《易象图说》，《道藏》第3册，第243页。)张理将道教的长生之说和佛教的寂灭之说分别看成是东方和西方之“习俗”。而他本人所推崇的“圣人”，实则是如周敦颐所说的“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的儒者。因此，他是推崇儒家的。同时，张理在解释陈抟的易龙图的过程中，还将道德、性命、礼乐、政刑之道等皆纳入到图书之学中，以建构起一个上至天文，下至封建井牧之理，中至人体修养之理的图书理论的体系。这又是对陈抟的《龙图序》思想的一个发展。于此，我们对之不作详细论述。但是，张理在对“龙图易”进行解释的过程中，客观上对道教的“逆”的宇宙模式有非常明晰化的说明，这个明晰性得益于《
易》的符号体系和思维方法的运用。这个“逆”的宇宙模式，既体现了道教的宇宙观，同时，对于道教徒而言，也是一个十分精炼的介绍内丹修炼路径和模式的图式。尽管张理本人的意图，是借阐发陈抟的“龙图易”来建立一个具有儒学特色的同时又包容万象的图书易学体系，但道教徒可能通过他的阐发，从中更能领会陈抟“龙图易”中蕴含的内丹学意旨，从而更好地指导自己的宗教修炼。因为张理所阐发的陈抟的“龙图三变”思想，为建立起一个道教的宇宙模式以指导道教徒的内丹修炼、完善道教内丹术的学术体系、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道教内丹学，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总之，张理对陈抟《龙图序》的阐发，对道教而言，其价值就在于揭示了“龙图”各种图式对道教内丹学的理论启示意义，为道教提供了一个宇宙生化的模式和修炼模式。这对于道教的教义思想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