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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哥华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年轻的梅丽尔已经打扮停当：米色亚麻套装，黝黑的头发上扎了白色薄巾。在戴那双夏季用的白手套时，她想起在杂志上看到的泰国诗丽吉王后的——也可能是他人引用——一句话，不禁莞尔一笑。这话儿原本也并非王后所言，而是出自巴尔曼之口（巴尔曼：Pierre Balmain，1914—1982，法国时装设计师，他的客户包括温莎公爵夫人、比利时王后以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很多女影星——译者注）：
       “我所有的知识都是巴尔曼教的，他说：‘任何场合都要戴白手套，这最得体。’”
       最得体。她干嘛发笑？这轻飘飘的一句话，乍听好笑，却真有见地。她戴了白手套的手确实很得体，纤弱无骨，有点像小猫的爪子。
       皮埃尔问她笑什么，她说：“没什么。”然后把诗丽吉王后的话讲给他听。
       “巴尔曼是谁？”他说。
       他们是准备去参加葬礼的。昨晚，夫妻俩乘渡轮从温哥华岛上的家来到市区，确保准时出席上午的仪式。新婚夜之后，这还是他们头一次住旅馆。如今，外出度假时，他们总带着两个孩子，栖身之所都是适合家庭居住的廉价汽车旅馆。
       这是他们结婚后参加的第二个葬礼。皮埃尔的父亲和梅丽尔的母亲已经过世，不过都是在他们认识之前。去年，皮埃尔的学校里有个同事突然去世，那是他们一道参加的头一个葬礼。葬礼很讲排场，学生合唱团来了，下葬用的是十六世纪的悼词。同事六十五岁左右，对梅丽尔和皮埃尔来说，他的死只是让人稍感惊讶，根本说不上悲伤。在他们看来，那个人六十五岁死，七十五岁死，或八十五岁死，并没有多大区别。
       今天这个葬礼则不然，因为下葬的是乔纳斯，皮埃尔多年来最好的朋友，和皮埃尔同龄，年仅二十九岁。皮埃尔和乔纳斯从小在温哥华西区长大，狮门大桥没建之前，那个城区就像一个小镇，儿时的一幕幕都留在他俩的记忆里。他们的父母也都是朋友。十一二岁时，他俩曾造了艘划艇，从砀塔瑞码头下水起航。上大学后，他们曾疏远过一段时间——乔纳斯学了工程专业，皮埃尔选择了古典学，而这两个专业的学生从来都是互相鄙夷的。毕业后，他们的友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一直未婚的乔纳斯来拜访过皮埃尔和梅丽尔，有时，还会在他们家住上个把星期。
       两个年轻人都对生活的变化感到吃惊，还为此开过玩笑。乔纳斯的专业一度让他的父母很放心，也引起皮埃尔父母暗地里的嫉妒。然而，最终却是皮埃尔找到了老婆，谋了份当教师的差事，承担起常规的人生责任。而乔纳斯，大学毕业后，从来没有稳定的女友或工作。他总是不停地被试用，从来没有和一家公司签约。据他自己说，姑娘们也总在试用他。出事前，他曾找了一份干老本行的工作，在本省的北部，但后来不知是辞职，还是被解雇了。没了工作后，他还一直待在那边。“双方协商解除了工作关系，”他写信告诉皮埃尔说，还说他现在留宿在上等人居住的旅馆，也许可以找到木材采运的工作。那会儿他还在学开飞机，想当个在偏僻地区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他说等手头的经济纠纷解决了，会来拜访他们的。
