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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易经》是我国最古老的宗教文化典籍
       

       
　　远在我国上古的商、周时代，统治者决断国家大事，比如战争和有关农、牧生产等方面的事务，皆事先举行祭祀，向天神求示意旨，预测吉凶祸福，吉则行之，凶则止之。那时人们认为龟有沟通天神的灵性，便取龟腹部的骨板，先在骨板上钻孔，然后放在火上烤，由职掌此事的“太卜”审视龟板上出现的裂纹，揣度裂纹显示的神意，认定吉凶。这种宗教行为，相传叫作“龟卜”，殷商处畜牧时代，多行此法。还有一种预测的方法，相传叫作“占筮”，即那时人们也认为田野生长的蓍草具有可沟通神意的灵性，取蓍草五十根，扐一根于指间而用四十九根，经十八次分衍的数目变化，以数的奇、偶得出八卦的形象，然后由掌管占筮者推断吉凶，此法在今存《周易·系辞》中有记载，唐孔颖达《周易正义》与宋朱熹《周易本义·筮仪》，皆对此有所论述。占筮较龟卜晚出，周人多行之。这两种卜筮法，古人有只用其一的，也有两法皆用的，《周礼·春官》中便记载：“凡国之大事，先筮而后卜。”古太卜、太史在每次庄严、神圣地卜筮之后，皆将卜兆、卦象以及其应验后果纪录下来，这便是所谓的卜辞和筮辞。及至年终，太卜太史便加以整理，择其灵验者作推理和文字方面的加工，然后藏贮府库留作以后在卜、筮后判断吉凶的根据。这便称作卦辞和爻辞。它便是后世“易学”的最原始、最基本的资料，也就是后人所称《周易》中的古经文部分，亦即原本《易经》。此古经文，虽然记录了一些片断的上古史情况，但它乃是卜筮之辞的汇集，不能目为专门的史书；它虽历经太史精心的文字加工，但它也究竟不能目为文学著作；它虽然潜藏着自然、社会、人类生活的客观真理，但它犹呈蒙昧、混沌状态，无清晰思路与明显的哲学理念，故也不能归属于古典哲学典籍。实事求是地说，它的最本质的内涵便是对天帝鬼神的宗教信仰，故而我认为《易》古经文，是我国最为古老的宗教文化典籍。
       
　　从《易经》（指古经文）产生的时间来说，《汉书·艺文志》认为伏羲氏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并作卦辞、爻辞。说“伏羲画八卦”，不过是抬出伏羲氏作为畜牧时代的象征性代表人物；说文王作“辞”，不过是奉周文王为周代的圣人，以圣人为撰辞者，则使它更臻神圣、尊高。《易传·系辞下》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乃属后世儒家的揣测。当代著名学者朱伯崑教授在所著《易学哲学史》第一编《先秦时期》中认为：“‘五四’运动后，新史学兴起，学术界普遍认为《周易》中的经文部分，即汉人所说的《易经》，非文王周公所作。主要证据是，卦爻辞中讲到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的出于文王周公之后。如晋卦卦辞曰：‘康侯用钖马蕃庶，昼日三接。’旧注或以康侯为美侯，或为安定诸侯，都不指具体的人。近人顾颉刚于《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中，指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周武王之弟，称康叔，其事迹在武王之后，从而认为卦辞非文王所作；断定《周易》成于西周初叶。此是近人研究《周易》的一大贡献。”接着并论证《周易》中的古经文，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陆续形成的，卦爻辞的形成同周王朝的建立有密切关系，古经文是西周初期或前期的产物，“其下限没有晚于西周初期者。”
       
