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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英] 汉弗瑞•卡彭特
       译/邓中良、杨绣文
       他的学院——基督教堂学院，实际上颇像一家旅馆。按照牛津的标准来说，它已经是非常大了——单单一位大学生在那里面几乎会被淹没的。奥登第一年的屋子是在一个偏僻的角落，是在玫朵楼（Meadow Building）一号楼洞的屋顶室。屋子对着基督教堂学院的草地，但是楼房本身是十九世纪中期的建筑，不像学院的其余部分那样光彩照人。
       在他下面的各个房间里有三个人。一个是三年级的学生，名字叫埃姆林•威廉斯，其心思更多地是放在表演和创作戏剧上，而不是放在学术上；一位是大学教师，名叫F•A•林德曼，是位物理学家（也即后来的彻韦尔勋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成为丘吉尔的科技顾问；还有一个二年级大学生（也是一位学者）——斯坦利•费希尔。埃姆林•威廉斯和奥登除了外表上的印象之外，他们从来也没有对对方有所了解。而林德曼很少被其他人在楼梯间里看到，但是费希尔和奥登很快就成了朋友。
       在学期开始之前的一个夜晚，费希尔正在一个邻近的房间里等待房屋主人——西德尼•纽曼，学院的管风琴学者。（费希尔回忆道）“在重重的、专横的敲门声中，门猛地打开了。先冲进一双腿，接着他的头猛地向上一甩就进来了，烟斗在他手中挥舞，这位来访者说：‘我想要加入音乐协会。’我解释说我并不是学院的秘书。他转身离去，但是我把他叫了回来，告诉他我会把他的名字给纽曼，保证他的申请递过去。‘奥登，W•H•奥登，’他说道。”
       费希尔作了自我介绍。他猜想奥登对音乐感兴趣，于是他提到，尽管他自己不会弹钢琴，他却保留了一间屋子给会弹钢琴的朋友。当他说这些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奥登是从来都无法抵挡钢琴的诱惑的。从这时起，奥登每天至少要到费希尔的屋子里去一次，在那里胡乱地弹奏出赞美诗的曲调，或者英国国教赞美诗，或者从头到尾弹奏巴赫的四十八个序曲和赋格曲。另一位大学生将他弹奏的方式描述为“高昂自信、非常不精确但却非常美妙”。
       费希尔，西德尼•纽曼与其他开始了解奥登的大学生都对这个相貌奇特的大学一年级学生有了很深的印象。其中有一个人这样描述奥登，说他有“不同寻常的男孩气质。一张光滑粉红的面颊清新可人。他有令人惊异的知识分子的奔放激情”。他又说奥登滔滔不绝的快速谈话“总是有一种积极的特征使他与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区别开来”。另一个人描述他：“衣服松散肥大，平足，手很大，肉乎乎的，指甲咬得光秃秃的，他的手摸索着香烟，那张易变的粗大的面孔善于表达出精心构思的概念”。据他的朋友观察，他“穿着传统，衣着整洁。但是他穿的衣服似乎并不合身。”吸烟的习惯是他在后来一些时候才养成的。刚到牛津的时候，奥登喜欢拿一个大烟斗——有人说它是“火山一样的东西”。他永远都抽不够。他解释说：“没能完全戒掉，我必须得吸点什么。”在弹奏费希尔的钢琴的时候，他会同时吸烟——把烟灰散落在键盘上，弄得到处都是。
       他第一次去那里弹钢琴时，他问费希尔是否写诗。费希尔回答说是的，并且把他的诗集给奥登看。奥登说他喜欢里面的一首——是关于约克郡化石的，但是他并没有再作什么评论，也从来没有再谈起过那些诗作。费希尔推测奥登自己就是个诗人，于是他就请求看看奥登的作品。奥登并没有从他的屋子里拿来手稿（费希尔记得），他反倒“从他的嘴里取出了烟斗，抬起下颏，背诵起诗句来。他几乎朗诵了半个小时。”费希尔很兴奋——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诗本身，也因为奥登是以平铺直叙的、不带感情的、相当“不具有诗意的方式”来朗诵它们（正如另一个大学生朋友所观察到的那样）——“水平平直的词汇链条淹没了理性意义”。到这时为止，奥登已经开始相信高声朗读诗歌的重要性了（后来他把诗歌界定为“可以记忆的谈话”。他说“没有哪首诗……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时候，倾听并不比朗读来得更好——是好诗”）。他经常把他的诗通过背诵的方式首次介绍给他的朋友。他记忆力很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声称自己还能够认出他写的任何一行诗——尽管不是散文的每一个词汇。他也能够口头引述大量其他作家的作品——尽管路易•麦克尼斯说他“几乎总是弄错”。
