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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中国人讲究合餐，而西方人则实行分餐。有些学人还据此提出一些很高深的理论，说西方人的民主自由就是“分餐”分出来的，而中国人的集体主义则跟合餐有关。大家一个盘子里夹菜、一个盆里舀汤，饮食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集体与个人的关系自然就摆得正。不仅于此，国人还通过餐桌上的体液（具体说是唾液）交流，而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进步的目的。
        这种说法听上去也蛮有道理，但推敲起来，情形也并非一直如此。
        西方历史上，也并非一直像现在这样各吃各的。他们也聚餐，聚餐的时候也打成一片。
        比如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中，用过一个酒杯，后来这个杯子被称为圣杯。西方传奇小说里骑士们拿着长矛骑着马，满世界杀毒龙，斗巨人，为的就是找这个杯子。
        但是这个杯子里也有犹大的唾液。
        大家看看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就会发现：餐桌上只有一个杯子，13个人都用它喝酒，一个人喝完就把它传给下一个人。这个原因也很简单：那个时候杯子太过稀罕。吃顿饭就拿出13个杯子，实在太过荒诞。
        当然，耶稣是穷人。在罗马帝国上流社会里，宴会不会如此寒酸。罗马富豪不仅能拿出13个杯子，还能提供各种稀罕东西待客。他们能不动声色地端出一大盘孔雀舌头，拱拱手：“百十个小孔雀，不成敬意！”还有烤乳猪，拉开肚子里头能飞出活着的画眉鸟。最过分的还有600个鸵鸟脑子做出的大菜，以及一窝窝塞满配料的熏老鼠。（记载里说是睡鼠。睡觉的老鼠也是老鼠，总之应该就是那种长小胡子的脏东西。）
        最终罗马人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他们不再以老鼠孔雀为满足，而开发出了更昂贵的菜肴。一位罗马皇帝在宴客的时候，居然往豌豆里掺杂金豆子。参加宴会的客人要十分小心，否则一不留神，就可能像尤二姐那样，落得个“觉大限吞金自逝”的下场。
        罗马人参加聚餐的时候，要操的心还不止于金豆子，什么事情都要操心。比如，同一个酒桌上，客人不能少于三个，最好是九个。因为罗马的缪斯女神有九位，客人不到九个，个别女神就难免有向隅之叹，而超过九个，女神则不敷使用。
        在罗马人迈着右脚，拄着左手，九人一组九人一组地欢宴时，中国人在做什么？
        他们也在聚餐。
        中国可考的大规模聚餐，最早发生在商朝。据说商纣王挂起一串串的肉，形成树林的规模，又把大池塘灌满酒，然后就请人到里面喝酒吃肉。只是对客人的着装有严格要求：与会男女客人一律要裸体参加。这个宴会设计得乡土气息扑鼻，居然也被载入史册，作为失败PARTY之典型，一直遭人唾骂。
        后来的宴会就从乡土一变而为严谨。大家从肉林酒池里退了出来，坐到了饭桌前。不过那些宴会里，大家聚虽然聚在一起，但却各吃各的。抬起头高朋满座，低下头还是自己的四菜一汤。这样吃虽然卫生，但却不够热闹。说是盛大宴会，大家席地而坐，各守一桌，终究显得形单影只。
        没有同桌之人争食，即便是鸵鸟脑子熏老鼠，吃到嘴里也未免有枯索寥落之感。
        而且有时候还会有误会。
        孟尝君是战国有名的贵公子，最喜欢在家养活一群闲汉，尊之为食客。既是“食客”，食当然是头等要紧的。孟尝君深悟此理，所以经常宴请这些闲汉。一次夜宴中，有个对食物非常敏感的食客，注意到孟尝君面前的蜡烛被人挡住了。他怀疑这是因为孟尝君的伙食标准比他们高，因此怕被他们看见。这个食客自尊心很强大，当即要“辍食辞去”。孟尝君不得已，拿着自己的饭菜跟他的比———完全一样。该食客被孟尝君不打偏手的高大形象所震慑，当即拔剑自杀。
        唐宋以后，宴会改成聚餐形式，从此宴会走上了康庄大道。由长桌而方桌，由方桌而圆桌，由圆桌而转桌。规模也一发而不可收，自小范围的文人贵族聚会到千百人的大众流水席，如乾隆时的千叟宴。
        当年无论西方中土，能被铭记的会宴聚饮多半跟上流社会有关。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宴集序》（即兰亭序）就源于一次会宴。四十一个名流欢饮兰亭，流觞曲水，吟咏讽和，论奢华繁富，固不足比肩罗马，但雅致蕴集，实有过之。同样，西方最有名的宴会也不是由罗马皇帝举办，反倒跟希腊的精英有关。柏拉图写了一部《会饮》，记载了一次聚会。雅典的哲学家、文学家、政客会聚一堂。人如星，酒似雨，漫漫长夜，低斟浅酌。这份情怀，自不是肉林酒池可比。
       （梦寒摘自《北京青年报》2008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