　　西周初叶，约当公元前十一世纪，大致三百三十年后历史才进入春秋时代。难道还能举出比《易》古经文更堪作我国传统哲学的最古老源头的文字古籍吗？可以说，没有。
       

       
　　二、使《易经》进入哲学大雅之堂的哲圣是老子
       

       
　　在《易》古经文产生之后，正式拉开我国传统哲学序幕的典籍，是《五千言》（即《道德经》），作者老子。如同第一线旭光射进了尚处在晨雾迷濛的大地。《史记》卷六十一《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他被后人誉为我国传统哲学的开山哲圣；《老子五千文》被哲学史研究者目为我国传统哲学最早的冒出地面的源头。
       
　　古《易》为商周之际的占筮纪要资料，《老子五千文》一书是春秋时代的哲学著作，两者被后世思想史研究者一并目为我国传统哲学的渊源。究竟两者之间有什么实质性的思想联系？又为什么两者能沟联、汇合流淌而扩展为壮阔、深邃的哲学大河？
       
　　老子是管理东周国家守藏成编简牍（记事著书的竹片和木片）库室的史官，他厮守着这些简牍，自然可以随意去翻阅这些简牍，更是他作为史官，必然更为重视和常用那些过去的占筮史料，而这些占筮纪录构成的《易》古经文，表露了上古时代自然变易与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历史片断情况，也保存了古卜史们的一些片断的思想理念性的资料。这都属于社会意识形态。那些由占筮分衍的奇、偶数组成的卦象、爻象，代替了可直观的具体事物的形式表象，而这些表象又进而变成了含蓄一定事理的抽象意象，成为供思索的素材；那些简练、古奥的卦辞与爻辞，字字珠玑，比类寓意，多借此喻彼，寓深于简，有着启迪和驱动智慧者钻凿推求的魅力，促使智者推理运思于广阔的哲理空间，从而取得更深沉和有新意的观点与理论。老子这样一位以察古鉴今、究天人之际为职守的史官、思想家便是从不断的运思体悟中，吸取《易》古经文中象数、义理的思想资料，提炼、深化，并摄融广泛社会思想资料，成就出他伟大的哲著《老子五千文》，从而创始道家哲学流派的。可以说《老》源于《易》，或者说是老子引《易》入“道”，也可以说是老子使《易》古经文经发掘、发挥、弘光而进入了哲学的殿堂。
       
　　何以见得《易》、《老子》之间的发展脉络是这样的呢？这就要求我们求证出《易》古经文与《老子》之间在所涉义理范畴与思想观念上的实质性联系，也可以说是要求具体实证两者之间传与承和源与流的关系。这个问题，古人已经有所论及，如汉代扬雄《太玄赋》中说：“观大易之损益兮，览老氏之倚伏”。西晋裴顾《崇有论》中说：“老子既著五千之文，表摭秽杂之弊，甄举静一之义，有以令人释然自夷，合于《易》之《损》、《谦》、《艮》、《节》之旨。”宋末元初全真道李道纯（丹道中派之祖）《中和集》卷一《易象》中也曾说：“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当代著名学者朱伯崑所著《易学哲学史·前言》中提到：我国古代哲学，就其所依据的思想资料说，影响深远的有四种类型：《周易》（古经文）、《四书》、《老庄》、佛教典籍。指出《周易》（古经文）的影响遍及我国哲学诸流派，“如魏晋玄学和道家哲学同易学的发展有密切联系，不研究易学哲学，对玄学的形成与演变，对道教的炼丹理论都难以作出正确的评论。”又在该书《春秋战国时代的易说》中谓：“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发展了春秋时代的阴阳说，以阴阳为哲学范畴，解释天地万物的性质。”北京大学李中华教授撰《老子与周易古经之关系》（载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十二期）一文中说：“发挥《易》之哲学者，盖非老子莫属。从表面看，《老子》与《周易》古经没有太多的联系，《老子》一书亦同《墨子》、《孟子》一样，对《易》只字不提。但当我们判断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渊源时，应舍弃表面上的联系而注重其内在的精神本质的联系。”又说：“《周易》古经对《老子》的影响，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如扬雄、裴顾所论，属卦爻辞及字义的启示；一类则属前人未曾论及的卦爻象或易象的启示。”我以为他们的见识都是明晰而确切的。笔者赞同上述意见。这里沿循其思路旨趣，就义理范畴，简要申述《易》古经文对老子建构以“道”为核心的哲理体系的深刻影响：
       