       费希尔努力将奥登背诵给他的那些诗句写下来。他和奥登很快发现他们之间有几个共同点。费希尔——一个英国国教牧师的儿子，来自利兹文法学校的学生，也来到了基督教堂学院。像奥登一样，他来这里学习生物学，尽管现在他已经改了科目，转攻英语了。他知道奥登所在的阿尔斯顿•穆尔的铅矿区，也知道阿普尔特里威克，奥登曾在这个约克郡小村与梅德利一家生活在一道。奥登说：那是他最渴望生活的地方。费希尔清楚地记得，对于他知晓这些地方，奥登感到忿恨，他感到他是在非法侵犯私人领地。然而，奥登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头两个学期里，他和奥登相处得不错。每两周他们至少一起出去散步一次。
       “今天下午我们去散步，”奥登会宣布说（费希尔注意到“我们”一词含有一种王室般威严的弦外之音。）奥登走得很快，并没有注意周围的环境。他一直在讲话，并且不断地挥舞着烟斗。“我不够聪明”，费希尔说，“不能成为一个铁砧来胜任他思想的榔头的敲打，但是我是个很好的听众”。
       在这些散步中，奥登的谈话——更确切地说，是他的独白——大致是围绕着四个话题展开的。第一个话题是，如果他留在牛津，他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优秀的诗人。他说道，他确信大学生的生活方式太有利于助长人们无所事事的习惯。他已经把大学当作与真实世界不发生联系的人为机构而不予考虑了。另一方面，当费希尔表示他对大学里的布道团去伦敦邻近的码头住宅区感兴趣的时候，奥登把这当成他母亲会推荐的那种做好事的行为而不予接受。奥登还说——这是他的第二个话题——他不大可能生活在位于哈勃尼的家中，因为他和他母亲之间总是会发生可怕的争吵。他害怕回家去过圣诞假期。他问他是否可以去费希尔家里度过一部分假期。费希尔很高兴地为他作了安排。第三个话题是不可能去相信个人的上帝。费希尔就持有这种信仰（他后来成了英国国教的牧师）。奥登向他挑战，让他提供上帝存在的哲学上或科学上的证据。当然了，奥登拒绝考虑费希尔提供的任何证据。几个月之后，奥登给了费希尔一首他写的关于这个题材的诗：
       ……我们描述宇宙的四方形
       使它适合我们的钱袋已成为习惯……
       解释我们简明的雪茄哲学，
       上帝在上，就像你喜欢的一样无害，
       蠢人的天堂的守护者，
       亲爱的大单胞体戴着牛角眼镜。
       奥登告诉费希尔，基督教徒的信仰都是他称之为费希尔的“深不可测的浪漫主义”的一部分。这是他们散步时的第四个话题——成为一个古典主义诗人而不是浪漫主义作家的必要性。
       奥登告诉费希尔说，他现在已经完全放弃浪漫主义了。他认为自己是个古典主义诗人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不再赞赏浪漫主义诗人了。相反地，他现在很赞赏他们的“古典”特质。托马斯•哈代（他说）就是古典作家，因为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豪斯曼是个古典作家，因为他很“严肃”——这是那个时候奥登很喜欢使用的一个词。沃尔特•德•拉•梅尔（注：Walter de la Mare，1873—1956，英国诗人。），尽管非常浪漫，但他也通过了这个检验——因为他有完美的技巧。费希尔发现，所有这一切把人都搞糊涂了。同时，奥登开始大段大段地背诵塞缪尔•约翰逊的作品，并且从他的起居室的墙上挪走了一幅画着亚平宁山脉牧羊男孩的水彩画——费希尔指出过，不容置疑，那是浪漫派风格的绘画。他把它递给费希尔，在背面写上“给我富有浪漫精神的朋友，斯坦利”，并签上“W”，在他姓名的首字母下面加上，“一个不可救药的古典派人士”。
       