       梅丽尔可不欢迎他的拜访。乔纳斯来了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早晨起来，把毯子乱扔在地板上，等梅丽尔来收拾。他总是扯着皮埃尔聊天，一聊就是半夜，说的都是他们十几岁时，甚至是更小的时候的故事。他管皮埃尔叫“鸡窝头” ——小时候的绰号，还回忆起那些叫什么斯廷普、道克或巴斯特的旧日的伙伴，都不是梅丽尔听说过的斯坦恩、唐或里克这些名字。他饶有兴致地讲一大堆鸡毛蒜皮的童年趣事（把狗屎包起来放在讲台梯子上，有个老家伙给孩子们五分钱，让他们脱裤子），梅丽尔却觉得寡淡无味。而当话题扯到现在时，更让梅丽尔厌烦不已。
       当她把乔纳斯去世的消息告诉皮埃尔时，她有点歉疚，也有些不安。歉疚是因为她从前并不喜欢乔纳斯；不安的是，他是同龄朋友中第一个去世的。不过皮埃尔并不惊讶，也没有特别的悲痛。
       “自杀的，”他说。
       不是，她说，是出了车祸。他晚上骑摩托车在砂石路上行驶，给摔出了路面。不知是碰巧发现了，还是本来和他同行，有个人当即就组织抢救。但没过一个钟头，他就死了。他的伤是致命的。
       这是他母亲在电话里说的。他的伤是致命的。听上去，她已经很快从伤心中恢复过来，语气很平静，就像皮埃尔口中冒出“自杀的”那句话时一样淡然。
       之后，皮埃尔和梅丽尔几乎不再谈到乔纳斯的死，只是讨论葬礼、订旅馆、请人临时照看孩子什么的。他的套装送去洗了，还买了一件白衬衣，这些都是梅丽尔安排的，皮埃尔只是从丈夫的身份检查她的工作。她知道，皮埃尔希望她像他一样克制和务实，不要自以为悲伤——他相信她并无悲伤。她问过他，为什么要认为是“自杀的”，他说，那一刻他脑海中冒出的就是这个词。她体会到他的借口有一种警示，甚至引以为鉴的意味。他似乎怕她从这起死亡中——或因接近死亡之人——得到启发，产生一种可耻的自我中心的感觉，一种病态的自我庆幸的愉悦。
       那个年代的丈夫都是一副严厉的面孔。不久前，他们还是可笑的求婚者，低三下四地哀求，希望获得异性的垂怜。可一旦结婚，他们便态度坚定，凡事都看不顺眼。早晨上班时，脸刮得光洁，脖子上系着领带，谁也不知道去干了什么工作。晚饭时分，回到家，先挑剔地瞟一眼桌上的饭菜，饭后就抖开报纸，将自己与乱糟糟的厨房、妻子的不安和情绪、孩子统统隔开。他们要尽快学会的东西太多了：怎样向老板卑躬屈膝，怎样管理妻子，怎样成为贷款、修理墙面、修剪草坪、通下水道、谈论政治的权威，同样也是维持家庭今后二十五年生活的那份工作的权威。于是，妻子们——白天在家操劳大堆家务，抚养孩子——进入了第二次青春期。丈夫一出门，她们就感到轻松，像是又回到高中时代，在丈夫付钱的屋子里，产生朦胧的反抗意识，举行颠覆性的聚会，放声大笑。
       葬礼结束后，一些人被邀请到乔纳斯父母位于砀塔瑞的家中。杜鹃篱笆盛开着花朵，一片姹紫嫣红。乔纳斯的父亲在花园里向客人表示敬意。
       “嗯，我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我们只能匆匆忙忙备办。”
       乔纳斯的母亲说：“这不是什么正式的午餐，只是一顿便饭而已。”有人喝威士忌，但大多数只喝雪利酒。食物堆放在加长的餐桌上，有鲑鱼奶油冻、薄脆饼干、蘑菇馅饼、香肠肉、松软的柠檬蛋糕、切好的水果、杏仁曲奇，还有虾、火腿和黄瓜鳄梨三明治。皮埃尔把每样都朝自己的小瓷盘里堆，梅丽尔听见他母亲说：“你吃了再弄嘛。”
       他母亲已经不住在温哥华西区，是大老远从怀特罗克赶来的。皮埃尔现在是成了家的人啦，又身为教师，她不太敢直接责备他。