　　（一）老子将对立的奇（硏）、偶（）爻象与对立的“”、“”卦象，同自然界的气候“寒”、“暑”，昼夜的“明”、“暗”、物性的“刚”、“柔”，人性的“男”、“女”，人事的“吉”、“凶”等对立的现象与事物相沟通，借用上古以背日为“阴”、向日为“阳”的对立观念，提出了宇宙普遍存在“阴”与“阳”两种对立的基本属性的概念。认为，正如卦、爻象的变易表明事物的变易一样，“阴”与“阳”的对立、交感、消长、相互推移，是引发宇宙万物变易的根本因由。这种阴阳之间的消长变易，受支配于一种 “周而复始”、 “周行不殆”的自然法则。这个法则便是“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这便拉开了我国古典哲学的序幕。自然与人事如同蕴藏有金属元素的矿床，只有经过对矿石的发掘、提炼才能成为金属。《易》古经文犹如矿床，老子便是开采者和冶炼者。“道”字，据《说文解字》：“道，所行道也。从从。一达之道。”意为人行之路。先秦文献多处使用“道”字，但喻意不一。或喻为“道路”，《论语·阳货》：“道听而涂说”。或喻为“主张”，《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或喻为“方向”，《左传·定公五年》：“吾未知吴道”。或喻为“从”、“由”，《礼记·礼器》：“苟无忠信之人，则礼不虚道。”或喻为“治理”，《论语·学而》：“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或喻为“先导”、“疏导”《左传·隐公五年》：“请君释憾于宋，敞邑为道”。保存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一些重要史料的《尚书》也使用过“道”字，亦未见哲学含意。在哲学领域最早提出具有宇宙万物本原的“道”概念的便是老子。《老子》多处为他提出的“道”概念下了既明晰却又微妙的定义，如：“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若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寂兮冥兮，其中有精。”（第二十一章）“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第二十五章）还说：“其上不，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第十四章）。总之，“道”是一种非人可感受而知的非物质性实体，却又是先天地而生、循环运动不停、绝对存在的宇宙“本原”。
       
　　（二）老子的“道”本原概念，来之对自然天道的体悟，或者说，是他发觉了本来就是宇宙间运动着的一种自在而然的力量；没有任何超越阴阳变易的力量推动宇宙万物的演变，更非鬼神有支配天道与人事的权威。“道法自然”的理念牵引着老子的思维，他摆脱了占筮行为“与鬼为谋”和“向神求示”的束缚，淡漠了远古的鬼神崇拜，解除了心灵上无形枷锁，发出了“道法自然”、“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呼声。这是我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突破?选也可以说是向上古宗法信仰挑战的我国传统无神论的最早的信息。
       
