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一书，自其产生以来，注家蜂起，遂演为一门学问——老学。在众多《老子注》中，河上公注流传较广，影响也较大。
河上公《老子注》相传为河—亡丈人或河上公所作。史称河上丈人以《
史记》为最早。《
史记》卷八十《乐毅列传》曰：
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于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
又《
太平御览》卷五O七《逸民部七》引皇甫士安《
高士传》曰：
河上丈人者，不知何国人也。明老子之术，自匿姓名，居河之滨，著《老子章句》，故世号曰河上丈人。当战国之末，诸侯交争，驰说之士咸以权势相倾。唯丈人隐身修道，老而不亏，传业于安期先生，为道家之宗焉。
《
太平御览》卷五一○《逸民部十》引嵇康《
高士传》曰：“又曰河上公，不知何许人也，谓之丈人。隐德无言，无德而称焉。安丘先生等从之，修其黄老业。”按河上丈人，司马迁、皇甫士安已不知其详，嵇康则认为河上公即河上丈人。又据士安所记河上丈人撰《老子章句》之言，说明此书至迟在魏晋之际已流传。然河上公《老子注》，《汉书·艺文志》未见著录。《隋书·经籍志》云：“《老子道德经》二卷。周柱下史李耳撰。汉文帝时，河上公注。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亡。”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载《河上公章句》四卷，又《老子道经音义》云：“老子生而皓首，为周柱下史。睹周之衰，乃西出关，为关令尹喜说《道德》二篇，尚虚无无为，凡五千余言，河上注为《章句》四卷。”《旧唐书·经籍志》云：“《老子》二卷，河上公注。”《新唐书·艺文志》云：“河上公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宋史·艺文志》、郑樵《
通志》亦皆著录。而唐刘知己(子玄)谓《老子》无河上公注。释氏亦多非议，《法苑珠林》卷六十九《破邪篇》云：“道士之号老教，先无河上之言，儒宗未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道家类》亦云：
《老子注》二卷。旧本题河上公撰。晁公武《读书志》曰：太史公谓河上丈人通《老子》，再传而至盖公。盖公即齐相曹参师也。而葛洪谓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汉孝文时居河之滨。侍郎裴楷言其通《老子》，孝文诣问之，即授素书道经。两说不同，当从太史公云云。案晁氏所引乃《史记·乐毅列传赞》之文，叙述源流甚悉。然《隋志·道家》载《老子道德经》二卷，汉文帝时河上公注。又载梁有战国时河上丈人注《老子经》二卷，亡。则两河上公各一人，两《老子注》各一书。战国时河上公书在隋已亡。今所传者，实汉河上公书耳。
据此，则有一问题必须加以澄清：即河上公与河上丈人究为一人抑或二人，有无河上公注《老子》?这一问题，王明先生论之颇详，谓：战国之末，当有河上丈人，但殆未有书。汉文帝时，实无河上公其人，更无所谓《老子章句》。云汉文帝时河上公授《老子注》，盖系神仙家之虚言。今见《河上公章句》，约作于东汉中叶至末季间，系养生家托名“河上公”者。其书之行世，当在王弼注之前。其说大体可信。即如王明先生所言，史无河上公其人，亦无其注《老子》。然自汉以来，托名河上公之《老子》流传甚广却是不争的事实。三国时人薛综著《二京解》(即汉张衡《二京赋》之注解)，曾引用河上公注《老子》第四十六章“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句之注文。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北周释甄鸾《笑道论》并引河上公序。又梁皇侃《论语义疏》、隋萧吉《五行大义》、陆德明《经典释文》、唐魏征编《
群书治要》、李善《
