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鲍德温(1924 – 1987)是位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他的作品包括受到广泛赞誉的《向苍天呼吁》、《乔万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度》、《土生子的笔记》、《下一次将是烈火》以及《街头的无名之辈》。1942年，他去新泽西州一家公司工作，以此抚养兄弟姐妹和继父。在这个时期内他所遇到的种族主义促使他决心用他的全部时间从事写作。尽管早期他在一些杂志和期刊上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他还不能完成任何长篇小说。1948年，他离开哈莱姆去法国巴黎。在下面这个选段中，鲍德温写了他在这一时期的生活，“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疯了，简直与我已故的父亲一样。如果我没有疯，我就不会离开（美国）。”根据他自己的叙述，以及许多批评家的评论，这是一次有重大影响的旅行——它给了他空间距离，使他能清晰地去审视他自己和他的国家。在巴黎，他看到了另一种环境下的种族主义，并且发现，对他来说，做一个黑皮肤的美国人意味着什么。就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发表被世界认可的著作。也许是因为他有了国外的经历，所以他总是称自己是一个美国作家，而不是仅仅用他的种族来认同他自己。“黑人艺术运动”的作家们因此而批评他，他们感到他是为白人读者写作的。然而，鲍德温是“种族平等代表大会”顾问委员会的成员，在美国和欧洲到处就种族问题活跃地演讲，抨击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
他曾获得“乔治·波尔克纪念奖”、“外国戏剧批评奖”，以及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名誉博士的称号。由于他对法国的热爱和对文学的贡献，法国授予他三级荣誉勋位勋章。他在法国圣保罗-德-旺斯去世。
我于1942年离开家乡——哈莱姆。1946年，与一位白人摄影家一起回来，试图出版几部尚未发表的作品中的一部；打算结婚，然后意识到我不能——或者说不应该（其实两者是一回事）——结婚，于是就将结婚戒指扔进了哈得孙河，并于1948年离开纽约前往巴黎。当然，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疯了，简直与我已故的父亲一样。如果我没有疯，我就不会离开（美国）。
我在巴黎饥饿了一段时间，但是我学到了某种东西：首先，我恋爱了。或者，更加确切地说，我意识到，并且第一次认识到，爱情并不仅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可能；对于我来说——按照我的说法——也不仅仅这么经常地、到那时为止是灾难；也不是某种像死亡一样降临在他人身上的东西；也不仅仅是一种致命的危险：它在我的各种可能之中，因为它就在这里，在我的身边，呼吸着，抱怨着，它是生命的钥匙。它不仅仅是我生命的钥匙，而且也是生命本身的钥匙。我坠落爱河绝不是本书的主题，不过，诚实的性格迫使我将它置于细节之中，因为我想——我知道——如果不是爱情迫使我试着写我自己，那么我的故事将成为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它开始使我窥探到肤色的陷阱，因为人们不是按照他们的肤色去恋爱的——对于高尚的开拓者和雄辩的宇航员来说这也许成了新闻，更不要说美国大多数州的大多数众议员了——当恋人争吵（他们的确不可避免要争吵）的时候，他们不是为了他们皮肤颜色的深浅而争吵，也不会在任何层面上用肤色作为武器。这就是说，一个人必须接受他的赤裸。赤裸没有肤色之分：这只会对那些从来没有拥抱过另一个赤裸的人或者被另一个赤裸的人拥抱过的人来说才是新闻。
不管怎么说，世界在变化，并且永远变化着。因为你爱上了一个人，你看其他每个人就会跟你以前看他们时非常不同——也许我只是在说你开始看——你比以前既是坚强了又是脆弱了，既是自由了又被束缚了。似是而非的是，自由了那是因为现在你有了一个家——你爱人的怀抱。被束缚了：被那种神秘的东西束缚住了，确切地说，被一种枷锁锁住了，它将你锁入世界上某种灿烂辉煌的和受苦受难的东西之中。