       “该不是怕大伙儿吃完了吧，”她说。
       皮埃尔漫不经心地说：“剩下的都不是我喜欢吃的。”
       他母亲对梅丽尔说：“你的衣服很漂亮。”
       “是的，不过你瞧，”梅丽尔说着，抹平刚才坐着时弄皱的地方。
       “是有这个毛病，”婆婆说。
       “什么毛病？”乔纳斯的母亲一边响亮地问，一边将馅饼移到加热盘上。
       “亚麻布料有这种毛病，”皮埃尔的母亲答道，“梅丽尔刚才说她的衣服参加葬礼时起皱了。”——她其实没说——“我便说亚麻布料是有这毛病。”
       乔纳斯的母亲也许并没有听进去，她看着屋对面说：“那个就是照顾过他的医生，他驾驶自己的飞机从史密瑟斯飞过来。真的，我们认为他人太好了。”
       皮埃尔的母亲说：“那实在是太冒险了。”
       “是的，为偏僻地区的人服务，我想他一定要克服不少困难。”
       她们所说的那个人正和皮埃尔谈话。他没有穿西服，在高翻领毛衣外面套着一件不错的茄克。
       “我想是吧，”皮埃尔的母亲说。乔纳斯的母亲也附了一句“是的”。梅丽尔感到——由于他的衣着？——他们之间注定会发生点什么。
       她低头看着桌上，折了两道的餐巾既没有正餐的餐巾那么大，也没有鸡尾酒餐巾那么小。餐巾重叠排列，每条餐巾露出一个角（绣着蓝色、粉红或黄色花朵的角）压在另一条餐巾的角上，根据花色错落排列。不太有人碰它们，就算有——她看见有些人手里拿着餐巾——他们也是小心翼翼地按顺序拿，不忍心打乱花色的排列次序。
       在葬礼上，牧师把乔纳斯比作子宫里的胎儿。他说，胎儿生活在温暖、漆黑、湿润的子宫里，对外界只有懵懂，对即将进入的光明世界一无所知。尘世中人虽略有所知，却无法想象，在超越死亡的痛苦之后将迎来怎样的光明。如果说，胎儿能够先行了解自己即将降生的世界，难道他不会怀疑，不会恐惧？就算吾等尘世中人，也多半如此，但是，我们不该怀疑，也不必恐惧，因为我们已经获得天主的保佑。即便如此，我们暗昧的头脑还是无法想象，无法感受将要进入的另一个世界。胎儿无言无助，懵懂无知，降生到那个世界。我们尘世中人既非一无所知，也非无所不知，必须带着我们的信念，带着主的福音离开尘世。
       梅丽尔看着牧师，他站在门廊厅里，端着一杯雪利酒，正倾听一位活泼的金发女郎说话。看来他们不是在讨论死亡的痛苦和另一个世界的话题。如果她走过去和他谈起这样的话题，他该会作何反应呢？
       没人会忍心，或那么没礼貌地如此这般？
       她朝皮埃尔和那个偏僻地区的医生看去。皮埃尔正带着孩子般的活泼表情说话，如今，已不大见到他这种表情了，或者说是梅丽尔不常看见。她用一个陌生人的眼光观察他。他卷曲的黑发剪得很短，从鬓角开始脱落，露出光滑而金黄的象牙色皮肤。他宽阔的肩膀线条分明，长长的双臂很优雅，小脑袋轮廓清晰，额头上的皱纹已依稀可见。他的笑容很迷人，可完全不讲策略。自打当上老师，他似乎从来就不相信人们笑容里的真诚。
       她不由得想起，一年多以前的一次教师晚会上，她和他站在房间里相对的两边，各自都没有参与身边的人的交谈。她绕过房间走到他身旁，像一个谨慎而挑逗的陌生人那样和他说话。他当时就像现在这样笑着，不过带着些许冷淡，这是他与迷人的女士谈话时自然而然的一种伪装，很容易识破。当时他们互相打探对方，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后来更是忍不住放声大笑。有人走上前来说，不允许拿婚姻开玩笑。
       “你怎么会认为我们结婚了？”当时皮埃尔这样问，他在这种场合的举止总是很谨慎。