       ★★★★
       1925年圣诞节之前十天，他在牛津第一学期结束后不久，奥登到伦敦南部的诺伯里去旅行——斯坦利•费希尔的家就住在那儿。他与他们一起度过了一星期。他们发现他是一个会让人感到相当筋疲力尽的客人。
       实际上，他在拂晓时分就会起床——他发现这是一天中很好的工作时间。一旦起床，他就会大声讲话——人们没法听而不闻。吃饭的时候，他会铲起大量食物送进嘴巴，并不考虑邻近的人的需要。他常常不会注意他在吃什么——他声称自己“有一匹马的消化力”——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出其不意地遵从一时的风尚。当他（在一段时间之后）与斯蒂芬•斯彭德的家庭在一起时，午饭时盖盘子的东西被揭开时，他大声叫嚷，像一个法官宣布判决似的，以一种严厉的谴责口气说：“煮火腿！”
       他需要喝许多杯茶，连续不断，无止无休，似乎（另一位朋友说）“他粗大白皙，明显是没有血色的身体需要不断的温暖的增援。”多云的天气足以使他要求点燃炉火。在起居室里的时候，他会很快把烟灰散落到地上，或者他的香烟烧灼了家俱。他为此而作出的任何道歉总是会以最漫不经心的方式说出。他并不是完全桀骜不驯的：对于女士他很有礼貌，小心谨慎——为她们开门、背包，拿小包；在街上与女士们一起行走时，他会坚持在人行道的外围走——这些是他母亲教给他的社交规范，但是他能够一本正经地，以他惯常的皱眉蹙额的表情使一顿饭在沉默中度过。有时候人们发现他在半夜突袭家中贮藏食品的地方，找一些冷土豆，或是其它一些残羹剩饭（“我只是想要看看是否牛肉还在那儿”——在一次这样的场合他如此解释道）。他总是在他的床上堆积起很重的一大堆床上用品：毯子、鸭绒被、床罩——任何能让它沉重的东西。如果这些还不够，他会弄来他所能找到的任何其他东西。在费希尔家里，他把卧室的地毯也放到了他的床上。与另一个家庭在一起的时候，他把卧室的窗帘拿下来，当作毯子用。还有一次他用的是铺在楼梯上的地毯。有一天早晨，（除了别的事情之外），他被人发现竟睡在一个硕大的、有边框的图画下面。
       克里斯托弗•伊修伍德，他一直与其兄弟在雷普顿的学校里，住得不远，就在肯辛顿。奥登到达后两三天，他给斯坦利•费希尔打电话说，如果费希尔过来与他一起喝杯茶的话，他会很高兴。费希尔回答说有一个名叫奥登的朋友正与他在一起。这个名字立刻引起了回应：伊修伍德问道，这个奥登，与他曾经一起上预备学校的奥登是同一个人吗？几个问题证实了就是这个人。邀请立刻向他们两个人发出了。
       伊修伍德，二十一岁。上一个夏天，在故意损毁期末考试卷之后，他离开了剑桥。现在，他在伦敦的家中，给曼奇欧茨音乐家庭作秘书来谋生。他与他的母亲之间发生了争吵。在剑桥的时候，他写过一部小说，但是那时他认为那本小说毫无价值。现在他已经动笔开始写另一部了。
       伊修伍德见到奥登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老校友改变得非常少：“真的，他长得很大了；但是他淡黄色的小眼睛还是同从前一样因为近视而瞪着眼睛，费力地调节着焦距。他粗糙的手指像木桩一样粗短，仍旧显得紧张不安，咬秃了的手指，被尼古丁浸得发黄，现在又混合了墨水的痕迹。他穿着巧克力色的衣服，服装虽然昂贵，但却有些邋遢。他的衣服该熨烫一下了，他还穿着一件崭新的双排钮扣的马甲，款式相当时尚。粗糙的毛线短袜在他像婴儿般缺乏棱角的赤裸的脚踝上堆积着。”在伊修伍德与费希尔交谈的时候，奥登沉默地坐在那里抽他的烟斗。他皱着眉头，偶尔从书架上拉本书下来，漫不经心地看几眼，然后随意地将它丢到地板上——他并没有发觉伊修伍德正对他的这种行为感到恼怒。直到费希尔因为还有个约会离开了，把他单独留下与伊修伍德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行为才有所收敛。他们两个人开始拿他们在圣•埃德蒙家里的事情开开玩笑，模仿那里的职员和他们的古怪行为——“雷吉”读他的荒诞剧《海浪》，“西迪”在小教堂里布道（这是奥登最喜欢的一出戏）。他们很快就不可自制地开怀大笑起来——就像伊修伍德说的，“预备学校的气氛”又表现出来了。
