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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老早的过去了，我们家乡有为人（一般是孩子）叫魂的习俗。就是孩子有病了，大人便会问他去过什么地方，认为是魂丢在那里了。于是黄昏的时候，两个大人去到孩子丢了魂的那个地方。前面一个人叫着孩子的名字并高叫“回来吧，回来吧”，后面一个人应道“回来了，回来了”。这样叫着一直回到家门口，据说孩子的魂就叫回来了，病也就好了。当然这都是迷信了。
       不过我今天却想叫魂，但不是为某个病人叫魂，而是为我们一些人的良心叫魂。
       这个动机是从一个人的命运引起的。这人叫张启秀，曾是原昆明军区国防歌舞团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她唱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和《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深入人心，她也因而誉满全国。可就是这样一个有天赋的歌唱家，文革中也同众多的文艺家一样遭受残酷的迫害。她被下放农村劳动改造，在她临产的时候，她的爱人被派往外地，她生的双胞胎双双夭折，最残酷的是，被掩埋的孩子竟被野狗叼回来，在她当面撕吃。6年后她从下放地回到昆明，文工团不收她，没有收入又怀有身孕的她只能今天跑这家明天跑那家，靠朋友度过一天天艰难的日子。当年她多么光彩照人，可如今已成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她完全是被文革折磨成这样的啊。有个叫王云龙的导演，有感张启秀的命运，把她的遭遇编成一部纪录片，题名《歌者》。此时张启秀已经过世了。但当王云龙采访那些曾经伤害过张启秀的人时，他们有的逃得远远的，有的推说不知道，有的则在电话里来一句“不要来问我，与我没关系”，便挂断了电话。真正愿意反思的人几乎没有，一切都往政策上推。王云龙失望地说：“一大批人都不作良心上的自我谴责。”
       这真叫人感到悲哀。但只要我们注意一下就会发现，缺乏这种“良心上的自我谴责”的人何止是那些曾经伤害过张启秀的人。在“阶级斗争”年代那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中，多少人蒙受过灾难，其中不少人死于非命。不错，那都是当时政策的罪过，不能让下面的执行者负什么责任，而且有一些人是违心地执行这些政策的，他们也是身不由己。但是，当那些政策被证明是错的时候，当那些受害者被证明是被整错了的时候，当初的加害者、整人者很少有人出来向被他们加害的人道歉，很少有人从良心上自我反思，很少有人从良心上自我谴责。胡风反革命案证明是冤案，当年把胡风写给自己的私人信件交出去从而成为胡风反革命罪证的那个人，既没有看到也没有听说过他对自己这种出卖朋友的行为有过任何良心反省。老舍是投太平湖自杀的，在此之前他受到残酷的折磨。他也是无法忍受这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才走了这条路。但当年参与折磨老舍的人，他也是当年老舍所在单位的革命头头因而能够摆布老舍命运的人，不但没有过丝毫的良心谴责，连他所知道的老舍被整的真相也不肯说出。再说大一点，当年打倒彭德怀、打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的可不只是林彪、“四人帮”一伙，可曾有几个人就自己当年的不良行为作过良心上的自我反省、自我谴责呢？
       行文至此，不能不想到已经过世的巴金。巴金老在其晚年写了《随想录》一书，其中对自己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所作所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自己在这些运动中一些伤害他人的过失做了坦率的诚恳的自我谴责。老实说，巴金老人更多的时候是挨整的，他参与整人的机会并不多，而且是被动的，也是相当温和的。但他仍然深刻地反省自己，解剖自己，谴责自己。这不能不使我们对他高山仰止。巴金老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洋洋数百万言的文学精品，还有高尚的人品。他是一个有着高尚良心的人。
       良心是一个人品德的底线，一个人如果连起码的良心都没有了，都丧失了，都不讲了，他还当得起人这个称号吗？良心又是一个人品德的高线，所以不是想有就可以有。只有本分做人才做得到。作了有损良心的事情，却不做良心的自我反思和谴责，这不单是他们个人的事情，还会带坏整个社会风气。
       不消说，我们应该向前看，对过去的陈芝麻烂谷子不应过多纠缠，但不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不敢正视自己走过的弯路，以后的路未必走得好，走得稳，一个不想、不敢对自己做错的事进行良心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的人，以后保不准还会干出有损良心、不讲良心的事。先行者不对自己做错的事从良心上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后来者就可能犯同样有失良心的错误。而当你不对你所伤害的人进行良心的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的时候，你就不要指望你不会受到同样的对待。所以，为了以后，为了他人，也为了自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学会并勇于为自己的过失从良心上作自我反省和自我谴责。那不会降低你，只会使你高大。
       ［闲话荐自《西安晚报》2006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