文选注》、释法琳《辨正论》、《后汉书·翟醣传》李贤等注、贾公彦《周礼疏》(《地官·师氏》、《考工记·轮人》疏)、马总《意林》等书均称引河上公注《老子》。又饶宗颐先生曰：飞想尔注》部分取自河上。《想尔》为张陵(或张鲁)作，盖曾见河上公《注》，则河上《注》成书，明在张陵立教之前，不能下至葛洪之世。”据以上文字可知，自汉至唐已有河上本《老子》广泛流传。在域外，河上本《老子》也曾风行一时。单日本就藏有众多旧钞河上本《老子》，如大阪图书馆藏天文钞本、泷川君山翁得于仙台书肆之泷川本、内藤湖南所藏宝左盒本、京都帝国大学所藏近卫公爵本、久原文库本、奈良圣语藏尊藏本(参武内义雄《老子原始》及狩野直喜《旧钞本老子河上公注跋》)。今以敦煌文献为中心，略论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的流传情况。
(一)
敦煌石室所出道经写卷约五百件，而《老子》写卷约七十件，其中以河上本《老子》数量为最多，共十余件。目前所见敦煌写卷中有关河上本《老子》材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一是白文本及注疏本。白文本如S．6453、P．2255、P.2350、P．2599、P．2735，这五件写卷卷尾皆有题记曰“道经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经卌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太极左仙公序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由题记可知五卷皆为河上本《老子》；而注疏本则有S．477、P．2639、P．4681+S．3926。
二是敦煌类书中所称引的河上本《老子》相关文字。今逻录P．2612《新集文词教林》数处称引河上本《老子》文字如下：
1、《老子》日：少则得，多则惑。无名无欲长存，名有欲者亡身。按：《老子》第二十二章云“少则得，多则惑”。又首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下，河上公注：“名无欲者长存，名有欲者亡身也。”
2、《老子》曰：理身者，爱气则身全；理国者，爱[人则]国安；理身躁疾，则失精神，理国躁疾，则失君位；天道以(与)[人道同]，天人相通，精气相贯，人君清净，天气自正；人君多欲，天[气]烦浊；吉凶利害，皆由于己也。按：《老子》第十章“爱民治国”下，河上公注：“治身者爱气则身全，治国者爱民则国安。”
3、《老子》曰：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则悲，故(古)之常也。按：《老子》第九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下，河上公注：“譬如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盛则衰，乐极财哀。
4、《老子》曰：富当赈贫，贵当务贱，而反骄恣，必有祸患。按：《老子》第九章：“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下，河上公注：“夫富当赈贫，贵当怜贱，而反骄恣，必被祸患也。”
5、《老子》曰：人君不静则失威，理身不静则身危。按：《老子》廿六章：“静为躁君”下，河上公注：“人君不静则失威，治身不静则身危。”
6、《老子》曰：道礼(体)无刑(形)，深不可测，远不可极。道非常名，可名非常名，建德若偷，含光藏曜，匿端灭迹，至之为道。《老子》首章“非常道”下；河上公注：“常道当以无为养神，无事安民。。含光藏晖，灭迹匿端，不可称道。”
7、《老子》曰：无为人自清，无欲而自静，多事害仁(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按：《老子》’第五十七章云“我无为而民白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五章“多言数穷”下，河上公注：“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