       正当奥登要与伊修伍德道别的时候，他提到他现在正在写诗。“他故意用有点过于随便的口吻说出这件事”，伊修伍德注意到。伊修伍德觉得这个新发现十分令人吃惊，几乎不大合理——他认为奥登是个懂机械的人，并没有真正的文学鉴赏力。但是他却用有点倨傲的口吻要求看一些奥登的诗。奥登有些勉强地同意了。几天之后，伊修伍德接到邮寄过来的一沓手稿。上面的字迹很难看，有时候难以辨认，但是这些诗的内容却给了伊修伍德极深的印象——并不是因为它们展示出的才华——“它们既不好得惊人，也不糟糕得令人瞠目，”他说。但是，正如他所表述的，因为它们“富有效能、颇具模仿性、极有能力”。这让他感到吃惊，因为在圣•埃德蒙家里，奥登总是给他以“本质上很鲁莽草率”的印象。
       ★★★★
       在春季学期回到牛津后，奥登开始了解到在玫朵楼他的楼梯间里另外一位居住者——大卫•艾尔斯特，学历史的。他们都是大学小品文俱乐部的成员。（除了音乐社之外），奥登在牛津只加入过这一个社团。艾尔斯特给奥登起了个绰号“小孩”，因为作为这样博学的人来讲，他的模样看上去很幼稚。他比奥登大两岁，但是对于他所称之为“冰冷想象力的敏锐和力量”的奥登特质却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但是他和斯坦利•费希尔也对现在奥登表现出来的另一面——经常沉溺于同性恋感到印象深刻。
       回顾他在格雷莎姆学校的日子，任何性方面的暗示都在荣誉制度中被压制下去了。奥登说，当学生在这种规则之下受过教育后，当他们离开学校的时候，他们会发觉自己毫无防御能力：“或者印痕如此深刻，他们保持不变、不成熟，否则，处于婴儿期的本能会突然间释放，使他们陷入愚蠢、极富破坏力的放荡生活之中”。毫无疑问，他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种类别。正当他要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决心再也不洗冷水澡了，于是他也决定抛弃在性方面的任何约束。
       考虑到这个决定，在他现在的情形之下，几乎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同性恋。当然在牛津也有一些女大学生。其中的一些勇敢者也设法放弃了年长妇女给她们做陪侍的传统做法。但是她们——就像奥登说的——这些例外者：“在我那个时候，有三四个女孩设法出去了——就像是美国社会中享有特权的白人社区中富有象征意义的犹太人，我们接受了她们。并不是每一个午餐会都是只限男子参加的，但是在男女混合聚会上，女性的面孔几乎总是一样的。”男大学生多半都有自己的伴侣。在这个时期，同性恋很时髦，或者至少在奥登之前那一代的牛津大学生中很时髦。奥登这样称他们：“那放荡、奇怪的一代人……给了爱神这个名词以新的解释。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在大学里，在牛津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活动，故意站在大学运动员的对立面——那些人遵从传统，有着正常的性兴趣。”路易斯•麦克尼斯，在奥登之后不久也来到牛津。他也观察到：“我发现，在牛津，同性恋与‘智力’，异性恋与体力，几乎不可阻挡地相伴而生。”（麦克尼斯又说：“这使我备受冷落。我开始酗酒。”）。
       奥登并没有沉湎于唯美主义者的风尚之中，也没有加入仍聚集在牛津乔治餐馆的衰颓圈子——“颓废大师”，麦克尼斯这样称呼他们。那个圈子的主要成员都在基督教堂学院，后来奥登与他们中间的一个——布赖恩• 霍华德——成了朋友。牛津的风气仍旧带有强烈的同性恋色彩。他的确是利用或者说受到了这种风气影响。
