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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住在我家楼下。认识她时，我们都还没有记忆。幸好还有一张相片将过去保存了下来——两岁半的我坐在床上，生硬地抱着襁褓中的她，就像抱着一个稍大一点的娃娃。她长得不算好看，肤色偏黑，额头扁平，嘴唇厚厚的，眼睛还稍稍有些斜视。但她的声音却异常的洪亮，银铃般，不带一点儿奶气。那时，大人们都说，她将来是当歌星的料。
       她是热情的，也是任性的，这两样我都招架不住，所以，好到极致或吵到极致，我都急欲夺门而逃。可她鸽子般的神情和小狐狸般的狡猾，对我，又极具吸引力。于是，两个小孩子之间的风暴也便是常常来得迅猛，去得干脆。
       但我最害怕她哭，因为她一旦哭起来就很倔强，累了，声音便低沉下去，却轻易不会终止。我那时很是奇怪，她在哪里能够藏下这么多的眼泪，随用随取，永不枯竭。不过，她的眼神倒是非常明亮，不知道是不是经常用泪水洗过的原因。有一次，我在楼上实在听烦了她没完没了的哭声，气恼地冲了下去，只见她坐在一堆玩具中间冲我大叫道：“我很孤独!”那个下午，我便一直在为一个大叫孤独的四岁的小女孩儿梳羊角辫、穿珠链，以及挥霍掉两盒培乐多彩泥。
       其实，我像姐姐的时候也并不是很多，我常会因她毁坏了我的一个娃娃或者撕破了我的一本书而闷闷不乐。这时，她便安静得像一朵花，试探并讨好地伸出一枚又一枚柔软的花瓣，弄得我心痒痒的，软软的。和好以后，她总是会哈哈大笑好一阵子，似乎要把刚才憋住的那些笑一次全部释放出来。
       因为好动，她一直不喜欢穿裙子，总是随手就扔给了我。我便怀着小小的私心，盼望逢年过节，有更多的人送她裙子而不是短裤。
       我上小学那一年，她莫名其妙地得了白血病。那以后的几年间，她一直在吃药、输液、输血、化疗，一直在发烧、疼痛或者无力走路，也一直在稍有精神时就吵着要我陪她玩，而每次她打电话找我，都要先强调一句：“姐姐，我的病不传染。”
       再后来，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了医院。她懵懂的神情，稚拙的言语，她的吵闹，她的眼泪，她响亮的大嗓门，一切一切，都离我远去了。
       她住在血研所时，妈妈曾带我去看她。她的头发全掉了，胳膊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针眼，而我，也只能隔着绿色的口罩同她讲话。她并不真的明白自己到底怎么了，而我懂。她戴着帽子，我便替她摘去了。我说，你不长头发的样子更好看，本来你就像个男孩子。我走时，她倚着门框哭得很厉害。在散发着浓烈的来苏水味的走廊里，我一次次地回头看她。在那个冰冷的世界里，她太小了，她太孤独了，她也太无助了。后来，她病情加重，又转到中心医院。我再去看她时，给她带了一大盒香草冰激凌，还有一个会说话的布娃娃。病房里很热，冰激凌和我一起默默地流泪。她可怜地被包裹在各种仪器和管子中，激素和化疗使她完全变了样子，她没有喊我姐姐，她连称呼我的力气也没有了。那时我十岁，我真想她立刻坐起来冲我大呼小叫，我宁愿她霸道不讲道理，宁愿将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拿去给她破坏，宁愿趴在地上被她当马骑，只要她能够马上坐起来，只要她能亲切地叫我一声姐姐。
       不久，她死了，死在一个毫无征兆的早上。有关她的所有记忆到这里戛然而止。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她不用再打针吃药，不用再掉头发，不用再做痛苦的穿刺，也不用再哭。也许，她会像天使一样生出翅膀飞翔。也许，她会记得前生，曾经有我这样的一个小姐姐。
       她死了，我没有再去过她家，她的父母也没有再邀请我去过她家。我明白，我的身上有着太多她的影子，有着太多有关她的片断。我明白，但我还是难过了许久。后来，她家搬走了。再后来，听说，她又有了一个妹妹，比她健康，比她好看，比她乖巧，只是，我没有听到过她叫我姐姐。
       每当春天来的时候，我看到那些花儿开，由白到粉，由粉到红，鲜艳得几乎要燃烧起来，我都会固执地想，这些花儿，这一轮轮光洁四射的小太阳，一定是来自我的童年。
       （李世杰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