我身无分文来到巴黎，这就意味着在那些早年的岁月里，我主要生活在贫苦人中间——而在巴黎，贫苦人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四个或者五个或者六个人睡一个房间，他们轮流睡觉，他们被人视作草芥，他们勉强维持生计简直就像试图依靠巴黎肮脏的顽石生活那样。法国人说他们懒惰，因为他们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咖啡馆里闲坐着，喝喝茶。可是，他们不是懒惰。他们大多数人没法找到工作，他们的房间极其寒冷。（法国学生大部分时间在咖啡馆里度过，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但是没有人说他们懒惰。）阿拉伯咖啡馆既暖和又便宜，他们一起到了那里去。他们主要上不起法国咖啡馆，法国咖啡馆也不欢迎他们。尽管他们说法语，在某种意义上，是法国的产物，但是巴黎不是他们的家，就像我感觉巴黎不是我的家差不多，尽管我是出于一个不同的缘由。在某种程度上，他们还记得味道、触摸、水和阳光的奢华舒适，而我几乎连做梦都不敢想这些东西；他们到巴黎不是为了来定居。有朝一日他们打算回家时，他们完全知道家在那里。因此，他们在心中固守着某种东西，某种他们永远不会舍弃给法国的东西。但是，在海洋我的一侧，或者当时在我看来，我们已经舍弃了一切东西，或者说被剥夺了一切东西，我们没有可去的地方：我们就在家里。阿拉伯人聚集在巴黎，但是美国黑人是孤单的。阿尔及利亚人的贫困是绝对的，他们的策略是糟糕的，他们的个性，在我看来，是难以捉摸的，他们的近况是血淋淋的，他们的未来更加如此：然而，他们的处境毕竟比我的和谐得多。我不是说我嫉妒他们，因为我没有嫉妒，他们的饥饿（或者说饥寒交迫）袒露无疑，真使我震惊；但是我尊重他们，因为我认识到是他们的历史使他们成了这个样子，我开始有些痛苦地猜疑是否我的历史使我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刚到法国的时候，法国人仍然无望地试图在印度支那决一胜负；奠边府沦失守时我正在巴黎。那时，巴黎街头的阿尔及利亚地毯销售商和花生小贩显然与法国形势逆转这一最为关键的失败一点儿关系都没有；然而，警察的态度（一贯气势汹汹）开始变得更加恶毒并蓄意惩罚。开始，这使我感到纳闷，可是我实在没有必要这样。这就是人们对于失去帝国的反应方式——因为失去一个帝国也意味着个人身份的剧烈修正——我将一次又一次地亲眼目睹这种情况，而且不仅仅在法国。阿拉伯国家不是印度支那的一部分，但是它们是一个看得见的、迅速崩溃的帝国的一部分，是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正在以最实际的和惊人的方式达到它的结局——它正在展现它自己，也就是说，根本不像法国人所塑造的神话那样——法国统治者对阿拉伯国家的统治正日益受到激烈挑战。受到挑战的统治者无法证明自己的行为是正当的，他们的确也没有梦想甚至试图这样去做，于是就简单地增加它的兵力。这就有了这有趣的结局，它反映出法国当局已经变得多么害怕，许多北非人于是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再给法国人来个奠边府。
还有一件事打动了我，我将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更加密切地关注着这件事。法国人很伤心，他们火了，他们的管辖竟然受到了质疑，尤其受到他们所统治的人们的质疑；在这方面，如果他们不是真正的原创，那么他们至少也是非常认真。正如他们不断指出的那样，在他们到达那里以前，在那些殖民地里毕竟什么都没有，一丁点儿也没有；或者说，那里少得可怜的矿产或石油资源也许不会对当地人有任何好处，因为当地人甚至不知道那里有这些资源，或者它们在那里有什么用处。因此，对于殖民地资源的掠夺是为了当地人民的利益；至于他们给殖民地带去什么东西，法国人就会变得非常直言不讳，以至于要是问他们从殖民地拿走了什么，那就极不礼貌了。（后来，当我访问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时，我看到了如何进行这种公平交易中的某种东西。）
发现自己在另一种语言、在另一个国家中，听着同样的老歌曲、听到用同样古老的方式批评自己，那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比如）法国人总是与他们的殖地人民关系非常融洽，他们有一个趣闻轶事的宝库来证明这一点。（我没有发现任何能够证实这些趣闻轶事的当地人，但是，我也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不讨厌施韦策博士的非洲人。）他们列举了建立的医院，还有学校——我以后也要去参观它们中间的一些单位。偶尔，我的肤色或者我脸上的表情可能会弄得某人局促不安，或者我可能说了什么事而使他感到不安，或者我可能武断地（没有理由表明他们希望我）宣称与阿拉伯人有亲缘关系。于是，他们面带微笑慷慨地告诉我，我是不同的：你瞧，美国黑人已经那么进化了！但是，阿拉伯人跟我不一样，他们不像我那样“文明”。听到我自己被说成是文明的，真有点儿让人感到震惊，可是，天哪，这种如此长久渴望得到的荣誉来得太迟了，而且我还遇到过好几次前后矛盾的事情，其中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挺有意思。