       他的朋友很快就得知，他利用一些晚上的时间去进行性冒险，在很晚的时候才回来，对于他的追逐与收获以及口交的实验过程给予简单的描述，而口交则是他喜欢的性事活动形式。无疑他之所以告诉他们，一部分是为了让他们感到震惊，一部分是为了告诉他们（特别是费希尔）世界运行的方式，也是为了向他们证明他是没有罪恶感的。艾尔斯特对此并不完全相信。他在私下里怀疑，奥登实际上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了罪恶感，他对这种感觉感到羞耻，决心从中解脱出来。大概在这个时候，奥登写的一首诗肯定是暗示了他很看重色欲得到满足后的安宁：
       ……那是肯定的，就像风
       会从云端带来云雀的歌声，而不是雨，
       我会又一次了解欲望的意义吗；
       低坝上无知无觉的轰响之上的阳光
       也不能改变从前——无论我是什么，
       我知道这个。然而在这短暂的时刻
       我是满足的、灼热的、没有思想的……
       然而，他的大多数朋友都认为他是完全没有罪恶感的，就像他完全不受禁忌的约束一样。所有这些都是他让自己成为艺术家的计划之一部分。斯蒂芬•斯彭德（在牛津稍后一些时间才认识奥登）观察到：“有自知之明，完全缺乏约束和罪恶感，这对于实现他的目标是绝对必要的。”
       他当然有自知之明，或者他相信他有。他非常精通弗洛伊德的理论。他完全不会吹嘘他的性事技巧，而把这种性混乱归因于他要弥补其阴茎短小的愿望——他相信对于这一点，他已经有了一种情结。在另一方面，如果他不自夸的话，他当然就会喜欢聊聊他自己和他的朋友的风流韵事——尽管后来对于他自己的事情他变得谨慎多了。
       在牛津的这些最初数月的混乱中，他声称他放弃了爱情。色欲，他告诉斯坦利•费希尔，是一种欲望，需要被满足；但是爱情可以被当作一个陷阱从而得以避免。不过，这当然是他一厢情愿的想法，而不是他要设法遵循的规则。大卫•艾尔斯特注意到，他总是与一些年轻男子恋爱；或者是另一些人，通常是人们难以接触到的，并且显然是异性恋的人，常常是运动员。相反地，那些准备与他发生性活动的人常常是熟识的大学生或者是他的朋友——那些他喜欢，但是对他们却很少或者不抱有浪漫情感的人。他的技巧是进入他们的房间，锁上门，直截了当地说：“你知道我来是为了什么。”在另一些场合中，他会与火车上的某个陌生人发生性关系——“威斯坦总是能够在他去伦敦的短暂旅程中结交一个人,”他在基督教堂学院的同龄人A•L•饶斯这样写道。或者他会邀请一个朋友去他在大学里的自己的屋子，他们做性试验。一天早晨，照管他的楼梯间的“侦察员”（注：也即“监管”。）发现他和一个来自麦格德林学院的大学生同在一张床上。奥登不得不为了让这个人保持沉默而付了一张五镑的钞票——这是他几乎付不起的一大笔钱。（注：这个故事的另一种说法是奥登事先就收买了这个侦察员——而不是被当场发现——后来，他说那个经历“不值五英镑”。）
       奥登自己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其性行为相互冲突的方面——得到满足的色欲和不能满足的爱。因为他对其称之为“对于他所珍爱的异性爱恋者的奉献……引致的伤感的颤栗”的感觉，他蔑视自己。他坚持说一种更高贵、更可取的感觉是一个伙伴对另一个伙伴的高度奉献：“那才是正确的方式，是的——在黑暗的房间里纵欲。”但是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发现哪种关系能够同时满足两种需求。他也不能确定这就是他想要的东西。在1927年，他给一位大学生朋友写信说“在相互间的同性恋关系中，有些下流的念头仍然在我头脑里徘徊不去”。（注：有时候人们会讲这个故事——例如，A•J•艾尔在“我生命的一部分”（柯林斯出版公司，1977年，81页）写道——奥登恶毒地向基督教堂学院的权威人士抱怨一位大学教师R•H•邓达斯的行为。这个人以询问大学生的性生活和指导他们“生活真谛”的习惯而闻名。据说当奥登抱怨这个的时候，邓达斯很沮丧，他请了一年的假去环游世界。然而实际上邓达斯是在1931年休假的——那已经是奥登离开大学三年之后的事了，所以这个故事看来并不是真的。但是奥登的确给邓达斯起个绰号“第三只狒狒”——是指两只狒狒在森林空地里交配，而第三只狒狒在树丛间观看，妒忌地啁啾地叫着，行着手淫。）