8、《老子》曰：爱色者费精神，爱财者遇祸；财多藏于府库，生有攻劫之忧；死多藏于丘墓，有掘冢探尸之患：所受者少，所亡者多。是以圣人君子，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人，有财以[济]贫，执利遇患，执道全身。按：《老子》第四十四章“甚爱必大费”下，河上公注曰：“甚爱色，费精神；甚爱财，遇祸患。所爱者少，所费者多，故言大费。”又“多藏必亡”下又注云：“生多藏于府库，死多藏于丘墓。生有攻劫之忧，死有掘冢探柩之患。”又八十一章“圣人不积”下，河上公注：“圣人积德不积财，有德以教愚，有财以兴贫也。”
9、《老子》曰：增高者崩，贪福(富)者致患，绝利去欲，不辱其身。按：《老子》第四十二章：“或益之而损’’下，河上公注：“夫增高者崩，贫富者致患。”又四十由章“知足不辱”下，河上公注：“知足之人，绝利奉欲，不辱其身”。
限于篇幅，仅列以上几例加以说明。敦煌类书《新集文词九经钞》、《励忠节抄》等亦多称引河上本《老子》，例多不备举。需要指出的是：敦煌类书称引河上本《老子》形式较复杂。如有经注合文者，如第1条；有全引注文并加按语者，如第3条；有加以增损者，如第9条；所引文字或全同或稍异。至于具体情况，笔者将另有专文进行探讨，此不赘述。
三是敦煌写卷中所见其它相关材料。约抄于晚唐的P，2721《杂抄》(或名《随身宝》、或名《益智书》)所列的一个书目中，除郑玄注《三礼》及《毛诗》、杜预注《
春秋》、郭璞注《
尔雅》等儒家经典外，也包括《老子》河上注。又P．2337《三洞奉道科戒仪范》，著录道徒“高玄弟子”所授道经目录也包括河上本《老子》，其云：
《老子道德经》二卷、《河上真人注》上下二卷、《想尔注》二卷、《五千文朝仪》一卷、《杂说》一卷、《关令内传》一卷、《诫文》一卷。S．6044《道德经解题书》并详细解释了河上公注《
道德经》为何分为八十一章。又S．75载葛玄撰《老子道德经序诀》云：
河上公者，莫知其姓名也。汉孝文皇帝时，结草为苍于河之滨，常读《老子道德经》。文帝好《老子》之言，诏命诸王公大臣州牧三千石朝直众官，皆令诵之。有所不解数句，天下莫能通者。闻侍郎说河上公通《老子》，乃遣诏使赍所不了义问之。公曰：“道尊德贵，非可遥问也。”文帝即驾从诣之。帝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域中有四大，王居其一也。子虽有道，犹朕民也，不能自屈，何乃高乎?朕足使人富贵贫贱。”须臾，河上公即拊掌坐跃，冉冉在虚空之中，如云之升，去地百余丈，而止于玄虚。良久，倪而答帝曰：“余上不至天，中不累人，下不居地，何民之有?陛下焉能令余富贵贫贱乎?”帝乃悟，知是神人，方下辇稽首礼谢，曰：“朕以不德，忝统先业，才不任大，忧于不堪，虽治世事，而心敬道德。直以阉昧，多所不了。唯蒙道君弘愍，有以教之，则幽夕□太阳之耀光。”河上公即授素书《老子道德经章句》二卷，谓帝曰：“熟研此，则所疑自解。余注是经以来，千七百余年，凡传三人，连子四矣，勿示非其人!”文帝跪受经，言毕，失公所在。论者以文帝好老子大道，世人不能尽通其义，而精思遐感，仰彻太上道君，遣神人特下教之便去耳。恐文帝心未纯，故示神变，以悟帝意，欲成其道真。时人因号河上公焉。P．2370及P．2584《老子道德经序诀》也有上段文字，惟稍有残损。S．75所载葛玄撰《老子道德经序诀》虽带有浓厚的神异色彩，但为道徒所深信。
以上是敦煌写卷中所保存的河上本《老子》相关资料，它对于探讨河上本《老子》的流传及其它一些问题无疑有很大帮助。
(二)
从以上所列材料，我们大体可以知道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是相当流行的。那么，它是以何种方式流传的呢?撮其要者，可分以下几端。
首先，广大道教徒因求福弭灾的需要，而传抄道教经典。道教徒认为多抄经卷便可消灾或得无量功德。这种观点也可从文献记载中找到依据。唐代道士朱法满《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二《写经钞》云：
《大戒》云：抄写经文，令人代代聪明，博闻妙赜，恒值圣代，当知今日明贤博达，皆由书写三洞尊经，非唯来生得益，及至见在获福。《大戒》云：抄写尊经一钱以上，皆得七十四万倍报；万钱以上，报不可称。
《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二《写经品》亦云：
