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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20多年来，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已逐渐成为国人的共识，但是观察一下地方政府的行政语言，其计划经济色彩还相当浓，存在不少与市场经济和依法行政理念不相称、甚至相悖的地方。下列８个方面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值得各层级政府反思。
       要原则，还是要灵活？
       《现代汉语词典》上，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指总的方面，大体上。”试问如何解读“市政府会议原则通过”？“原则通过”就是指总的方面通过，大体上通过。既然原则同意，那么至少还存在一些细节上值得修改的地方。那为什么不等把这些细节修改完善后再全部通过呢？
       又如：“国家高速公路网规划获得原则通过后，鉴于西部地区的特殊情况，修建的标准应因地制宜，适当灵活掌握。”既原则通过，又要求灵活掌握，那通过有什么用？有人说，这就是“中国特色”。在各层级政府中，有多少文件是原则上通过的，又有多少决定是原则上通过的，那么如何执行呢？这就要求行政主体把握灵活性了。那么如何把握呢？这就决定于行政主体的思想修养和政策水平。
       要批示，还是要法规？
       批示的效力是很大的，这无需赘言。在现实中，一系列重大的社会事件和问题靠什么途径解决呢？往往是批示推动执法。这个程序常常是：先由媒体报道，然后是某某领导批示，最后由执法机关解决问题。可见，法律的执行不是自动的，是靠媒体的报道，尤其是领导的批示，最终才促使执法机关启动执法程序。批示的效力由此可见一斑。
       行政文件的效力很多时候也比法规大。用政府的文件保障法规的贯彻落实，是当前一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人们会问：文件大还是法规制度大？这和问“按照批示办还是依法办”没有两样。尽管加入ＷＴＯ和《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各级政府审查并废除了大量不符规范的红头文件，但不可否认，由于部门利益的存在，还有相当多的红头文件“霸王条款”。在一些行政执法行为中，这类红头文件甚至还享有特别的“司法豁免权”，依法行政仍然要让位于依文件行政。
       要真话，还是要废话？
       文山会海是当前的一个突出问题。但是，细细品味一下会议的语言，你会更加感慨万千。
       会议主持人的陈词滥调。一是各类会议开始时“亲自”泛滥成灾，如：今天有某某领导亲自参加会议，某某领导亲自讲话，某某领导由于有外事活动不能亲自出席等等。二是多余的总结：简述前面发言内容，惟恐听众没有听懂，最后提出落实要求。往往是前面的领导讲完，后面的领导还要“我再强调几点”。
       充斥“正确的废话和空话”的领导讲话。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就有敢言之士针对风靡全国的空话、套话、大话，态度鲜明地提出了“反对正确的废话”的主张。直到今天，会议上的废话、套话仍声声入耳，领导讲话中处处充斥着正确而无用的语言，已成为很普遍的现象。如总结成绩总离不开说“在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的带领下，在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之类的话。类似这样的表述太多了，但是大家已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要有关，还是要无关？
       “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根据有关法规制定”等等，大量存在于领导讲话和文件中。如农村城市化过程中拆迁、征地补偿是一项复杂的工作，某地政府为此出台的文件中有“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经济补偿，没有规定的，适当给予合理补偿”的规定。
       我们不禁要问，假如你的地被征了，你知道这“国家有关规定”是什么规定吗？你去哪里找国家有关规定？解释权还是在执行机关。广义上说，国家规定应当包括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制定的法律、法规等，但在老百姓看来，“国家有关规定”就是红头文件，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根据的是哪一项规定呢？
       要缺点，还是要优点？