       ★★★★
       在复活节假期中，他在哈伯尼的家中给斯坦利•费希尔写信说：“注意！你能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过来两三天吗？家庭关系非常别扭，你是唯一能把事情处理好的人，因为你非常了解我的小弱点和怪僻。” 在附言中奥登又写道：“假期的无聊让人感到非常难受。”
       费希尔同意来访。当他到达哈伯尼的时候，奥登母亲的个性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发觉她的思想“顽固不化，像我母亲一样讲求实际。她爱吹毛求疵，不能给人以激励”。费希尔了解到，现在她几乎不赞同任何威斯坦说的话或做的事。因为他失去了宗教信仰，她感到心烦意乱。她不喜欢他现在写的诗，却很喜欢早些时候他还是中、小学生时写的诗——他现在否认那是他写的。她还告诉费希尔，她不赞成他选择的那些坏朋友——“在一个让人感到惊恐的停顿之后，她把我排除在外了”。费希尔也注意到，与母亲之间常常争吵让奥登非常苦恼。一天，在一顿特别暴怒的早餐之后，奥登走上楼，突然大哭起来。奥登太太不给费希尔为威斯坦辩解的机会。于是，当费希尔到达伦敦南区的家里写信为这次拜访感谢她的时候，他趁机解释说他自己钦佩威斯坦，感觉作他的朋友是一种莫大的荣幸：
       天才（他写道）总是有点难于管束。毫无疑问，他是有很大的天分的。事实上，他天性就比大多数人自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不大需要一个私人的上帝—— 或者一位母亲——不过对于您来说，这并不会让事情变得容易些！
       这是奥登夫人的回答：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就能够如此精到地给威斯坦一个判定。不过，对于儿子个性中的好的和坏的方面的真正趋向，我们这些做母亲的人比任何其他人可能知道的都要多。一方面，从婴儿的时候起——当装腔作势骗人还没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们了。“三岁看到老”——这是千真万确的。于是，当一个人了解了孩提时代的弱点和优势，他就会不由自主地意识到事情会如何发展，前面的路途上会有多少危险。
       不要认为我没有意识到所有好的方面——当然我知道——但我也了解弱势的方面。我忍不住感觉到自我牺牲、自我约束、（甚至是自我控制）是被人蔑视的——而不是作为可能的最高理想。你说他意识到任何形式的放纵都会堵塞种种渠道的——但是尽管如此，他在任何事上都没有自我克制。（一个小例子是：无论在什么时候他看到食物都会有的那种吃相——这本身是一件小事——但是却能说明很多问题。）
       对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他依赖我比依赖任何其他人都多——直到最近。在学校里后来的几年中，有两次我在他陷入危机（注：这些危机中的一个，可能是由奥登的同校同学麦克尔•福德姆在给本作者的一封信中描述过的一件事：“在一次学校组织的考察中——我想是在德文郡或是康沃尔郡。但那次考察是做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奥登去和一个妓女相会，引起了人们的惊恐。这成为工作人员们苦思冥想的一个问题。最后，在学校领导面前，由校长象征性地用手杖打了他六下。因为打人在学校里并不是惩戒过失的方式，所以这是不同寻常的——我在那里的时候，这是唯一的一次打人的场合。”）的时候帮助了他。（我不知道他是否曾经向你提到过这种事。）他可能没有告诉你这件事：那天早上，当他突然哭起来了的时候他，很快就抓住了我提供给他的机会，说他是这么的“粗鲁”，真是用言语无法形容，他感到多么懊悔啊。实际上，在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尽可能地做他原来的自我。再也没有什么能比上星期更加让人愉快了。但是当他的朋友在那儿的时候，他喜欢坚定地断言他对于我的独立性！作为一个家庭的成员，他让人厌烦——他如此不干净利索，如此不考虑他人。（注：当奥登夫人在家庭之外的某个人面前所显示出的一种观点，是由玛丽•桑德巴赫在给《亚当世界评论》杂志第385-90期（1974-5）第104页的一封信中提了出来：“奥登一家是我们在哈伯尼的邻居……我们都喜欢奥登医生，但却无法容忍他的妻子。他妻子一点也没有吸引力，而且盛气凌人。”在一封给本作者的信中，玛丽•桑德巴赫又说：“我认为我对奥登夫人的观点可能受到了我父母说她的一些话的影响。他们指责她控制她儿子的生活。”）