       她心中念叨着这句话，穿过房间向他走去。她要过去提醒他，必须分头行事了。他要开车到马掌湾赶下一班轮渡，而她将乘公共汽车穿过北海岸去莲谷。她计划利用这次机会探望一位妇人，这位妇人曾经得到她母亲的热爱和仰慕。梅丽尔用的就是她的名字，她一直叫她姨妈，尽管没有血缘关系。穆丽尔姨妈（梅丽尔上大学后，把“穆”改成了“梅”）住在莲谷的一家养老院里，梅丽尔有一年多没去看望她了。去一趟太花时间，全家来温哥华市区的次数本来就不多，孩子们又不喜欢养老院里的气氛和住在里面的那些人。皮埃尔也不喜欢，但他从来不说。他问过梅丽尔，这个人与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她不像是你的亲姨妈。
       因此，梅丽尔准备独自去看望。她说过，如果自己有机会却不去，就有犯罪感。而且，她也渴望能从家庭的缠绕中脱身片刻——虽然她从来没这样说。
       “我可以开车送你，”皮埃尔说，“天知道公共汽车得等多久。”
       “不行，”她说，“那样你就赶不上渡轮了。”她提醒他，跟照看孩子的人说好了这时候回去的。
       他说：“哦，你说的对。”
       和他谈话的那位医生一直没有机会开口，这时候突然插了一句：“让我来送吧。”
       就在皮埃尔介绍说“对不起，这是我妻子梅丽尔”时，梅丽尔说：“我以为你是开飞机来的。”
       医生说出自己的名字，她也没听清楚。
       “飞机在霍利本山不好降落，”他说，“我就把飞机停在机场，租了辆车过来。”
       他的谦恭有礼，使梅丽尔觉得自己有点不礼貌。她不是过于冒失，就是过于羞涩，经常如此。
       “真的可以？”皮埃尔说，“你时间来得及？”
       医生直直地看着梅丽尔，眼光并不令人反感，没有放肆，没有油滑，也不带评判。不过眼神中也全然没有社交场合的恭敬。
       他说：“没问题。”
       事情就这么定了，他们互相告别，皮埃尔去赶轮渡，那个叫阿希尔的人——或阿希尔医生——开车送梅丽尔去莲谷。
       梅丽尔的计划是，先看望穆丽尔姨妈——也许甚至陪她吃完晚饭——然后从莲谷搭公共汽车到市区的汽车站（开往“市区”的汽车班次相对密一些），乘夜班车过轮渡回家。
       养老院名叫“公主庄园”，是一栋向两侧延伸开来的平房，墙上粉刷了红棕色的拉毛饰面。门前的街道一片喧闹，没有场院可言，也没有篱笆或围墙挡住喧闹，保护仅有的几片草地。养老院的一边是尖顶的福音教堂，另一边是加油站。
       “叫‘庄园’这个名字简直名不符实，”梅丽尔说，“名为‘庄园’，尽是些平房。它只想让人知道，这地方并不打算名副其实。”
       医生沉吟不语，她的话可能对他来说索然无味，或者根本不值一提，尽管眼前所见确实如此。从砀塔瑞码头过来，梅丽尔只听着自己一路上说个不停，她感到有些泄气。与其说她是在闲扯，随口唠叨，不如说她想表达她自己认为有趣的事情，或者说，只要她能有条理地说明白，就确实有趣的事情。然而，看她喋喋不休地道来，就算不让人觉得疯狂，至少也很做作。她让人感觉，她想进行一次深刻的交流而非浮于表面的谈话。即便如此，她清楚自己的话语毫无效果，只是在强行灌输给他，但她止不住地滔滔不绝。
       她不懂自己怎么那么多话，是紧张：因为如今她极少和陌生人说话；是新奇：和一个陌生男人同行。
       她甚至卤莽地问医生，他对皮埃尔把车祸认作是自杀有何看法。
       “任何事故你都可以这么看，”他回答道。