       细细琢磨领导的年终或考核总结中的缺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其缺点多为虚化、空泛的东西，如：政治学习不够，业务学习抓得不紧，下基层调研不够等等。乍—看，是缺点，再—听，缺点似乎也是优点，如：对人批评不留情面，有时做事太过认真，不太善于团结女同志。这是多好的领导啊！这是多么坚持原则的同志啊！对于领导干部来说，部下们发现，领导就是领导，缺点也属于“更高”层次的缺点，如某领导这样总结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一是学习不够系统。尽管一贯注重学习中央文件、中央领导讲话和理论学习，但有时由于工作忙而对现代科技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不够。二是有的工作发展不够平衡。由于改革涉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推动起来难度较大，有些改革措施还没有完全落实到位，有一些薄弱环节还没有很好解决。三是对基层工作的指导不够。”你说他讲的是假话吗？那这假话不真吗？
       记得中央巡视组组长任克明同志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前很难听到真话，主要表现为讲成绩多、问题少，一些人即使在谈问题时也明显带有保留，甚或把问题也当作成绩讲。要知道，中央巡视组巡视的对象是省部级干部，那基层干部会怎样说话呢？但是不少干部反映，如果你的考核中写实了一个缺点，那有时这个小缺点可能会成为致命的缺点，特别是在讨论干部人事的时候，这平时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缺点也许会成为阻碍你升迁的借口。
       要老板，还是要同志？
       同志还是老板？这是个问题。有人说，这是个“老板”的世界。似乎不假，商界到处是“老板”声，而政界的“老板”声也此起彼伏。商界本来就称呼老板，这本来就很正常，而在政府部门，称呼“一把手”为“老板”，就不能说是正常了。“同志”曾是多么亲切的称呼啊，而现在似乎已经遥远了。
       我的一位在基层担任书记的朋友到老区去扶贫，在参观一贫困村时一位老大娘问他：同志是从哪来的？听惯“老板”称呼的他一时感慨万千，心灵深处受到很大的震荡。但不得不承认，当前称呼“一把手”为“老板”在党政部门已经普遍得使不这样称呼的人感到自己“庸俗”了。“老板”本来相对于“打工仔”，反映更多的似乎是雇佣和经济依附关系。难怪老百姓很反感，领导怎么就成了老板，因为老板在很多老百姓眼中是靠剥削工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
       要宣传，还是要战争？
       这类语言常见于领导讲话或者是宣传语言中，特别是在组织完成上级部署的突击性任务或行动之时，命令的成分很重，火药味很浓，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如某自治区下发了区领导的《全区动员，全民参与——打一场广泛深入持久的禁毒人民战争》的报告，该报告要求全力以赴，组织开展“五大战役”。又如某地文件《群防群挖，打一场防治疫病的战争》，要求各职能部门要通力协作，制定相关计划，全员发动，打一场歼灭战。
       “战争式”语言表现在宣传中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计生宣传。计划生育是国策，各地都把宣传工作做在前面，抓得很紧。如苏北一些地方的宣传车上有这样的标语：宁要七个坟头，不要—个人头；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个。
       要动手，还是要动口？
       语言是一回事，而行为又是一回事。老百姓反映，地方贯彻中央最快的行动体现在语言上，即落实在口头上。这不，中央作出了某个决定，提出了某个目标，地方领导马上就落实在报纸上、电视上、文件上。比如搞市场经济，必须在各方面与国际惯例相适应，于是，“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国际惯例接轨”等等，马上成了各地政府挂在嘴边的语言，但一边是国际惯例，一边是地方保护主义盛行，我行我素。
       又如每当节日来临，党委、政府下发文件，语言义正词严，三令五申，满是“不准”、“严禁”之类的字眼。文件发了就发了，语言表达也到位了，至于能否起作用就不深究了。事实上，当前以文件贯彻文件，以语言粉饰行动，已是各层级政府的普遍做法。
       老百姓还反映，当前领导的“口头责任”是粉饰性语言的又—个典型表现。如当前各地安全事故不少，事后总会有领导出来说，事故的发生我有责任，负领导责任。听起来，这位领导还是负责任的领导，但老百姓看得明白，这“口头责任”没有实质意义，说过就过去了，该升迁还是升迁。什么是领导责任？道义上的责任，还是政治责任，抑或是其他方面的责任？目前似乎还没看到有哪份文件对此作出解释。
       总之，用什么样的语言来行政，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语言使用问题，是领导干部个人的“文风”问题，实质上它反映的是我们党执政理念、执政方式的大问题。
       ［牟大裕荐自《廉政瞭望》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