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法国人说美国是文明的，甚至那些喜欢美国的法国人也没说过。当然，我觉得事实是法国人认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法国更文明。但是，撇开这个先不说，如果像美国这样一个如此粗俗的国家能够产生出像我这样一个如此高尚文明的人物，那么拥有几世纪文明礼仪的法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够使阿拉伯人文明呢？我想这是个非常诡诈的问题，不过我是错误的，因为答案非常简单：阿拉伯人不希望被文明。噢，要美国人像法国人那样理解这些人是不可能的；他们毕竟在一起很好地相处了近一百三十年。但是，他们，阿拉伯人，有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的方言、语言、部落、区域、另一种宗教，或者也许很多种宗教——法国人不像美国人，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不相信摧毁本土文化的做法。另外，阿拉伯人也总是藏着某种东西；你没法猜测他在想什么，没法相信他所说的话。他们对待女人的态度也不同，他们对女人非常粗暴，一句话，他们是强奸犯，他们偷东西，他们随身带刀。可是，法国人忍耐这种状况已有一百多年，而且愿意再忍耐一百多年；尽管阿尔及利亚巨额耗竭国家的财源，而且，由于阿尔及利亚是法属的，事实上，是法国的一个行政部门，并且肯定还会继续这样维持下去——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自由到巴黎来，危及经济，在街上四处闲逛，袭击伤害法国妇女。简而言之，法国人慷慨大方的纪录堪称楷模，因此不可能相信孩子们会真的热衷于革命。
法国人也许不可能革命，但是我可不一样。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看见警察殴打一个年老的独臂阿拉伯花生小贩，打得他躺在街上不省人事，我看到咖啡露台上的法国人表情冷漠，而阿拉伯人因愤怒而满脸通红。是的，我能相信它：你看，它来了。
不是没有先兆，不是没有先例：但是只有诗人从它那里学到点东西，因为他们必须挖掘和重新创造历史。
1953年，离别四年后我重返纽约，当时正值所谓“麦卡锡主义”全国动乱的高峰。这种动乱并没有使我感到吃惊，因为我认为美国人再也不可能让我感到吃惊；但是，在许多方面，因为许多原因，这场动乱是非常恐怖的。一方面，我意识到我免遭美国审讯人的直接——或者更加确切地说，公开——审讯只是因为我的肤色，我的默默无闻，以及我的相对年轻：或者，换言之，在他们看来，缺乏想象力。我只是有点儿太年轻，不会有任何法律上认可的政治历史。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是个未成年人，如果他是黑人，住在黑人贫民窟里，那么在合众国眼中，他生来就是搬箱子提包的；但是，实际上，十三岁时，我已经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同路人。有一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我参加了游行，举着旗子高喊，东区，西区，整个城区，我们要求房东拆除贫民区！我根本不了解共产主义，但是我非常了解贫民窟。十九岁时，我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到那时为止，我如果没有学到许多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那么至少对斯大林分子了解不少。对于我来说，大动乱更加具有讽刺意义，因为当美国和俄国是盟友时，我已经是个反共产主义分子。一天傍晚，在许多爱国者面前，我过于大声贬低华纳兄弟公司拍摄的“莫斯科使命”对于战争令人难忘的贡献，我差一点被谋杀在14号街上。这同一批爱国者现在要烧毁这部电影，绞死电影制片人；华纳兄弟则在麦卡锡时期煞费苦心地为他们的电影辩解。华纳兄弟无奈怯懦，其他几乎所有的人也是一样，那是个邪恶、不光彩的时期：我对大多数美国知识分子，和/或者自由主义分子的鄙视可以追溯到那时我对他们为人的观察。我说是大部分人，不是所有的人，但是这些少数人却是一批令人仰慕的卓著人物，甚至，或者确切地说，尤其是那些在烈火中未能幸存的人们，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和声誉投入了火焰。我回家，回到了一个几乎人人不知羞耻地忙着自卫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朋友将他们的朋友投入狼群之中，并且还要用论述第三国际背叛的学说论文（和巨著）为他们的背叛行为寻找理由。