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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上帝是相对而言的。比如对于某个树洞里的蚂蚁，一个想用水淹死它们的孩子就是上帝：对于1945年的长崎人，那个四处寻找云层缝隙的美国飞行员就是上帝：对于1519年的阿兹特克人。那些骑在马上的西班牙人就是上帝。
       在我小时候，老爸就是上帝。
       他可以决定是揍我或是不揍我。虽然这事从理论上说取决于我考卷最上端的那个阿拉伯数字，但事情并非如此，我是否挨揍还取决于他心情的好坏，或者他单位里控制他的那个上帝的心情好坏，所以这件事如混沌理论一样变得很难预料。
       作为上帝，他还有另一个特权，就是可以设置别人的生活。比如我老爸，他看我四处撒野，就觉得应该培养我的高雅爱好。他考虑良久之后决定让我学国画，整个的过程也十分古怪，他也不为我延请名师，而是直接买来徐渭、朱耷、石涛的画册让我临摹，以为我会无师自通。每每我照葫芦画瓢之际，他便悠然地靠在躺椅上，一边听着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一边监督我，这真是个痛苦的过程，我又不敢指责他为老不尊。
       相对来说我还算幸运，因为不久老爸就放过了我。不过这也不能全怪他，我们本来就生活在一个胜设置他人生活为乐的国度里。我们有太多所谓思想家愿意做别人的上帝，他们最乐此不疲的事就是设置别人的生活，制定各种规则，至于他们自己能不能做到，这都很难说。所以顾准先生说：“中国思想"只有道德训条，没有逻辑学，没有哲学。”
       不光是中国的哲人，即便是柏拉图这样的大哲学家也乐于设置别人，他的《理想国》就是以斯巴达为原型的，对人们的生活做了各种详细的设置。不过我们知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这个大兵营根本经不起外界诱惑，制度迅速瓦解，谁不喜欢花花世界啊。
       还好理想国最终没有实现，爱默生说：“烧掉所有的图书馆吧，因为它们全部的价值都在这本书(指《理想国》)里。”我觉得说这话也烧得不低，你觉得它好也行，可别的书碍你什么事啊。
       在我生活中碰到大大小小无数个“上帝”，他们会来为你设置远大理想，设置美好生活，设置锦绣前程，设置崇高品质，每每这时，我都会想起瑞典厄兰岛上一个平凡的女诗人——安娜·吕德斯泰德的诗句：“我当然看见在欧洲的那些人，坐在桌边的男男女女。我也生来只为，而且长大只为：在世上做安娜。”
       (冯国伟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