       “不麻烦你把车开进泊位了，”她说，“我在这里下车。”她是那么难为情，那么急切想躲开他和他几乎袒露无遗的冷淡，她的手放在车门把手上，好像不等车停就要下去。
       “我想好了要泊车的，”他说着，将车调了头，“我不想扔下你一个人走路。”
       她说：“这太麻烦你了。”
       “没什么，我可以在这里等你，如果你不介意，我也可以跟你进去瞧瞧。”
       她脱口想说，养老院气氛沉闷，令人压抑。可又记起他是医生，这里随便什么状况他都见过。倒是他的那句“如果你不介意”——有些正式的味道，但口气带点迟疑——让她暗暗吃惊。他腾出时间来陪她似乎与礼貌无关，而是为了她这个人。这是很谦逊的提议，而不是请求。如果她说，真的不好意思再占用他的时间，他也就不会坚持，而用更礼貌的语气道别，驾车绝尘而去。
       结果是，他们一起下了车，肩并肩走过停车场，向养老院前门走去。
       走道开阔处，有几位年迈的和手脚不便的人坐在轮椅里，路旁种了些毛茸茸的灌木，周围点缀着几丛矮牵牛，看样子这就是院子了。穆丽尔姨妈不在这里，梅丽尔感觉到会面一定很愉快。有种奇异的情绪在她体内涌动，一种突然降临的神秘感带给她力量和愉悦，仿佛她每走一步，这种明确的信息就从她的腿上传到她的大脑。
       后来，她问他：“你为什么要跟我一道进去？”他回答说：“因为我不愿意你从我眼中消失。”
       在卧室门口昏暗的走廊里，穆丽尔姨妈独自坐在轮椅上。她显得有些臃肿，手边微光时而一闪。原来她裹着石棉围裙，这样就可以吸烟了。梅丽尔有种感觉，几个月、一年前，自她们上次告别至今，她一直就这么坐在这辆轮椅上，纹丝未动——只不过多了条围裙，这肯定是养老院的新规定。她很可能每天就这么坐在铺了沙子的烟灰缸旁边，看着猪肝色的墙——原本是粉红或紫色的，但走廊光线昏暗，看上去像猪肝色——以及墙上支撑四下蔓延的假常春藤的托架。
       “梅丽尔，我猜就是你，”她说，“我从脚步声就听出来，还有你的呼吸声。白内障真是折磨人，眼前只看见模模糊糊的一片。”
       “没错，是我，您好吗？”梅丽尔吻着她的脸问，“您怎么不去晒太阳？”
       “我讨厌阳光，”老妇人说，“我要为我的皮肤着想。”
       她也许是在说笑，也许真是那么回事。她苍白的脸上和手上有大块的斑点，被阳光一照，都变成银灰色。当年，她是个标准的金发女郎，粉粉的脸蛋，瘦削的身材，丝丝直发修剪入时，到三十多岁时，全都发白了。这会儿，她的头发因为在枕头上摩擦，有点凌乱。耳垂露出来，像是扁平的奶头。她过去常常戴小颗粒的宝石耳坠，金项链，珍珠饰件，真丝衬衣，是罕见的琥珀色和紫红色的，穿着一双精致的窄鞋。
       她身上散发出医院里的味道，以及除了定量的吸烟，整天都在吞服的甘草滴露的气味。
       “我们要几把椅子，”她直起身来，挥舞着夹烟的那只手，使劲喊：“服务员，劳驾，拿几把椅子。”
       医生说：“我去找吧。”
       留下一老一少两个女人说话。
       “你丈夫叫什么来着？”
       “皮埃尔。”
       “你有两个孩子，叫简和大卫，没错吧？”
       “是的。不过跟我来的这个男人……”
       “哦，不，”老妇人说，“他不是你丈夫。”