       奥登夫人就要离开英国了。她要去看她的大儿子——在加拿大的伯纳德。她请费希尔现在往那儿给她写信，然后“告诉我事情是如何进展的”，就这样她结束了她的信。（她说）她会期待着这些信的。威斯坦 “几乎从不写信”。费希尔明白，这实际上是要他暗中监视威斯坦。他没有将通信联络继续保持下去。
       ★★★★
       1926年5月初，奥登在牛津的第一个夏季学期开学的时候，大罢工宣布开始。大学生组成的先遣队立即出发赶往伦敦。一些人——可能五十个左右的大学生——去帮助罢工者。但是，绝大多数人通过作为志愿警察或者驾驶公共交通工具来帮助政府。他们中很少有人非常认真地对待这场罢工。至多，那只是一件乐事而已。
       奥登自己并没有跟从多数人的榜样，而是决定支持罢工者。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这些事情的确很重视，只是——正如他自己说的，“出于纯粹的对抗的愿望。”他在基督教堂学院的朋友大卫•艾尔斯特是大学劳工俱乐部主席，他正帮着组织人们支持罢工。奥登在罢工中选择的立场无疑受到了他与艾尔斯特间友情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加入劳工俱乐部或者参加在牛津的任何政治行动。至多，他也只有模糊的自由主义或是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倾向于站在“人民”的一边——无论他们可能是谁，而反对保守主义者固执的、像父母一样的权威。即便他在罢工中曾站在不同的立场，他也并不真正欣赏他所做的事。他去了伦敦，几天来，他为工会代表大会开车。（注：这辆汽车显然是奥登自己的。V•M•阿洛姆记得它，这辆车是法国的三轮车，一辆帝尔桑（D’Yrsan），奥登与另一个大学生合用。阿洛姆已经不记得那个大学生的名字了。这辆车没有在奥登这一段时间生活记录中其它地方被提及过。）一天早晨，他把R•H•托尼送到在梅克伦伯格广场的他的房子里。“那件事发生了”，奥登回忆道，“我的大表姐，嫁给了一个证券经纪人。她住的地方离我们只隔了几家，于是我前去拜访。我们三个正要坐下来吃午餐。她丈夫问我是否是到伦敦做特别治安员（也就是为政府工作）。“不”，我说，“我正要开车参加工会代表大会。”当时，让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他命令我离开。我从未想到过任何人会严肃地对待大罢工。”罢工很快就被取消了。奥登和他的学生同伴们回到了牛津。他们对政治的兴趣并没有真正提高。“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通货膨胀”，后来他写到这个时期时写道，“在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论在我们的前辈心中会激起怎样的恐惧和希望，都不会为我们所注意。在1930年之前，我从未打开过一份报纸。”
       到这时为止——1926年夏季学期的开始——奥登已经改变了他学业的课题。他很快就意识到，如果他继续研究生物学的话，他将会一事无成——就像他说的，“我天生就不是做科学家的料。在整个第一年中，为了通过自然科学的预备考试，他被迫做科学课题的工作；到了1925年圣诞节，他已经成功地答了动物学和植物学的考卷，但是直到1926年夏天他才通过了化学考试。到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得到了基督教堂学院的允许，放弃科学的学习，读另一个科目，准备最后的高级课程考试以获取学位。