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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志远(北京)
       《中国人最缺的不是法制而是道德》一文(载《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堪称振聋发聩之作。该文说，对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很多论者动不动就谈到制度建设问题，好象制度是灵丹妙药，制度一完善，中国就和谐了。实际上，“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底蕴，失去了精神，希望只靠法制来强行扶正，是办不到的”。还说，“看当下的很多时评，也有强烈的‘制度崇拜’的毛病。”说得多好!
       我读该文有感，想说几句，但肯定说不出一朵花来，只是敲敲边鼓、呐喊壮威一番而已。记得，前两年，杂文家储瑞耕先生就曾著文说及“制度崇拜”问题，但时至今日，问题依然故我，看来对沉疴固疾需要反复诊治。
       法制建设并非不重要，然而强调得不适当，以至淹没了对道德建设的关注，则不免有失偏颇。就当前实际情况而言，除了少数制度应继续建立健全外，可以说，方方面面的制度已经很多，且较为健全。这是不争的事实。各类问题之所以层出不穷，主要原因在于制度的流于形式，不能很好执行：有些人不依法行事，或知法犯法，或钻法制的空子，或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等等。而这些，显然都是缺“德”的表现。
       好制度，能张扬人的“天使”一面；坏制度，能助长人的“魔鬼”一面。而好制度，不仅其执行离不开高尚道德，其制定同样需要高尚道德。君不见，有些垄断企业的制度是为垄断者自身利益而制定的，却对社会的公平、公正有害无益。对这样的制度，如果不加分析地叫喊要建立呀健全呀，其后果可想而知。概言之，失去高尚道德，好制度的执行和制定就都无从谈起。足见道德是法制之基础。而头痛医“脚”，才是辩证施治，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我也注意到，时下确有不少时评(包括杂文)都有个时髦的尾巴——点子敲在制度的建立健全上。这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予以否定，但有些，不能不说忘记了著文立论的主旨精神。我们写文章，褒也好，贬也罢，无非是引导人心向善，亦即提高人的素质，增强道德涵养，促进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如果舍此而热衷于制度建设，那倒不如向各级“人大”写点“建议书”好了，还劳神费力写文章做什么!
       该文末尾的点睛之笔说：“重新振兴民族之魂，最需要的就是中国优秀文化精神的复兴和现代化。”此言诚哉，理应形成共识，引起重视。时评、杂文亦应以此作为主要用武之地才好。
       李炎锠(江苏常熟)
       读了《杂文月刊·选刊版》2006年第9期的《中国人最缺的不是法制而是道德》，我想谈谈我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人最缺的还应该是“法制”。当然，这个法制，并不是印在纸上的一些条文、条例，而是真正的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依法办事的那种“法制”。文中所说的车辆违规行驶，矿山收买安全监督机关违法开采等，这些都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后果，说到底还是法制不健全，如果把这些完全归结到“道德”问题上去，怕是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你想，如果车辆违规行驶，矿山违法开采，真正按照法律规定严惩(当然，现在有些法律惩治得还不够严)的话，步后尘者也就不会多。现在社会不和谐的根于是：法律虽然制定了，可是宣传教育远远不够(大多是走走过场)；在执法上也有很多不认真依法办事的案例存在，因此违法不断，造成了社会的不和谐。
       当然，现今中国人的道德也不是不缺，但细究道德观念和行为的形成、实行，大多也是从社会实践而来。社会没有法，哪儿来好的道德?而守法也是从不自觉变自觉，从被动变主动的。所以好的道德观念和行为，也离不开好的法制。
       鸣 弓(甘肃兰州)
       《杂文月刊·选刊版》第10期一篇批评“儒治”的文章，有例证称，“哪一位封建皇帝(短命鬼除外)不手沾无辜者鲜血呢?如明成祖朱棣，推翻其兄惠帝朱允炊，一登基，就把自己打扮成‘温文儒雅’模样”云云。作者所引史事，则是明初那次大规模的皇位争夺战，史称“靖难之役”。其实，此次战争是燕王朱棣为争夺皇位，与其侄建文帝朱允炆之间进行的搏杀。稽古说事，自是常用的杂文作法，说古道今，曲径通幽，好处多多。但须将基本史实搞准确，像上述引文，错把叔侄作兄弟，就不应该了。另外，“哪一位封建皇帝”一句中的“位”字，亦属用词不当。盖作为称人的量词“位”，辞书明确强调含有敬意，而“手沽无辜者鲜血”的屠夫当然不配称“位”。
       钱家良(浙江杭州)
       读贵刊今年第9期《让你震惊的外逃者》，惊诧之余，不禁愤然，特仿鲁翁手法，剥崔颗之《黄鹤楼》诗以斥群丑。诗曰：
       赃款已随逃官去，
       此地空余逃官楼。
       逃官一去不复返，
       始知国资早外流。
       黑钱累累硕鼠乐，
       赤字重重百姓忧。
       海外案犯何处是，
       二奶怀里没人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