在那些岁月中所写的一些东西，比如，对罗森伯格斯（Rosenbergs）的处决，或者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施行的酷刑[对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宣福]使我看清了自由主义团体不负责任和胆小怯懦的某些东西，对此我永远不会忘记。然而，他们的所作所为远不只是无知和傲慢的结合，这个社团总是利用它抵御黑人受苦受难最深含义的影响，它使我懂得没有激情的才华只会颗粒无收。必须记住，我毕竟是在这些人开始见我时我才开始见他们的：多年来，我一直为他们送包裹，清扫垃圾，接受他们的小费。（而且他们小费给得不多。）我观察着他们在麦卡锡时期相互之间所做出的事情，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他们对我所做出的任何事情还要见不得人，因为我至少还从来没有发疯到要依赖他们的忠实。在我看来非常清楚，他们对他们的目的说了假话，由于他们的过失而受到了讹诈；事实上，说到底，这只不过是各种移民争取保住他们已获得的利益的体面问题。因为，在我看来，知识活动是，而且必须是，公正无私的——真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你不愿意被那把剑刺伤，甚至死在那把剑上，那么，你所有的知识活动只是一种欺骗，一场邪恶和危险的骗局。
我尽我所能作出了这些姿态，以便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使我自己超脱一些。但是，我离开的时间太长了。我不仅不能重新调整我在纽约的生活——同时也是因为我不想调整：我永远不会重新做任何人的黑鬼。但是，现在我发现这个世界使你继续做黑鬼的方法不止一个，世界进化了，悬垂穿腿后翻成后悬垂的方法不止一种，如果手在这里滑脱了，它会在那里握住的；现在有人，的确非常得体地，主动授予我：该俱乐部成员的资格。我在一些优雅的小餐馆进午餐，在一些专门俱乐部进晚餐。我试图理解我的同胞们对难弄的我和不受束缚的我的关心——我真的试图理解，尽管并不是没有一些困惑，而且，最终，并不是没有一些怨恨。我开始变得非常不舒服。那是一种奇怪的不舒服，一种恐惧：我失去了我的方向。我并没有完全理解我所听到的事情。我无法信赖我所听见我自己所说的话。在我所听到的极少的东西中我几乎没有听到任何能够反映我所熟知的或者我所忍受的生活。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的兄弟姐妹，没有跟我一起在同一张餐桌上吃饭，聚会的人群中也没有人曾经听说过他们。我自己的出生，或者本能，随着我脑袋周围缭绕的烟雾开始忐忑不安地移动。我没有尽力坚守我的贫贱。相反，如果我的贫困终于到了头，那就太好了，它来得还不算太快——然而，我感到一阵愈来愈烈的寒冷，仿佛我的余生将不得不在缄默中度过。
我想也许我太沉溺于麦卡锡现象，从而使我怀疑这么许多人的无能和自怜，而这些人都是我曾经敬重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还从来没有任何机会近距离地观察他们。在我看来，很简单，麦卡锡是个懦夫和恶棍，不应该得到荣誉，也根本不应该受到尊敬。对于我来说，这个含糊不清的问题显然不存在两个方面，至于他歹毒和危险的影响，那根本就不成为什么问题。然而，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辩论麦卡锡是否是国内自由的敌人。我不得不感到惊讶，他们还在等待什么能够想到的进一步证据：我想到了德国犹太人坐着没事辩论希特勒是否对他们的生命构成威胁，直至有人敲上门来才急忙结束这场辩论。然而，这场学术的、文明的、知识-自由的辩论在它的真空里如火如荼的进行着，而且每一个小时都在给他们宣称所热爱的国家带来更大的痛苦和混乱——还有耻辱。做这一切事情的借口当然是有必要“遏制”共产主义；他们厚颜无耻地告诉我，共产主义对“自由”世界是一种威胁。我没有说这个自由世界对我以及数百万像我一样的人的威胁到了何种程度。但是，我感到惊讶的是，公然的、失去理智的暴政怎么能够以自由的名义在任何层面上畅行无阻；我感到惊讶的是，这些人有什么样内在的、未言明的急迫性使一种如此乏味的缪见成为必不可少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对人命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们满脑子塞满和隐藏了各种方案，好像他们不再与生命有任何关系。不管怎么说，他们在一段时间内都非常为我感到自豪，他们为我感到自豪因为我已经能够爬到他们的层次并且被“接受了”。至于我怎么考虑他们的层次，我对这种“接受”如何反应，或者这种“接受”会让我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不在半夜使他们痛苦思考的问题之内。