尽管如此，他并未放弃所有对于科学的兴趣。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他常常阅读科学书籍，以此作为一种享受和乐趣。他经常利用它们获取他诗中的理念和意象，彰显了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非凡的、对于科学的理解力，但是他不再宣称要成为一位真正的科学家。“当我与科学家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说，“我感觉到自己像一个副牧师迷了路，走进了一间满是公爵的客厅”。
       他首先想到他新选择的科目应该是哲学、政治及经济学——这个课程的学习通常被叫做“现代大师”或者就是“P.P.E.（注：即上述三门课程的英文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在第二学期里，当他仍在学习规定的科学课程时，他从基督教堂学院图书馆借了许多哲学书籍，并与在基督教堂学院教授经济学的罗伊•哈洛德——他还有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一起参加了大学导师个别指导的研讨班。但是毫无疑问，当哲学引起了奥登兴趣的时候，他对世界大事的无知使他无法掌握政治经济学。哈罗德发现他是一个羞怯的、反复无常的学生。到了夏季学期开始的时候，奥登认定P.P.E并不适合他，于是他决定转攻英国语言文学。“我并不打算做英国文学的学术研究”，他写到了他的这个决定说，“但是我想要读英国文学，英语系会给我这样做的官方许可”。
       这个时候，基督教堂学院并没有雇佣任何人教授英语，（奥登说）这样做“太目中无人了”。在牛津大学里，相对来说，英语是个新的荣誉学系。作为一个比较轻松的选择，它在一些地方受到了人们的毁谤。因此，奥登不得不到别的地方寻找导师。斯坦利•费希尔就在攻读英语——由基督圣体学院的H•F•B•布雷特-史密斯来教授的。但是费希尔警告奥登，说布雷特尔是一个死气沉沉、让人灰心的导师。他们想出一个主意，让他们两个都为默顿学院的大卫•尼克尔•史密斯所接纳。于是他们拜访他，去询问是否他们能够成为他的学生。“这没有获得成功”，费希尔回忆说。“他的学生已经让他负担过重了，他说，威斯坦眉头紧皱，目光茫然地盯着他，于是接下来礼貌的拒绝仅仅成了期待。”最后他安排把奥登派往埃克塞特学院在个别指导小组进行学习——在那里，英国文学由一位新任命的英裔爱尔兰人士讲授。他二十七岁，名字叫做内维尔•科格希尔。
       “一天早晨，他皱着眉头坐在我面前”——科格希尔回忆他与奥登第一次见面的情形。“我依然能够像那天早晨一样清楚地看得到他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地紧皱着眉头，未经梳理的蓬松的、淡黄色头发独树一帜。他的嘴巴大大的，很富有表现力。脸上骨架很大。肤色黄中带红，皮肤粗糙，并非不像一个爱泼斯坦（注：1880—1959, 生于美国的英国雕刻家）初步设计的模型。他有点没精打采，而那灰色法兰绒包像我自己的一样宽松下垂。我喜欢他的样子。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的感受也能与我一样”。
       他们在一起开始了个别指导学习。奥登发现他的确喜欢科格希尔。“他不是一个权威”，他说到科格希尔的时候说道。“在敲他的门之前，我从来也不会先做一下深呼吸。相反，他让我感到无拘无束。我觉得我可以跟他谈论任何事——无论是多么傻气的，不管是关于文学还是关于我私生活的。我不必害怕受到嘲笑或斥责。”当然，科格希尔是颇为宽容的。一天，他到了自己的屋子，发现奥登已经在那儿了——他正在读科格希尔的一封信（“在他的房间里等待一个朋友／我们很快地开始翻阅他的信件”，有一次奥登在诗里这样写道。）奥登抬头看他，一点也没有被当场发现的窘迫。他抱怨说有一页不见了。科格希尔也不会忘记在他同意作奥登的导师后，他们之间进行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