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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外国文论]《远大前程》中的他者及其抗争
作者:王 苹

《译林》 2008年 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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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运用福柯理论、结合女性和后殖民学说,研究狄更斯《远大前程》中几个他者人物,可以揭示社会底层人物和弱势群体、权力与他者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抵抗,从而更深地认识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殖民和儿童问题。
       关键词:他者 女性疯癫与反抗 殖民话语与反抗 儿童的抗争
       英国维多利亚盛世经济迅猛提高,大英帝国鼎盛,同时社会问题丛生:贫富不均、阶级差距、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等。运用福柯疯癫与权力理论、拉康和赛义德的他者观检视狄更斯代表作《远大前程》,读者会发现阶级、性别、种族与权力的纠葛,探讨出当时社会权力策略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抵抗。
       一、疯女郝薇香小姐的抗争
       狄更斯对疯狂、犯罪及社会叛逆者的研究堪称陀斯妥耶夫斯基之师。郝薇香小姐是其作品中最复杂、最怪诞的人物,从她身上可以了解维多利亚时期妇女问题。
       疯癫是病理现象,还是文化现象。英国文学中有表现疯子的传统,而女性疯癫尤为引人注目,这是英国专制家庭所致。父权社会中女性被边缘化、他者化,而维多利亚时期更是登峰造极,反映在文学中就是特有的疯女形象:如《简爱》中的伯莎·马森、《远大前程》中的郝薇香小姐。后者原型是作家童年时博乐街上的白衣疯女人。维多利亚时期有两类典型女性。一类是“屋内天使”:她们被符码化为美丽善良、克己贞洁、缺乏激情。另一类为疯女人:以受害者和破坏者的双重身份出现,歇斯底里地谴责和反抗父权社会道德规范和象征秩序,竭力改变被漠视、被否定的他者生存状态,郝薇香就是后者。郝薇香悲剧根源在于她违背了维多利亚时期虚伪的性禁忌。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和欲望,对康佩生展现了被压抑的女性激情,对爱情倾其所有,结果遭受社会惩罚。她出身贵族、拥有巨资,父权帝国里却处于他者地位,伤害她的是男性血亲——弟弟。 
       疯癫是绝对抗争形式。刻骨的爱和被弃的恨激起郝薇香对父权社会的复仇欲:培养孤女艾斯黛拉侵入男权中心。“因爱得过度而失望的爱情,尤其是被死亡愚弄的爱情,别无出路,只有诉诸疯癫。”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83页。对男权进行反抗,更不符淑女标准,在世人眼中她疯了。父权文化对女性反抗感到恐惧,将企图逃离规范体系的女性贬为“癫狂”,并终生囚禁其躯体和灵魂。富有使她免于被送往疯人院,但逃脱不了作为惩罚的另一种形式:被迫与社会隔离。她的衰朽之躯展示了社会对弃妇的压迫。社会把她变成了这副样子,她要回敬社会。疯癫语言是理性语言:疯癫的郝薇香比所谓的“屋内天使”更清醒,对世事人性洞若观火。她讽刺觊觎财产的亲戚,不理亲戚们对匹普的构陷。她将庄园笼上黑暗,白天举烛行走,这与尼采大白天打着灯笼找上帝异曲同工。她让家里钟表都停在收到绝情信的时刻,并声称:“我可不知道什么星期几,也不知道什么年月。” 狄更斯:《远大前程》,王科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72页。她始终身着白色婚纱:白色代表女性贞洁无瑕,但也是一种透明体、一种缺席,婚纱的腐朽揭示婚姻的本质。她记挂着好心的表兄马休,将大笔遗产给他,并试图拯救孤女艾斯黛拉。
       郝薇香身上体现了都市政治和乡村经济、土地贵族与工商阶级间的冲突。“富足”庄园主郝薇香代表以农为本“快乐古老的英格兰”。来自伦敦的“绅士” 康佩生代表城市文明的唯利是图、欺骗犯罪。自《圣经》始,城市就被视为罪恶渊薮,被上帝所诅咒。巴黎、伦敦都是这样的城市。郝薇香被骗反映了高贵傲慢、固执保守的土地贵族对金钱至上的资产阶级的失败。她送养女往巴黎来复仇,是用其人之道的权力策略,是对过去绝望的坚守。狄更斯也认识到贵族阶级的弊端:“我越看到它那异乎寻常的自满,对外界事物的极端无知,我就越加确信它已走进末期,由于它自己不能改革,就必得任凭别人来改革它, 把它从地球上消灭。” 埃德加·约翰逊:《狄更斯——他的悲剧与胜利》, 林筠因、石幼珊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62页。庄园的荒芜、郝薇香被烧死是贵族阶级退出历史舞台、农业文明让位于工业文明、女性他者反抗父权制度的挽歌。