有人的确会感到惊讶，竟然还会有什么事情能搅乱他们的睡眠。毕竟，他们走着我走的同样街道，乘坐同样的地铁，一定看见过同样越来越绝望和敌对的男女青年，一定至少偶尔经过服装中心。甚至那些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的人都从来没有到过哈莱姆，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1971年纽约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在1952年就已经开始明显地迅速地发生了：你只要乘公共汽车从城市的顶端出发，穿越整个城市，你就可以看到它如何正在变得黑暗和衰败，人们的困惑和敌对情绪如何在上升，人际交流如何岌岌可危和走向死亡。当然，这些自由主义分子不会像我过去那样总是被警察发现混迹于“错误的”社区，所以不可能得到关于警察如何乐滋滋地贯彻上级指示的第一手资料。但是他们没有权力不了解那些情况；如果他们不了解那些情况，那么他们就一无所知，就没有权力假装对社会负责地说话；因为他们与那时的爱国者的同谋关系表明警察也在执行他们的命令。
不，我无法忍受。当我最终售出我的第一部小说时，我领取了我的预付稿酬，直径走向轮船售票处，订了去法国的回程票。
这里我要写一下这件事，尽管它发生在后来的一次访问中：一天晚上，私下放完一场法国电影《恐怖的工资》（The Wages of Fear）之后，我与我的自由主义朋友们呆在一个房间里。有人提出这部电影是否应该在美国放映。提出这个问题的理由是这部电影涉嫌丑化美国石油公司。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说过什么；我很怀疑自己可能说了很多。我感到就像兔子在蛇面前那样呆住了，不能动弹了。事实上，我在法国已经看过这部电影。我或者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没有想过这部电影甚至是极其轻微反美国的：任凭你如何异想天开，这也不可能被认为是这部电影的主题。然而，在这里，这些成熟的爱国者们正在热烈地讨论一部电影的危险性，这部电影竟敢含沙射影地攻击美国石油利益集团毫不顾及人的性命。房间里有一位年纪不轻的法国妇女，她沉默寡言，内心痛苦。她可能是或者不是一位维希将军的遗孀，但是她的同情心是在那个地区的：我将永远不会忘记她盯住我的眼睛说，“我们一直认为你们，美国人，总有一天会意识到你们打错仗了！”
我真为自己在那个房间里而感到羞愧：但是，我也必须说，我很高兴，高兴有了一个目击者，高兴终于听到魔王开口说话了。那个女人教了我一些东西，我将永远不忘记她，我离开了欢迎餐桌。
然而，希望——希望我们，人类，能够越来越好——是不易死去的；也许如果一个人允许希望死去的话，那么他不可能再生存下去。但是，要了解一个人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困难的。有人认为大多数人是邪恶的，以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变得邪恶：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邪恶。那么，一个人从我称之为“欢迎餐桌”上离去是受到了某种自己不知道是否发过的神秘誓言的指配——永远不能让自己堕落到那么低的层次。低到成为渣滓，也许更低：永远别到那里去。
夏末，当我回到巴黎时，我熟悉的大多数阿拉伯咖啡馆已经关门。我喜爱的钱商和下层生活的向导、一个漂亮石头的兜售商失踪了，没有人知道——或者没有人说——他到哪里去了。有个家伙挖了他的双眼——有人说是警察干的，也有人说是他那帮兄弟们干的，因为他是警察的密探。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英俊的、瞎了眼的年轻人不是作为法国的叛徒就作为阿尔及利亚的叛徒而受到惩罚，这概括了革命前几年巴黎的气氛。你要么是法国人，要么是阿尔及利亚人，你不能两者兼之。
一个谣言四起的时期就从此时开始，这是以前我从未经历过的。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太受正在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事情的影响，或者说我在相隔一定距离地关注它，因为正在发生在阿尔及利亚人身上的事情好像没有发生在黑人身上。我仍然无意识地在美国人的圈子里活动。在那个圈子里，因为阿拉伯人比黑人肤色白一些，所以黑人受苦最深。但是，来自马提尼克和塞内加尔等地的黑人像往常一样总是那么惹人注目、充满活力，好像没有人会骚扰他们或对他们特别关注。我不仅在跟美国有关的圈子里活动，而且也是美国侨民集居区的成员，对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我们通常知道得很晚。