       穆丽尔姨妈应该是梅丽尔的祖母而非她母亲那一辈人了。她是梅丽尔的母亲在学校里的艺术教师，先是给她母亲鼓励，接着常来往，最后就成了朋友。她画过很多大幅的抽象画，有一幅——送给梅丽尔的母亲的那幅——曾经挂在梅丽尔小时候住的那栋房子的后厅，每当艺术人士来访，就拿到餐厅来挂着。画的色彩阴暗，深红色混合着褐色（梅丽尔的父亲称之为“火上的粪团”），不过穆丽尔姨妈却总是快乐而勇敢。她年轻时，还没到内地小镇做教师之前，住在温哥华。她有很多搞艺术的朋友，他们的名字现在常见诸报端。她希望回温哥华，并最终回去了，和一对富有的老夫妇同住，为他们打理事务。这对老夫妇喜欢和搞艺术的人往来，为他们提供资助。她和他们同住的那些时日，手头好像很阔绰。不过老夫妇去世后，便遭遇冷落。她靠养老金度日，买不起油画颜料，便开始画水彩画。甚至有时自己饿肚子（梅丽尔的母亲是这样猜的），省下钱带梅丽尔出去吃饭，那时梅丽尔已经上大学了。吃饭时，她会说些笑话，发表些评论，多半是说世人吹捧的那些作品和思想毫无价值，然而她又说，有些没名气的人或是上个世纪几乎被人们忘记的人的作品了不起。她褒扬别人的作品时，总用“了不起”这个词。她吐出这个词，就停顿不语，似乎彼时彼刻领悟到了作品的真谛，而这个真谛仍然应该受到绝对的尊敬，她自己都吃惊不已。
       医生拿着两把椅子回来了，很自然地介绍了自己，好像直到那时他才有机会自我介绍。
       “我叫埃里克·阿希尔。”
       “他是医生，”梅丽尔说。她想向穆丽尔姨妈解释葬礼、车祸、从史密瑟斯开来的飞机这一连串的事儿，但是没来得及插上嘴。
       “别紧张，我不是来工作的，”医生说。
       “哦，是的，”穆丽尔姨妈说，“你是陪她来的。”
       “没错，”他说。
       这时，他伸出手，抓起梅丽尔的手，紧紧地握住，过了片刻才放开。然后他问穆丽尔姨妈：“您怎么知道的？是从我的呼吸判断出来的吗？”
       “我当然知道，”她有些迫不及待地说，“我自己过去也不安分。”
       她的声音有些颤抖，还有一丝嘲笑，让梅丽尔觉得很陌生。似乎，一种背叛骚动在这个瞬间变得陌生的老妇人的体内，对过去的背叛，也许还有对梅丽尔母亲的背叛以及她母亲珍藏的和一位高洁女士的友谊的背叛；或者，对曾经与梅丽尔共进的那些午餐的背叛，对那些精深奥妙的谈话的背叛。某种堕落正在酝酿。梅丽尔没有兴奋，相反，有些慌乱。
       “哦，过去我有些朋友，”穆丽尔姨妈说，梅丽尔接着说：“您有很多朋友。”她提了几个名字。
       “都死了，”穆丽尔姨妈说。
       梅丽尔说，不，他们还活着，她最近还在报纸上见过这些名字，都是出现在回顾展或是颁奖典礼上。
       “噢？我以为他们死了，也许我把他们记混了。你认得德雷利夫妇吗？”
       她这话是问医生的，而不是梅丽尔。
       “不认识，”他说。
       “是我的住在宝云岛的朋友，过去我们常去玩。德雷利夫妇，我还以为你知道他们呢。是的，那儿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我所说的自己不安分就是指在那儿。冒险，是的，就像是冒险，不过要按照剧本安排的那样进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实际不能说是真正的冒险。我们个个醉得像臭鼬，他们总是点一圈蜡烛，当然还要放音乐，有点儿像什么仪式，也不很像。不一定都是老面孔，也不是说完全照剧本来。即使刚认识，也可以疯狂地接吻，钻进林子里。在遮天蔽日的林子里，走不了多远。没人在意你。不干也行。”
       她开始咳嗽，一边还想说话，可嘴一张，剧烈的干咳又开始了。医生站起来，很专业地拍拍她弯曲的后背，咳嗽在呻吟中停息。
       “好多了，”她说，“哦，其实心里知道在干什么，但都装作无所谓。有一次，他们把我的眼睛蒙住，不是在树林外，而是在树林里面。没关系，我同意了，结果不太妙，我的意思是，尽管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人都跑光了，我却没发现。”