尽三洞宝藏，穷四辅玄文，具上十二相，总写流通。别者或一字一句，或卷或衷，随我本心，广写供养。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条轴，函笥藏举。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
皆表明抄写道经的好处，而直至唐代，雕版印刷尚未流行，故敦煌经卷多为写本。就河上本《老子》而言，S，6453、P．2599等即是其例。
其次，道徒因传授修习的需要而传抄河上本《老子》。P．2255《老子道德经》卷尾题记云：
道经卅七章二千一百八十四字，德经卅四章二千八百一十五字，五千文上下二卷合八十一章四千九百九十九字，太极左仙公序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
大唐天宝十载岁次辛卯正月乙酉朔廿六日庚戌，敦煌郡敦煌县神沙乡神沙里神泉观男生清信弟子索栖岳，载三十一岁，既耳目贪于声色，身心染于荣宠，常在有欲，无由自返。伏闻老子以无极元年七月甲子日，将欲西度关，关令尹喜好乐长生，欲从明君受一言之经。老子曰：“善哉!子之问也。吾道甚深，不可妄传，生道入腹，神明皆存；百节关孔，六甲相连；徘徊身中，错综无端：胎息守中，上与天连。行之立仙，拜为真人。传不得法，殃及其身，身死名灭，下流子孙。”栖岳肉人无识，窃好不已，专志颗颐，实希奉受。今依具盟科法，赍信誓心。今诣三洞法师中岳先生马口口，求受道德五千文经，修行供养，永为身宝。断金为盟，违科犯约，幽牢长夜，不敢有言。
又P．2350《老子道德经》及P．2735《道德经白文》卷尾题记内容与P，2255《老子道德经》基本相同。为免重复，仅节录部分不同文字如下。P．2350云：
……今谨(以)太岁甲寅正月庚申朔廿二日辛巳，沙州敦煌县龙勒乡常安里清信弟子李无上，年廿七岁，具依明科，诣师中岳先生张口口，受道德五千文……。
P．2735云：
……今谨以至德二载，岁次丁酉五月戊申朔十四日辛酉，敦煌郡敦煌县敦煌乡忧洽里清信弟子吴紫阳，十七岁，五月八日生，具依明科，诣师中岳先生张仙翼，先受道德五千文……。由以上文字及P．2337《三洞奉道科戒仪范》著
录道徒“高玄弟子”所授道经目录包括河上本《老子》可知，索栖岳、李无上、吴紫阳三位清信弟子所受经文皆为河上本《老子》，说明了河上本《老子》是敦煌道徒传授修习的重要经典，其地位是相当高的。同时，也说明通过道徒的受持修习，是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传播的重要途径。其实，河上本《老子》不仅仅是敦煌道徒而且是更大范围内道徒所受持修习的重要经典。《道藏》所收唐先天元年道土张万福撰《传授三洞经戒法篆略说》，载《道德经目》如下：
《道德》上下二卷、《河上公注》上下二卷、《想尔泣》上下二卷、《大存图》一卷、《传仪》一卷、《朝仪》一卷、《斋仪》一卷。此太玄经所明，应受持修行。
又《道藏》所收《传授经戒仪注诀》载道教《太玄部》授经序次如下：
《太玄部》卷第一：《老君大字本道经》上；《太玄部》卷第二：《老君大字本德经》下；《太玄部》卷第三：《老君道经上道经下河上公章句》；《太玄部》卷第四：《老君德经上德经下河上公章句》；《太玄部》卷第五：《老君道经上想尔训》；《太玄部》卷第六：《老君德经下想尔训》；《太玄部》卷第七：《老君思神图注诀》；《太玄部》卷第八：《老君传授经戒仪注诀》；《太玄部》卷第九：《老君自然朝仪注诀》；《太玄部》卷第十：《老君自然斋仪》。
从以上引文可以看出，河上本《老子》在道徒所须授受的道教经典中均列于第二位，已充分说明了其在广大道徒心目中的地位，于此也可想见其流传之广。
再次，河上本《老子》也曾作为学校教材广泛流布。透过敦煌写卷，可知河上公注在唐以后敦煌地区的学校教育中曾占有一席之地。约在晚唐抄写的敦煌写卷P．2721《杂抄》所列书目中包括河上本《老子》，而《杂抄》“是一部在民间流传很广的小型类书兼童蒙教育用书”，“其所列书目，实际上是当时敦煌地区公私学校所用基本教材，适用于农村、城市一般下层知识分子”。事实上，河上本《老子》不单是敦煌学校所用的基本教材，也是唐代官定的教科书。《
唐六典》卷二十一《国子监》曰：
(国子监)凡教授之经，以《
周易》、《
尚书》、《周礼》、《
仪礼》、《仪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