然而，我开始意识到我没法找到任何一个我认识的阿尔及利亚人，一个也找不到；既然我无法找到任何一个人，因此也就没法查寻其他人。他们不在我们经常光顾的低级酒吧里，他们显然已经放弃了他们的房间，他们的酒吧，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已经关闭，巴黎的街头再也看不见他们在换钱，或者卖地毯、花生或者他们自己。听说他们被安置在巴黎周围的集中营里，在那里遭受折磨，他们正在被谋杀。没有人希望相信任何这类谣言，它使我们格外不舒服，我们感到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开始意识到这些苍白无力、模模糊糊的谣言中一定有些是真实情况：有个女人告诉我，她看见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被皮加尔一家咖啡馆的老板透过咖啡馆关闭的平板玻璃门给扔了出来。如果她没有亲眼目睹一起谋杀案，那么她绝对也是目睹了一起谋杀未遂案。事实上，阿尔及利亚人正像苍蝇一样在街头被谋杀，被关进监狱，被扔进塞纳河。
不仅仅是阿尔及利亚人。那些年头，巴黎的每个人，每个不是真正来自北欧的人，都会被怀疑是阿尔及利亚人；警察伫立在每个街头，有时拿着机关枪。土耳其人、希腊人、西班牙人、犹太人、意大利人、美国黑人，以及来自马赛或尼斯的法国人都时常受到骚扰，我们将永远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与阿尔及利亚毫无关系的人被（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无意投入监狱，或者被谋杀。有位世界著名演员的儿子（他本人也是个演员）肤色黝黑，不会说法语，——因为警察把枪对着他，他吓得说不出话来——因为他离开他住的宾馆很近，大声呼喊夜间门卫，门卫赶紧奔跑过来并且认出了他，这才拣了条命。两个年轻的意大利人正在巴黎度假，他们的运气就没有这么好：他们开着“黄蜂牌小型摩托车”高兴地飞驰，未能对警察要求停车的命令做出反应，于是，警察开了枪，假日就这么血淋淋地结束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这样的故事，这些故事最终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在神话般的光明之城里活动，我们还是小心为好。
感谢上帝——当然我不止地一次发现我自己住在那里——，我对巴黎从来没有过甚至是一丁点的浪漫感觉。我也许对伦敦有过浪漫的感觉——那是因为查尔斯·狄更斯——但是，那种浪漫只持续了我提着包走出维多利亚车站那么长时间。我的旅行，或者说我的航程，不是去巴黎，而只是离开美国。比如，我曾认真考虑过去以色列的一个基布兹工作，结果到了巴黎，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用手指在地图上胡乱指出来的。因此，所有这一切不会使我情绪低落，因为如果我曾经做出过错误的判断，认为巴黎是所有城市中最文明的，法国人是最不野蛮的人，那么我当然会很泄气。我对法国革命太熟悉了，不会因此而情绪低落。我读了太多的巴尔扎克，不会因此而情绪低落。每当我穿越协和广场，我就听见死囚押送车到来的声音，群氓喧嚣的声音；在方尖塔目前耸立的地方，我曾看见——现在也看见——断头台。那么，任何曾经遭受过众人摆布的人都了解我们某些糟糕的东西，他们会永远不信任民众的爱国主义，躲避群氓中甚至是最喜欢宴饮交际的人们。
毕竟，我能为自己寻找一处安身之地的希望指引了我的航程，在那个安身之地，我会受到比国内社会更加人道的待遇，在那里，我的风险更多是个人选择的，在那里，我的命运不太会被严厉地封杀。巴黎为我做到了这一点：让我完全无拘无束。我在巴黎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交结过一个法国朋友，进入一个法国人的家里用了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并没有真正使我感到不高兴，因为亨利·詹姆斯在我之前到过这里，他慷慨地为我指点迷津。此外，对于一个依靠福利救济和美国自由主义分子微不足道的善举成长起来的黑人青年，这种彻底的冷漠反而是一种巨大的宽慰，甚至是一种尊重的标志。如果我能成功，那么我就能成功；那样反而更好。如果我不能成功，我就不能成功——那就拉倒。我不要任何帮助，法国人当然没有给我任何东西——他们让我自己奋斗；为了这个缘由，尽管我明白自己的水平，尽管我是那么不浪漫，可是在我自己和那群奇特的、易变的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者之间总有一种爱情的故事，那些沙文主义者称他们自己是法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