　　正是哲圣老子，使《易》古经文蕴藏的哲理因素得以显现而曝光。正是哲圣老子，使对天道、人事以及世界观的探究走上理性思维的道路，而弃置了那些甲骨与蓍草的尊严与权威?选
       
　　（三）以“道”本原为基础，以“阴”、“阳”对立统一之理念为支柱，老子架构了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当时这种崭新思想理论的产生，便同《易》古经有不可抹煞的内在思想关联。考“阴”、“阳”概念，上古商周时已有之，甲骨文中已铭记，先秦古文献亦每有提及。《商周金文录遗·伯子 铭》记载：“伯子父，作为征 ，其阴其阳，以征以行。”《诗·大雅·公刘》：“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诗·大雅·皇矣》：“度其鲜原，居岐之阳。”《诗·小雅·湛露》：“湛湛露斯·匪阳不晞。”《诗·邶风·终风》：“曀曀其阴。”《左传》僖公十六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叔兴退而告曰‘君失问。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左传》昭公元年：“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为五节，过则为灾：阴硔寒疾，阳浮热疾”。《左传》昭公二十四年：“日过分（春分）而阳犹不克，克必甚，能无旱乎？”《国语·周语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小不能蒸，于是有地震。”《国语·越语下》：“天道皇皇，明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阴至而阳。”又《说文通训定声》：“（古阴字）者见云不见日，易者云开而见日。”总之，“阴”、“阳”，皆指的是两种相反的自然现象与地理位置。老子则摭取这两种喻意相反的“阴”、“阳”观念，来概括自然、人事所有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包括“”、“”、“硏”、“”奇偶数象）的思想内涵，又借用“硏”、“”爻象以作这种思想理念的象征性符号。老子又从《易》古经中发觉卦、爻象的不断渐次消长变易，彼消则此长、彼长则此消的变化，引起一定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运动发展，不断产生事物不停止的连续演变。这既对立斗争又紧密相关联的“阴”、“阳”消长、交感、推移、转化的运动过程，表明这就是宇宙普遍存在的一种推动变易的原动力与法则。因此，我们说，最早受《易》的启迪而将“阴”、“阳”观念引入哲学领域的是老子，他以史官的智慧和哲人的视角，弃置《易》古经符号而撷取其内在含蓄的思想因素，建构出道家宇宙生成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还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说的“有”即“阴阳之气”，“无”即恍惚、窈冥之“道”。
       

       
　　归于自然，缘于《易》理，哲人睿智，弘光开辟。故此我们可以说，《易》古经是《老子》一书中宇宙生成论的重要源泉。
       
　　（四）《易》古经六十四卦象结构的有序变动，体现着“自然天道”的存在形式与运动变化法则。老子据卦象变动所显示有序次的阴阳消长渐变过程，领悟其含蓄着事物内在的、自发的辩证发展规律，这给予了老子逻辑思维方法与推理绪路。他弃置其卦象，而扬其蕴藏于自然内在的常道循环运动论，所谓“大形无象”，他将“形”转化为“意”，即使可直观的卦象，变换成了抽象的概念，六十四卦成为六十四种概念，从而酿造了道家学派的辩证法思想，如：１.《易》古经中卦象、爻象的连续不断的阴阳消长变化，普遍反映、显示出宇宙事物的一种总的发展态势，这就是不停顿的或潜在或表露的“变易”，也就是说宇宙万物皆处在不停的“变易”中。虽说一切皆在“变易”，但却唯有这个“变易”的法则永不变易，是宇宙万物的“母亲”（根本）。老子归结出了“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的自然内在“常道”循环运动论。２.《易》卦象为占筮纪录，占筮者重分衍之“数”与对卦象的推算分析，其卦、爻的变动皆有一定的渐次变易规律，由，或反而变化，阴阳（偶奇）对立矛盾两方的逐渐消长，显露出了“量”的变化和由?变、由变?的“质”的变化，亦即从“量”变引发“质”变的规律；同时也显露矛盾两极对立统一与矛盾两极相互转化的规律。《易》古经六十四卦处处皆显露出这种规律的痕迹。如《老子》五十八章说：“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六十四章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是取源于《易》理的思想阐发。再者，《易》古经亦显露出了“物极必反”的哲理迹象，如：《乾卦》（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亢龙，有悔”。飞龙在天空自由舒展，象徵显达之象；飞得过高，贪求升腾而不知极限，会出现危难，由升腾而反向坠落，是谓“有悔”。《泰卦》（）：“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自邑告命，贞吝。”泰极而否，城墙倾塌，覆压城河，显示政令不行，民心离散，艰难之事便来临了。《否卦》（）：“倾否，先否后喜。”不好到了极点，极而必反，好事、喜事便将来临。再如：《损卦》（）：“上九：弗损，益之，无咎，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济下民，似有所损，实际无损反得增益，人心归服。《益卦》（）：“莫益之，或击之。立心勿恒，凶。”处饶益之极，仍贪益不止，居心不常善，人必击之，故而求益反凶。卦象、卦辞中这样的事例颇多，透露“反”正是自然天道循环运动和变易的体现，哲人老子正是从这里悟出了“反者道之动”（《老子》第四十章）是宇宙事物变动的基本规律。
       
