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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某晚，中大校长刘遵义教授邀宴，在餐桌上听他讲了三个故事，现奉另一位贵宾余范英女士之命，爰记于下。
       其一
       十九世纪末美国纽约有某大富翁，雇华仆一人，名丁龙。数年后将之辞退，但该翁居室不慎失火，翁幸免予难。丁龙闻讯后即自动返来侍候在侧，翁不胜感动，因问曰：“我早将你辞退，为何自愿重返?”丁龙答曰：“家父早有明训，亲邻有难，必助之。”翁听后又问：“令尊是否读过孔孟圣贤书，有以教之?”龙答曰：“家父乃草莽农夫，不识字。”翁继问曰：“令祖父必读过书?”龙又道：“吾家世代皆未读过书，非书香子弟。”翁闻后惊叹不止。
       丁龙在富翁处又工作多年，辛劳致病而死，死前对翁曰：“余多年来所获薪金来尝多用，悉数积存于此，有一万余元之谱，不如奉还。”翁大恸，遂又捐赠十余万美金，加原数总共约廿万美元，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丁龙汉学讲座”，以资纪念这位目不识丁，但积中国伦理道德于一身的华工。
       该讲座最近由王德威教授担任，德威转赴哈佛任教后，不知为何汉学家所得。然而丁龙精神永在。
       其二
       厦门附近有一个小岛，叫鼓浪屿。1949年前乃西人聚居之地，各国在此皆设有领事馆，这可能是因为鸦片战争后，厦门得通商风气之先的结果。内中当然有美国领事馆，在解放前就雇用本地人看门。
       中国共产党建国后，西人都撒馆归国，美国领事馆也只剩下空屋一幢，矗立山头。妙的是该馆有一个看门人，在解放后照旧上班，每天看门，夜晚关门，像一个忠实的守门犬一样。(如果用当年流行的革命话语，他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美帝走狗”!)
       然而四十年来竟然也相安无事，直到七十年代中美再度建交。(文革时期的红卫兵竟然没有破坏!?)美国人回来收馆，却面临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个守门人多年来欠奉的薪水，到底应该由谁来付?怎么付法?据说此事一路报到华府的美国国务院，各部门官员经多次争论后，竟然没有人愿意受理。最后只好由鼓浪屿的美国领事馆各同仁自愿捐款，凑成一笔钱，算走这位守门人的薪金，就此了结。
       其三
       到西安去玩的游客，必经的景点之一就是碑林。这个碑林倒真是中国文化的宝藏。刘遵义教授早在1980年就去过，我终于1985年左右亦曾到访。记得那个时候博物馆还没有盖起来，西安这个古都还是一个“废都”，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就是在这种满目疮痍的废墟中误闯入“碑林”的，只见在一块破乱不堪的荒地上胡乱摆着各种大大小小的石碑。我随着导游人在“林”中漫步，附近却围着一堆堆的本地人，个个衣履不整，蓬头垢面，令我不觉生厌。就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情况下，我竟然碰上一块石碑，原来就是在中学课本上早已读到的“大唐景教碑”!把我看傻了，好像自己在做梦一样，又觉得一千多年前的阴魂依然不散，就在我身边。
       以上的印象，是我个人的，与说故事的刘教授无关。但直到当晚才从刘教授的口述故事中得到一个谜底：原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就是这些蓬头垢面的西安居民，为了保护这些石碑，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一个个埋在地下，大大小小至少也有一千多个!
       而这些群众之中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些碑都是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我去的时候，可能这些文物刚刚出土，也许我看来生厌的“无知”群众之中就有不少人是“埋宝”的英雄。
       这三个小故事带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刘教授说：中国文化传统的延续，不见得完全由书本得来，而是与生俱来，从生活习惯的最基层滋养出来的。那么，这一代和下一代又如何?我当然又可以以此为题写一篇长篇大论的文章，但写了也没有用。
       [刘波荐自《中国时报》2006年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