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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8年夏天，加州北部的富特布里格。作为一名中士，我自愿报名参加部队里最严格的训练之一：为期6个月的绿色贝雷帽战士资格培训。这一批参加培训的共有500名士兵。其中大部分都是步兵———他们体格强健，个个都像人们通常在健美杂志封面上看到的那些健美明星。他们早已习惯背着沉重的背包长途行军和野外生存。而我却是个例外，我矮矮胖胖，完全不能和他们相比。我是在军事情报部门工作的，成天坐在办公桌前分析情报信息。高中的时候，我曾得过第一名，不过那是在棋类比赛上。
        我刚到这里时，周围的人都对我不感兴趣，这我一点不奇怪，本来嘛，谁愿意和一个老是落在最后的人扎堆?
        所以，那天，在筋疲力尽的陆地辨别方向考试之后，居然有一位叫约翰·霍尔的中士走上来和我搭话，令我不胜惊讶。头一个漆黑的夜晚，我们按要求各自在不同的地方单独露营，周围全是苍茫的群山和沼泽地，没有一点可以作为参照的物体，当然也不准打手电。我们被折腾了整整一夜，黎明时分才回到营地。约翰，毫无例外是第一名，而我，照例是最后一名。即使这样，我也累得够呛。
        “我叫约翰。”他边自我介绍，边伸出手来。约翰看上去二十刚出头。他不仅穿着合身的军装，更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军靴，擦得黑里透亮。我知道他对我充满了同情，但我并不需要这种东西。
        “我叫狄克逊·希尔，”我说，“你不一定非要和我说话不可，我自己知道他们都不理我的原因。”
        我无法改变人们对我的看法，但我清楚自己想干什么———从小我就渴望戴上绿色贝雷帽。我喜欢听父亲讲他二战结束后在菲律宾做维和部队战士的故事。我18岁就加入了亚利桑那州国民警卫队，成为一名维和部队的士兵是我一直的梦想。
        当然，约翰并不了解这些。但他微笑着对我说话的态度令我放松。“明天你还会来这里的，后天也是，大后天还要来，一直到你毕业为止，对吗?我看出你身上有一种潜能，一定能坚持下去的。你要做的是认准前面的目标，继续做你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他鼓励我说。
        训练远比宣传的要艰苦得多。除了体力上的锻炼外，更多的是意志和能力的磨炼。一天，按要求，我们在森林里露营，需要自己动手宰杀家禽家畜并准备好自己两天的食物。我挑的是兔子。想把它烤熟了吃，可是时间不够，我没能完成任务。“你该选鸡，”约翰告诉我，“而且应该煮来吃———煮起来快一些。这是我和老爸外出打猎时他教我的。”他说着返回自己的帐篷，把他的食物分了一部分给我。经他一点拨，我懊悔不已，同时，心里对他充满了感激。
        时间越长，半途而废的人越多。有的没能通过战地考试，，有的身体受了伤，还有的难以熬过艰苦的训练，疲惫地要求退学。培训时间过去一半的时候，只剩下175名士兵。一天，跳伞训练结束后，一个像橄榄球运动员的同伴看见了我，他惊讶地哼了一句：“嘿，你还在这里呀!”
        是的，我还在这里，挣扎着。我还是落在后面。一次残酷的山地野营训练中，我顺着一棵树颓然倒下，我累坏了，真想就这样睡上它一个星期。这时，约翰走了过来，他坐在我身旁。
        “你怎么啦?”他问。
        “这是我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训练，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坚持下去。”
        约翰看着我，然后，他拍了拍自己的军靴，“其实我们为了使自己能坚持下来，都用了一点小法宝。”他说，“我的小法宝是这两只军靴。我把它们看作不是为站着不动而设计的，而是为我不断向前行走设计的。特别是在无法忍受的艰难中，我一穿上它们，它们就像总在提醒我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方向走，不要停下来。这是我肩上的责任。狄克逊，我想，你要做的也是继续做下一件你认定了的正确的事，只要目标正确，就值得你坚持。”
        他的话如醍醐灌顶，我居然又坚持了下来。最难熬的一段时间过去了，我的体力有了明显的提高，我甚至盼着体能考试。训练有了起色，人们开始对我刮目相看，渐渐地，战友们开始来找我一起吃饭，侃大山。我敢肯定，人们开始接受我，我逐渐地融入到了这个集体之中。
        我不再落伍，跟上了进度，便常和约翰一起跑步。我们的最后一次考试是背包长跑———背着沉重的背包在山间疾跑1.5英里。规定的完成时间是3个半小时。约翰一直在我前面跑着。一路上，我超过了一些中途累趴下了的人。但即使看见别人掉队，你也无法去帮助他，按规定，你得一直向前跑。不管中途发生了什么事，你都得继续跑下去，直到终点。
        离终点只有15英尺了。“就要成功了!”我说。突然，我看见约翰一个趔趄，好像中了枪弹似的，栽倒在地。“我得停下来，我得帮帮他。”我对自己说。但是我想起了部队训练的纪律，我只好越过约翰，向终点冲去。
        到了终点，我才回过头来，约翰仍然躺在那里。军医跑过来进行急救。我在心里祈祷着：“快站起来吧，我的好伙计。”
        约翰没能苏醒过来，他死于心脏病突发。
        我的悲痛变成了负罪感。我的军靴底子可能是约翰眼里所见的最后一样东西。我自责，我当时为什么不停下来?
        约翰的遗体被送回了老家。在培训中心教堂，我们为他举行了追悼仪式。我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要是我当时停下来帮他一把，他是不是就能获救呢?军医说不能。可我仍然不能宽恕自己。
        牧师把约翰的军靴———擦得像镜子般闪亮的军靴摆在祭坛上。在它们中间，是约翰的来复枪。一顶绿色的贝雷帽端端正正地摆在来复枪上。部队决定追认他为一名光荣的维和部队士兵。我在心里下定决心，从现在起，只要我活着，我就一定要继续做认定了的下一件正确的事，像约翰生前常鼓励我的那样。
        连长站了起来。我们全体立正，开始点名了。“到!”“到!”“到!”士兵们一一回应着。然后：“约翰，霍尔!”
        沉默。
        连长停顿了一下，继续点下去，“狄克逊·希尔!”
        “到！”
        点名继续着，直到最后一个名字点完。连长再次问道：“西弗吉尼亚的约翰·霍尔中士?”
        下面再次一片沉默。
        连长的声音有些颤抖，他叫道：“最后一次!约翰·霍尔中士!”我笔直地站在那里，极力想忍住悲伤的泪水。我的好朋友去了，我还有力气继续坚持下去吗?
        这时，我的眼光落在了放在祭坛上的约翰的军靴上，它们反射的光亮如此耀眼，我的眼睛简直不忍离开这双军靴……
        斗转星移，转眼15年过去了，我已经从绿色贝雷帽战士的行列退役。我40岁了，才重新踏进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大学生，开始学习一门新的职业技能。在学习中遇到了困难，我便会想到我的好战友约翰。有时，我还会把我的军靴从衣柜里翻找出来。它们已经很旧，不能再穿了，有的地方甚至裂了缝。但是它们在这里，在我面前提醒着我：是的，生活、学习和工作有时是艰难的，但坚强的人总能熬过最困难的时期。他们的法宝就是：认准目标，不断向着自己既定的正确方向走，不要停下来，那样，你就一定会成功。
       文/刘燕摘自美国《路标》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