论语》、《老子》，学者兼习之。(以下注文)诸教授正业：《
周易》，郑玄、王弼《注》；《
尚书》，孔安国、郑玄《注》；《三礼》、《毛诗》，郑玄《注》；《左传》，服虔、杜预《注》：《公羊》，何休《注》；《谷梁》，范宁《注》；《
论语》，郑玄、何晏《注》；《孝经》、《老子》，并开元《御注》。旧令：《孝经》，孔安国、郑玄《注》；《老子》，河上公《注》。……每岁终，考其学官训导功业之多少，而为之殿最。
由此可知，未立唐玄宗御注《老子》前，河上公注充为国学教材。唐开元七年(719)，以唐玄宗《御注道德经》取代河上注，但玄宗《御注道德经》所用《老子》经文仍为河上本。又如P．3768《文子》、P．3592《道德真经疏》及，P．2508《南华真经》亦属于唐代官定的道教学校的教科书。据此，我们推测，敦煌地区的道教学校当然也会把河上本《老子》作为教科书。因此，以教科书的形式流布，也是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
另外，写经由中原地区流入敦煌地区而得以传播，可能也是河上本《老子》流传的一个渠道。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以政府颁赐道经的形式传人。特别是进入唐代以后，曾多次向地方颁赐道经。《混元圣记》卷九载唐玄宗天宝七年(748)诏：
今内出一切道经，宜令崇玄馆即缮写，分送诸道采访使，令管内诸道转写。其官本便留采访，至郡亲劝持诵。
又天宝元年(742)二月二十九日制曰：玄教方阙，学者宜精其《洞灵》三经。望付所司，各写千卷，校定讫，付诸道采访使颁行。其贡举及两京崇玄学生，亦望各付一本。唐玄宗亲注《
道德经》后，于天宝十四年(755)“分付宫观”。通过上述各种途径颁赐的道经中当亦有河上本《老子》，从而相应地在敦煌地区得以流布。除了通过颁赐道经这种形式外，另一种可能就是由道徒、商人或使者由中原携至敦煌地区。
(三)
敦煌《老子》写卷中，以河上本为最多。河上本《老子》数量之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在敦煌地区流传之盛。溯其原因，大体有二：
首先，时代风尚影响所致。自汉至唐宋，《老子》多主河上本。即使是立唐玄宗开元御注之后，实际上也是御注、河上本兼行。《新唐书·刘子玄传》云：
开元初，(子玄)迁左散骑常侍。尝议《孝经》郑氏学非康成注，举十二条左证其谬，当以古文为正；《
易》无子夏传，《老子》书无河上公注，请存王弼学。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论，奏与诸儒质辩。博士司马贞等阿意，共黜其言，请二家兼行，惟子夏《
易传》请罢。诏可。
此段文字已暗示河上公注在当时流传之盛，不然，子玄不会欲废河上公《注》而请行王弼《注》。但最后结果是：河上公注不但未见衰微而且大行于世。上文所言众书引述及道徒传授修习河上本《老子》，均可见河上本《老子》之风行。特别是进入唐朝以后，皇帝为抬高自己社会地位，尊老子为先祖，并竭力推行道教，至唐玄宗时达到极盛。《
唐会要》卷五十“尊崇道教”条云：
乾封元年三月二十日，追尊老君为太上玄元。皇帝。至永昌元年，却称老君。至神龙元年二月四日，依旧号太上玄元皇帝。至天宝二年正月十五日，加太上玄元皇帝号为大圣祖玄元皇帝。八载六月十五日，加号为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十三载二月七日，加号大圣高上大道金阙玄元皇帝。
《旧唐书·玄宗本纪》云：“开元二十九年(741)春正月丁丑，制两京、诸州各置玄元皇帝庙并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
列子》、《文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又云：“开元二十九年五月庚戌，求明《
道德经》及《庄》、《列》、《文子》者。”《新唐书·选举志上》云：“开元二十九年，始置崇玄学，习《老子》、《庄子》、《文子》、《