　　（五）《易》古经不仅为道家的“道”本原论、宇宙生成论、天道循环运化论、朴素辩证法思想留下了自然的原始素材，而且为道家哲学体系留下了持雌、守柔、重生、贵和、尚谦、主静、善水的社会学和人生哲学的丰富素材。
       
　　乾卦（）、坤（）是《易》卦象中有统率性、基本性的卦象，“硏”、“”更是构成卦象的基本爻象。以“阴”、“阳”概念为“乾”、“坤”属性者，在历史上首载于《老子》，而非儒家作品《易传》。《老子》第四十二章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所谓“一”，即“元气”（或谓“有”，元阳之气），“二”即“阴”和“阳”，阴阳对立斗争而生“三”，即中和之气，中和生万物。《老子》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老子》已明确阴阳矛盾对立两方面的存在形式和性能，故而在哲学领域最早提出和运用“阴阳说”的是老子。
       
　　《老子》概括为“阴”属类的具体事物及抽象的观念形态的范畴很广，凡相对于刚健“阳”性类者皆属之，如“地”、“水”、“母”、“牝”、“柔弱”、“虚”、“静”、“谦”等。《易》卦象中“”、“”（坤卦）亦当为“阴”。在卦爻辞中亦多处有关“婚媾”、“纳妇”、“取女”、“牝马”、“夫妻”的筮问断占。《坤卦》（）断占之辞“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牝马”即母马，母马顺利的生殖。这个“牝”字，给了哲人以启迪，宇宙万物生生不己，是因宇宙间存在有玄妙的、无形的“牝”（母性生殖性能），繁殖着万物，“玄牝之门，是为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老子》第六章）“勤”字，古代铜器铭文中皆作“堇”，即“觐”，“见”的意思。玄牝之门为天地的根本，永恒存在着，但却是看不见的。“天门开阖，能为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老子》第十章）“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老子》第六十一章）“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老子》第二十章）“食”应作“德”（从刘师培语）这都是哲人在赞颂“玄牝”之德与能，感悟阴阳交感、生生不已，“阴”常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再者，《易》古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构成，用“初”、“二”、“三”、“四”、“五”、“上”标明其爻的位置，自下而上；以“九”、“六”标明其爻之性，即“九”为阳爻，“六”为阴爻；标明爻位之一个字与标明爻性之一个字相结合，称为爻题。如乾卦爻题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用九”。爻变体现着阴阳消长的量变和逐渐转化的过程。爻题之数居初或居中者，多吉无咎，因其尚处发展过程中，前有余地，而爻题数至盈至极，则悔咎凶来临，因壮则老、满招损、强则折，泰尽否来。从万物的生命历程来看，最佳状态当然是“婴儿”、“少年”和“青春”时期的新生事物，这是有希生、有追求、有发展、有着充沛生命活力的时期，性质虽柔弱，但却有含蓄的潜力与韧性，远不会壮老枯萎而断折。是以哲人崇尚柔弱，以其有充沛的潜在生命力和适应环境的素质。“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十章）“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为天下，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第二十八章）“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柔弱胜刚强。”（第三十六章）“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第五十二章）“强梁者不得其死”（第四十二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第七十六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第七十八章）。从《老子》这些名句中，我们可以触摸到其“崇尚柔弱”的思想与《易》古经中含蕴自然事物发展、演变的法则及因果关系的内在系联。
       