       二、罪犯马格韦契的抗争
       18至19世纪中期,英国法律严苛、阶级矛盾尖锐,贫民为偷面包就被判刑。小说中马格韦契生来就是社会的弃儿和他者,不知其父母,流浪偷窃、蹲监狱,后来成了康佩生的帮凶。后者罪恶重大,但法庭上他打扮得像一个上等人。法官仅凭外表就轻判他,因为维护康佩生就是维护等级秩序。马格韦契深感阶级偏见和法律不公,帝国殖民给了他报复的机会。
       维多利亚时期是帝国的巅峰,小说反映了帝国意识、殖民经验和殖民地人民的反抗。卑贱囚犯“小毛虫”马格韦契能在澳大利亚发财并左右他人命运,暴露了殖民事业的真相。殖民者眼里,英国是世界的中心,而澳洲处于边缘,是他者。施加于肉体的权力“应被视为一种战略——应归因于调度、计谋、策略、技术、运作”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三联书店,2003 年,第28页。。福柯规训“四原则”有助于分析帝国权力策略:对马格韦契这类社会他者运用空间分配原则,把他们安置于特定空间——澳洲殖民地,以解决国内人口过剩和失业问题,澳洲变成帝国的排水管和战略基地。运用时间分配原则,把他们终身囚禁于澳洲,以连续生成积累;运用创生规划原则,用最新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每个身体精力和能力为帝国创造财富;运用力量编排原则,把一群有用的身体组织起来,为帝国镇守疆土,并成为帝国入侵印度和中国的后援,产生最大的战斗力和实用性。这种策略收效甚好,具有普适性,是解决棘手问题的万灵药:赫伯尔特、匹普在国内混不下去,就到东方开罗做远洋殖民商人。赫伯尔特还透露到东印度去做丝绸、披肩、香料等生意,到西印度做食糖、烟草和甜酒生意,到锡兰去做象牙生意,利润都丰厚得吓人。英国普遍利益从海外不道德的殖民和商贸中得到保证。
       马格韦契海外流放——非法潜回——被判死刑独具意义。人种上他属于白人,但道德堕落和殖民地沾染的“野气”使他沦落。他威胁匹普要吃心肝折射了中心对殖民地“吃人生番”的恐惧。他和母国横亘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是用于区分的欧洲自我投射。他不惜性命代价潜逃回国是个人理想与人生舞台、身份认同与身份定位的错位:人生舞台被安排在边缘澳洲殖民地,个人理想却仍根植于中心母国。母国对他定位是终身流放的囚犯;但在殖民地他是具有权威的白种男人。这种错位使他无法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使他产生对母国既爱又恨、依附与反抗并存的复杂心理。虽受到帝国不公正对待被流放到“路远迢迢”的南半球,他依旧心系母国;但母国对他的排斥又迫使他以生命作赌注去反抗。按照福柯权力互动理论,英帝国在海外的殖民扩张和统治意味着宗主国和殖民地间必然存在着文化对抗和权力互动。他者处于边缘状态,仍然积极抗争,从而冲击中心的秩序。流放澳洲变富后,他出于报恩培养匹普,也报复这个极富偏见的社会。培养绅士的激情使他免于在澳洲沦落;而他辛苦得来的钱却使在帝国中心的匹普堕落。他蔑视传统的英国“绅士”阶层。他根据社会游戏规则,通过财产侵入充满偏见和铜臭的社会,从僻远的澳洲遥控帝国中心,让傲慢的伦敦律师为他跑前跑后,把铁匠学徒培养成绅士对强调血统纯正的英国绅士进行改装、渗透和侵蚀,实现他者对中心的消解和颠覆。
       马格韦契非法回国是对帝国规训策略和等级秩序的反抗,而且有不少成功的先例。但帝国对反抗的他者决不手软。纪律作为规训的主要形式体现在法律的铁腕上:对马格韦契处以极刑,以公开处决的方式。公开处决是司法仪式,也是政治仪式。马格韦契非法回国挑战、伤害了帝国权威,公开处决他就是恢复帝国权力,还对没有犯罪的人产生了侧面效果。他的死象征着殖民地他者对帝国抗争的失败。
       有意思的是,匹普以为他做绅士的钱来自疯妇郝薇香,并未感到不安;但得知真相后羞愧难当,虽说表面上这钱是干净的。他并非为钱来自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而不安,后来匹普去了东方,通过殖民贸易心安理得地成了一名绅士。这里可看出疯妇、殖民地囚犯同是他者,但前者要高于后者,性别要高于种族。
       三、孤儿匹普、艾丝黛拉的抗争