列子》，亦日道举。”这种崇道风气自然也会波及到敦煌地区。虽然敦煌地区一向以儒佛占统治地位，但是作为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及其文化和整个中原传统文化一样，在敦煌地区已有长达数百年的传播历史，早已深人人心，即使在一定时期有所衰微(如吐蕃占领时期)，却一直绵延不绝。约五百件敦煌写卷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一点。而在敦煌《老子》写卷中表现尤为明显。一是《老子》写卷数量众多，达数十件，且多为唐写本。二是敦煌道教写经有严格的程式规定，书写工整。如P．3725《老子道经卷上唐玄宗注》卷尾题记云“国子监学生杨献之初校，国子监大成王仙周再校。开元廿三年五月口日令史陈琛，宣德郎行主客主事专检校写书杨光乔，朝议郎行礼部员外郎上柱国高都郡开国公杨仲昌，正议大夫行礼部侍郎上柱国夏县开国男姚弈，金紫光禄大夫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成纪县开国男林甫”，即表明此卷曾经过严格的三校程序，也说明对《老子》写卷的重视。从P．2380《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及P．2444《洞渊神咒经卷第七》、P．2457《阅紫篆仪三年一说》、P．3233《太上洞渊神咒经誓魔品第一》三卷末尾题记也可得到证明。另外也体现在有关敦煌的历史记载、文学作品、墓葬、壁画及雕塑当中。如敦煌的宗教哲学思想对戏曲的风貌、品种、审美观念等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戏曲“四功五法”的表演原则就是由《
道德经》中所记载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等学说衍生出来的。正是因为不同时期政治、宗教、民俗等各种因素的影响与人们实际需要的相互作用，河上本《老子》得以在敦煌地区广泛传播。
其次，敦煌写经虽有宫廷写本，但更多的是道观寺院及民间写本。即便是宫廷写本，也带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如P．2380《开元廿七年写文子题记》云“大唐开元廿七年(739)二月一日，开元圣文神武皇帝上为宗庙下为苍生内出钱七千贯敬写”，说明即使是贵为皇帝的唐玄宗也受当时习俗的影响，出钱写经为宗庙及苍生祈福。而从更深层次上讲，河上本《老子》的风行与河上公注重视治身养生的思想不无关系。河上《老子注》重视开发老子思想中的修养理论和无为政治思想，一方面符合唐代统治者的需要；另一方面更是切合了普通民众的需要。正足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河上本《老子》得以大行其道。确切地说，是更流行于下层社会。因为道教徒重视的是现实利益，他们写经主要是为了禳除灾祸或祈求福祉。而为了达到禳灾求福的目的，道徒就须抄写道经。相应地，一些道教经典便得以流传，其中当然包括河上本《老子》。王明先生曰：“作为一代通儒的刘知己斥河上公注为无有，盖其昧于河上公注在历史上之位置，而疾其以养生家言解《老子》。”这是有道理的。又朱谦之先生曰：“《老子道德经》旧本，流传最广者，有河上公、王弼二种。河上本近民间系统，文句简古，其流派为景龙碑本、遂州本与敦煌本，多古字，亦杂俚俗。同在河上本中，又有北方传本与南方传本之不同。北方本以敦煌发现之六朝写本为代表，即敦煌本。”因受历史条件所限，朱先生未能目睹更多敦煌《老子》写卷。确切地说，河上本《老子》北方传本一系当以敦煌发现之唐写本为代表。另外，迄今发现的敦煌《老子》写卷中未见王弼注本，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盖王弼注禀承魏晋崇尚空谈的玄学宗旨，重在《老子》哲学意蕴特别是玄学理论的阐释，比较符合一些文人士大夫的需要，而距离下层社会较远。
综上所述，通过分析敦煌文献并结合相关材料，可知河上本《老子》在敦煌地区流传甚广。这是与当时的时代风尚及河上《注》重视治身养生的思想等密切相关的。而道教徒为禳灾求福抄写或受持修习、政府颁赐以及作为学校教科书学习，是河上本《老子》传播的主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