　　（六）推测并依据天道以某求明断人事，这是占筮之术的意向与目的。以取象之辞，示人休咎，这是占筮的一种手法。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说：“取象之辞者，乃采取一种事物以为人事之象徵而指示休咎也。”《易》多以想象的事物表达抽象的道理。如：《乾》（?）想象的事物为“龙”，初九云“潜龙勿用”；九二云“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九四云“或跃在渊，无咎”；九五云：“九龙在天，利见大人”；上九云：“亢龙有悔”，用九云“见群龙无首，吉”，乃是比喻人事仕途政治生涯的命运，贪求权势显赫，会导致悔憾。又如《渐》（），用为比喻的想象事物为“鸿”（鸿雁），初六云“鸿渐于干，小子厉，有言，无咎”；六二云“鸿渐于磐，饮食衎衎，吉”；九三云“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利御寇”；六四云“鸿渐于木，或得其桷，无咎”；九五云“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上九云“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吉”。大意是：鸿雁进止于涧岸、磐石、平地、山陵、野陂，因境地不同，其遭遇或吉或凶。在溪涧边要小心；在磐石上较平稳，无矰缴之害，有饮食之利；在高地上，处高视阔，不易被弋射之人袭取；在森林中可栖息；在山陵上虽说难觅伴侣孕育，但其处益高，其视益阔，弋射之人更莫能伤害；到了野坡上，便易被射取，取其羽毛用于文舞之仪（古者文舞执羽），而就人的角度看，羽毛便成为仪吉之物了。就是说，遭遇、命运随境而异，应渐进而不可唐突进止。这类取象之辞，乃是借爻变以明人事的比喻。再如《履》（）九三云“眇能视，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为于大君”，九四云“履虎尾，愬愬，终吉”。大意是：一位瞎了一只眼，而且瘸腿跛脚的人，视不明、履不捷，无其能而为其事，偏要莽撞，踩着了老虎尾巴，终因逃不脱，被老虎吃掉了；有的人履虎尾而知道恐惧，便可能化险为夷。而世上竟然有武人无德而据高位，妄行遘祸，覆国杀身。又如《大过》（）九二云“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九五云“枯杨生华，老妊得其士夫，无咎无誉。”大意是枯杨生叶，反枯为荣，老夫得少艾之女为妻，自无不利；老妇年大色衰，得士者丈夫，无可厚非，无咎无誉。比喻老夫老妇亦如枯树可以返青更生，没有什么不好，也没有什么值得赞誉。《易》古经中这样的例子尚多，如《离》（）九三云“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意喻年老如日将没，不应任意取乐；《小过》（）卦辞云：“亨，利贞，可小事，不可大事。飞鸟遗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意喻飞鸟之音向下而不向上，人事活动下顺则吉，上逆则凶。总之，以自然事物的变化来喻明人事活动的法则，亦即“推天道以明人事”，在《易》古经中是经常运用的。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曾任东周国家守藏室的史官，职在掌管简牍典籍，并为国家记事。他具有精谙古卜筮资料中占筮卦爻之象及记事、取象、占断之辞的条件，久司其事，亦深明《易》古经的思维方式与法则，故《老子》基本是融会《易》古经的推断趣旨而思索运作的；不过，他已经不仅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取象具体事物以表明抽象的大道理，而是在《易》古经的启迪之下，开拓据人事以弘明天道的思路，也就是天道与人事互应的思维程式。这成为道家哲理的基石，在《老子》及尔后的道家作品中表达十分明显。如《老子》中所载：“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第五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第七章）“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同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身退，天之道。”（第九章）“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第三十章）“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此两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恶，熟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七十三章）“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第七十七章）
       
　　综上所述，可以认定《易》古经与《老子》两者之间存在有实质性的、内在的精神联系；也可以归结为两句话：《易》古经虽非哲著，但作为史料素材，给予了老子以哲学思维的启迪；《老子》以其洞察天人的卓识及丰富的人事体验，使《易》古经进入了哲学的大雅之堂。《易》古经、《老子》同为我国传统古典哲学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