       她又咳起来，尽管没有前面那么剧烈。接着，她抬起头，深深地吸口气，呼哧呼哧地喘了一会儿。她的手举着，好像自己很快可以继续说下去，还有重要的要说。不过她最终只是笑了，说：“如今我永远被蒙上了眼睛。白内障，让我现在什么都做不成了，所有的放荡都成了过眼云烟。”
       “这眼病多长时间了？”医生带着兴趣，恭敬地问。谈话转入正式，白内障什么时候生成，怎样切除，手术的前前后后，穆丽尔姨妈不信任那位眼科大夫，说他是被别人辞退后才到这儿来的。梅丽尔终于松了口气。淫荡的幻想——梅丽尔现在是这么看的——终于轻而易举地转到了医药方面的交谈。穆丽尔姨妈对自己的眼病有一种惬意的悲观，医生则耐心地劝她放心。养老院里这类谈话肯定经常发生。
       过了一会儿，梅丽尔和医生交换了一下眼神，征求对方，待的时间是不是够长了。那是一种偷偷摸摸的、若有所思的眼神，几乎像夫妻间的对视，目光中的迷离，温和的融洽，却是产生于两个刚结识的陌生人。
       又过了一会儿。
       穆丽尔姨妈先开口了，她说：“对不起，我这样不太礼貌，但我还是得说，我累了。” 刚开始说话时的神采在她身上已荡然无存。梅丽尔心神不宁、象征性地弯腰与她吻别，心中若有若无地感到羞愧。她有预感，她再也不会来看望穆丽尔姨妈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转过拐角，房间的门都开着，屋内的人有的在睡觉，有的躺在床上朝外望着，医生把手放在她的后背，向下滑向腰际。她感觉到他在扯拉她的衣服。她靠在椅背上时，汗湿的衣服贴在皮肤上，腋下的衣服也都湿了。
       她得去洗手间，于是抬头四处张望，她记得刚才进来时看见过客用盥洗室。
       不错，洗手间在那儿。她的心头油然生出一阵轻松，也伴随着一种失落，因为她不得不突然消失在他的视线之外，不得不说“稍等片刻”，那声音在她听来遥远而含着愠色。他说了声“请便”，自己也敏捷地朝男用间走去。她微妙的情绪稍纵即逝。
       当她出来，走到燠热的阳光下,看见他吸着烟,在车旁踱步。此前他并未吸烟——不论是在乔纳斯父母家，在路上，还是在穆丽尔姨妈身边。吸烟的他有些陌生，显露出他的迫不及待，也许是迫不及待地要完成一件事，再着手下一件。她有些拿不准，不知道自己是否是他着手的下一件、或即刻要完成的事儿。
       “到哪儿去？”车启动后，他问。紧接着，似乎他感觉问的太唐突，加了一句：“请问你想到哪儿去？”就好像他是在问一个小孩，或是问穆丽尔姨妈——这个下午，他一直逗她开心。梅丽尔说：“我不知道”，就好像不会下决定，任随自己变成那个让人呵护的孩子。她克制住失望的呜咽，还有欲望的喷涌。含羞的欲望刚才时而涌动，挥之不去，现在突然不分好歹地在心间升腾。他的双手握着方向盘，镇定自若，像是声明他从来没抚摸过她。
       “斯坦利公园怎么样？”他说，“到斯坦利公园散散步可以吗？”
       她说：“哦，斯坦利公园。我有好几年没去了。”好像这个主意抖起了她的精神，她找不出更好的地方了。她还添了一句“真是个好日子啊”，话刚出口，又觉得不妥。
       “是的，确实不错。”
       这些话离谱得夸张，感觉很别扭。
       “这种租来的车里没装收音机？是的，有的装了，有的没装。”
       过狮门大桥时，她摇下车窗，问他行不行。
       “可以，完全可以。”
       “我感觉像夏天，总想把车窗打开，手撑出去，让风吹进来。我想我永远都适应不了车里的空调。”
