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1日上午，这是中国科技大学1978级少年班成员分别26年之后的首次班级聚会。在合肥的烈日下，昔日“神童”们温和有礼，神态自信。他们中有一半以上来自国外，却仍对这所学校颇感自豪，渴望着能为它做点儿什么。那些要做的事情包括：为校友基金会捐上几笔款项，开办几场讲座，以及为自己的班级树立一块价值10万元的纪念雕塑。雕塑将刻有每个成员的名字，包括张亚勤，也包括宁铂和谢彦波。
不过，在他们身后的校史馆里，关于这个班级的陈列却没有这么一视同仁。作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亚勤的名字在陈列柜中非常醒目。与此不同的是，在几张有宁铂、谢彦波出现的图片下面，他们仅仅被写作了“少年班同学”。
这2位当年家喻户晓的“神童”的命运，发人深思。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
“那是宁铂和谢彦波的时代。”中科大校友、盛元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张树新回忆说，“那时他们在整个国家都是绝对的明星。”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电视都在报道宁铂。
据当时的报道，宁铂2岁半时已经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3岁时能数100个数，4岁学会400多个汉字，5岁上学，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和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
水浒传》。几乎一夜之间，这个戴眼镜的神奇少年为整个国家所熟知。
他被称为“神童”。
受宁铂影响最深的是当时的孩子们。这个超乎寻常的“神童”刺激了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促使他们向自己的孩子施加压力。相当多的孩子因此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多么平凡无奇。一些受到激励的孩子效仿宁铂，开始超前学习并跳级，另一些孩子则倍感压力。
“当时父亲拿着报纸，对我说，‘看看人家宁铂，再看看你！’我立刻觉得，如果宁铂愿意做他的儿子的话，父亲一定会把我像垃圾一样丢掉。”多年以后，毕业于北大物理系的习路平回忆说，“那种痛苦、伤心的感觉我至今不能忘记。”
一切都源自一封信。1977年，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致信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举荐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级的少年天才。其时，中国百废待兴，举贤正是要务。当年11月3日，方毅副总理批示当时为中科院下属单位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中国科技大学派人到赣州考察宁铂，准备进行“破格”的教育，接着又为此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大学少年班。
1978 年3月，宁铂和谢彦波由此来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上，后来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科学家的张亚勤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看完之后他激动了整整一天，然后又整晚没有睡觉。这是他第一次知道“神童”宁铂的事迹。几天之后，张亚勤跳了级。6个月后，他也考入了中科大少年班。
同样，谢彦波也被“选中”了。“宣传宁铂是因为他最有名，”一位当年的少年班校友说，“宣传谢彦波则是因为他年龄最小。”
很快，谢彦波天真的微笑、算术板书的背影，也出现在了媒体刊登的照片上。尽管他还系着红领巾，又是一个畏惧与人交往的孩子，还是被安排经常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
许久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宁铂曾经说，自己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如今，谢彦波也持相似的观点。
他们都曾表示，如果青春可以重来，他们决不会再读少年班。
宁铂的“逃亡”
25年中宁铂不断想要离开，却始终没有成功。
宁铂、谢彦波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谢彦波的天赋更为明显，甚至在很多年里被周围的人半开玩笑地称为“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相比之下，宁铂与物理学的结缘却是一个再明显不过的错误。
在赣州八中时，宁铂的物理成绩就在各科目中较弱，更重要的是，他对它缺乏兴趣。