       个人在权力网络中“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页。儿童处于社会底层,易成为社会权力角逐的对象。被成人世界边缘化、他者化的疯子罪犯,在儿童身上找到了自己的镜像,成为实施权力的主体。因父母生活挥霍被判入监,狄更斯被迫在鞋油厂做童工,感受了成人世界的冷酷与邪恶。他笔下一系列的孤儿、弃儿游荡于伦敦迷雾、盗窟贼窝中,挨打受辱、危机四伏。孤儿匹普、艾丝黛拉都成为社会权力的牺牲品,天性被扭曲、生活遭摧残,变成郝薇香、马格韦契们报复社会的工具。
       匹普是马格韦契的镜像。个人统一的自我意识先通过镜像建立起来。孤儿匹普的处境折射了马格韦契的过去:常被姐姐用“抓痒棍”毒打,被势利亲戚讽刺挖苦。匹普被逼偷盗家中食物对应着为活命偷萝卜犯罪的马格韦契,恶劣的生存环境不断地造就许多“马格韦契”。镜像是自我的开端,随后通过一系列与自恋对象的认同,自我逐渐获得了一种身份或同一。马格韦契在澳洲来去自由,发了财,一起去的人无人能比,但他“远在海外的时候,眼睛老是望着家乡”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530页。。因为自我即他人,马格韦契冒死回国,就是想通过他培养的绅士求得身份认同,也是寻求帝国中心的认同。他企图通过匹普取得自我,实现他者到自我的转换。他意识到:在边缘的澳洲再成功也依然是小毛虫,依然是低贱的他者。匹普的绅士身份可以使他走近永拒他于门外的那个社会,使他能在帝国中心寻得位置并侧面体验作为伦敦绅士的快乐。然而帝国不允许这样,他永远都被定位为“一个眼巴巴地仰望着他永远进不去的世界的局外人” Leon Litvack, “Dickens, Australia and Magwitch Part II: The Search for Le Cas Magwitch”, in The Dickensian, 95.4 (Summer 1999), pp.101—127. 。同样,弃儿艾丝黛拉是郝薇香的镜像。郝薇香母亲早逝,父亲偷娶厨娘,弟弟无法无天。郝薇香是精神上的孤儿。
       但在权力网络上匹普、艾丝黛拉又并非完全被动。西方盛行“原罪说”、“童心说”。基督教认为儿童天生有罪。“童心说”以华兹华斯“儿童乃成人之父”为代表。狄更斯11岁时就不得不照顾不成器的父母,他赞同“童心说”。匹普(Pip)原意为一粒种子、好人。善良和天真的小匹普在阴湿的沼泽旁向那个“已经给逼得只有死路一条,快成狗屎堆”的“小毛虫”伸出了援助之手,在马格韦契荒芜的内心播下了种子,使他免于进一步堕落。十几年后马格韦契依然说:“我的孩子,你当年的行为真是高贵。” 狄更斯:《远大前程》,第556页。马格韦契被捕入狱、财产充公后,匹普仍不弃不离。匹普特有的儿童的宽容善良真诚感化了仇恨社会、反抗帝国的马格韦契,后者欣然接受了不公的判决。匹普使他公开悔罪,要求上帝和世人原谅其罪过。马格韦契称匹普为儿子,其实“是匹普在养育马格韦契” Baruch Hochman and Ilja Wachs, Dickens: The Orphan Condition.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176. 。匹普受够了郝薇香的捉弄折磨,但他对女友的挚爱使郝薇香像看到了自己,明白了报复他就是报复自己。他对恋人赤诚、对郝薇香宽容同情让陷入仇恨不能自拔的她最终忏悔,并恳请原谅。匹普和艾斯黛拉虽成长过程极为被动,成为成人复仇的傀儡,也一度腐败堕落,但最后童心还是赢了,“善”战胜“恶”,“仁爱” 战胜“冷酷”。狄更斯对童心的赞美也促使成人世界的部分改变:“在英国,穷人的孩子受到了较好一些的尊重和对待,这部分地是狄更斯起的作用。” 安德列·莫洛亚:《狄更斯评传》,朱延生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页。匹普、艾斯黛拉联姻意味着儿童世界对成人世界的反抗成功;而铁匠学徒与罪犯私生女的结合使维多利亚绅士与淑女血统不纯;殖民商人与财产继承人的结合弥补了中产阶级与没落贵族的裂痕。
       当然作者是维多利亚父权殖民社会的受益者,潜意识不能摆脱历史和文化局限:郝薇香刻画得像个蜡人、死尸;马格韦契是个粗鲁、残暴的杀人犯。作者也免不了有种族偏见,凡是阴鸷人物都是黑皮肤,如律师贾格斯、奥立克;而且恶有恶报,带有道德说教性。他们是那个时代和社会所创造的“他者”。
       《远大前程》一系列他者形象反映了维多利亚时期的权力策略,揭露了法律不公、上层社会虚伪堕落、成人对儿童戕害、帝国对殖民地的压榨和排斥。但狄更斯也描写了他者的抗争,这些抗争大都以失败而告终,但匹普与艾丝黛拉的最后结合象征了他者反抗的一线光明。
       (本论文得到2007年度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资助。)
       (王苹: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审计学院副教授,邮编:2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