入学一年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汪惠迪老师，“科大的系没有我喜欢的。”汪惠迪帮宁铂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这是他第一次试图离开科大，也是失败得最干脆的一次。“因为科大不愿意放走这个名人。”如今汪惠迪说。
她把报告交给了教务处长，报告立刻就驳回了，原话是，“既来之，则安之。”
对天文学的爱好受阻之后，宁铂把它转向了对神秘主义“星象学”的研究。在中科大内部，宁铂的“怪异”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此。少年班同学彭兴觉得，宁铂后来对宗教和气功的执著似乎与这一时期的爱好也有关系，“当时他就神神道道的。”
离开少年班16年后，宁铂曾私下回忆说，自己当时的痛苦主要还是来自于舆论的过分渲染。
“在很多场合，人们要求我七步成诗。”他说，“那时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孩，长期接受的教育又是顺从、克己复礼，因此痛苦充溢着我的内心。那些年我就是在压抑自己的个性中度过的。‘神童’剥夺了我许多应该享有的生活和娱乐的权利。”
本科毕业之后，他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讲师。不过，这已经是他能创造的最后一个记录了。
1982年起宁铂三次报考研究生但中途放弃。后来他对别人解释说，他是想证明自己不考研究生也能成功，那样才是真正的神童。不过汪惠迪以及身边的很多人却认为，他只是过分地恐惧失败。
在第3次退缩时，学校的一位老师抓住了他，逼他去考，他声称，再逼的话他就逃跑。
宁铂一直想逃跑。他很少做物理学科的研究，却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和宗教。
2002年，宁铂前往五台山出家，很快就被中科大校方找了回去。他又一次失败。
再一年后，他成功了。
终生的缺陷
谢彦波受到困扰的时间要比宁铂晚得多。他回忆说：“在少年班的最初阶段我年龄还小，对外界的宣扬没什么太多的感觉。”第一个学年过去后，打牢了基础的谢彦波选择了物理系。从此，这个系着红领巾的大学生的潜在天资得到了充分表现，一路成绩骄人，直到毕业。
不过，从入学时起，老师和同学们对谢彦波的担忧就从没消散过。 “人际关系这一课，心理健康这一课，整个班级的孩子都落下了，他的问题就尤其严重。”汪惠迪老师说，“他们在上学时没能养成好的心态，没有平常心。这种缺陷不是一时的，而是终生的。”“一旦过了那个年龄，这一课就永远补不上了。”
在朋友们面前，谢彦波健谈而放松，但他似乎不懂得如何与决定其命运的人相处。
“他没能处理好和导师的关系，博士拿不下来，”汪惠迪说，“于是转而去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谢彦波又因与其导师，1976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教授关系不睦，而被迫中途结束留学生涯。
回国后，谢彦波以硕士的身份接受了近代物理系教师的工作。很快他结了婚，没有什么积蓄，分到了一套楼下总是有人打牌的小房子。在持续不断的烦恼中，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才结束了往日的梦想。
做不成普通人
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多年以后，每当谈及少年班，中科大校方必定提起张亚勤，以证明少年班教育的成功。彭兴认为，后者的成就恰恰得益于当年的默默无闻。
“谢彦波被宣传得太多，心理压力大，人也容易张狂。张亚勤受到的宣传就很少。”
对于2位“神童”的人生路，当年的班主任汪惠迪感到难过，但是并不觉得意外。“当时各个方面的因素，宣传、压力、体制、教育方式，都对这几个特殊的孩子不利。”她说，“可是，我们眼看着一切发生却无能为力。”当时她不希望这几个最有名的孩子受到太多的报道，也一再告诫他们一定要把自己当作普通人，但均收效甚微。
“那个年代需要一个宁铂去唤醒人们对于教育和科学的重视，这种需要形成巨大的压力，最终却压垮了宁铂。”
实际上，在成年之后，宁铂的梦想之一就是做个“普通人”。如今看上去，这一梦想已经难以实现。
张树新说，宁铂等人的麻烦，恰恰在于没有人会把他们当做普通人看待。实际上，即便是在1996年前后，一些媒体报道宁铂“只成为了一位讲师”之时，众人的叹息仍然基于这位“少年天才”拥有着杰出禀赋这一前提。
9年之后，情况又大不相同。如今人们已经忘记了追问宁铂和谢彦波的去向。他们的名字几乎不再出现在新闻之中。即便是宁铂的父亲宁恩渐，也已经放弃了过去的所有幻想。他现在的期望只是，儿子能够重新回到科大工作。
“宁铂还在学习，他还没有完蛋。”这位父亲倔强地说，“我相信他有一天会回来的。”
宁恩渐拒绝透露儿子的行踪，因此记者最终也没能找到宁铂。在网络上搜索他的相关信息，同样没有任何线索。
只是在一家网站上，记者找到了宁铂建立的一处同学录，成员只有孤零零的一个，就是他自己。网站记录的建立时间表明当时他已出家为僧，不知身在何处。那是2004年元旦的晚上。（本文有删减）
（周玉竹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