       “你也许有些激动。”
       她闭上嘴，不想再说什么，直到车开进林木茂盛的公园，高耸繁茂的树木也许可以吸走所有的焦虑和羞涩。然后她太感性的叹息又使前功尽弃。
       “到风景台了，”他这样理解她的叹息，大声说。
       尽管是五月的工作日下午，假期尚未开始，公园里还是人群熙攘。汽车从车行道一直排到餐馆门口，投币望远镜的观景平台上也排成了长龙。
       “啊哈，”他突然看见一辆车从泊位开走。这下不需要说什么话，他倒车让出道来，然后驶进那个相当窄的泊位。他们同时下了车，在路边走到一起。他左一弯，右一拐，像是找地方。条条路上都有人来来往往。
       她的腿有些颤抖，再也忍不住了。
       “带我到别的地方去吧，”她说。
       他在她的脸上凝视片刻，说：“好吧。”
       在人来人往的路上，接吻显得太疯狂。
       带我到别的地方去。她是这样说的，而不是让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这对她而言非常重要。这是在冒险，移交自己的权力。彻底的冒险，彻底的移交权力。让我们去——含有冒险的意味，却没有放弃自己的权力。后来她回想，这一刻是她滑向情欲之渊的起点。如果他也交出自己的权力，说到哪儿去？一切或者就不会发生。他说的是他必须要说的话。他必须说好吧。
       他带她到了自己在卡西莱诺的住所。那是他朋友的公寓，主人到温哥华岛西面的海上钓鱼去了。公寓在一栋规模不大的三四层高的雅致楼房里。她只记得房间门口的玻璃砖和在当时算是高档的重低音高保真音响，好像那是客厅里唯一的摆设。
       她宁愿是另一种场景，在记忆中，她用这个场景替代：一栋六七层高的旅馆，曾经是个时髦的地方，位于温哥华西区。窗帘镶着黄色的蕾丝边，房间净空很高，也许几扇窗户上还加有铁栅格，一个假阳台。房间没有真正肮脏和丑陋的氛围，只是久久弥漫着个人的不幸和罪恶。在这个场景里，她会低着头，两手僵硬地垂着，整个身体充满浓浓的羞愧，穿过狭窄的大堂。他呢，则用低沉的声音与服务员说话，这声音不会引人注意，也不会暴露他们的意图，不过也丝毫没有歉意。
       接着上了老式的电梯，开电梯的是个老头——或许是个老妇人、残疾人或狡猾的堕落之徒。
       为何她要如此设想，为何她要加上那样的场景？因为现身于人前的那一刻；因为穿过（假想）大堂时贯满全身的尖锐的羞愧和骄傲；因为他的声音，与服务员交谈时谨慎而坚定的声音，至于说了什么，她不知道。
       那声音或许就像他在杂货店的声音，在离公寓几个街区的地方，他泊车后说：“我在这儿买点东西。”这讲究实用的安排在婚姻生活中也许令人沮丧，但是，在这种不同的环境中却令她心头一热，产生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慵懒和柔顺。
       天黑后，她又踏上回家的路，穿过公园和大桥，出了温哥华西区，紧挨着乔纳斯父母的家而过。她几乎是在开航前的最后一刻到达马掌湾，踏上渡轮。五月末是白昼最长的时候，尽管轮渡码头灯火通明，过渡的汽车也亮着车灯，她依然能看见西天上的光芒和天底下黑黝黝的岛屿丘岗。那不是宝云岛，而是一个她不知道名字的岛，就像布丁一样整齐地坐落在海湾口。
       她随着拥挤的人群爬上楼梯，到了渡船甲板。她看见一个空座位，就坐了下来，甚至没有像往常那样寻找靠窗的空位子。在渡轮停靠在海峡另端之前，还有一个半小时，她要理清自己的心绪。
       渡轮刚离码头，周围的人就开始交谈。他们不是在渡轮上偶尔搭识的，而是家人或朋友，互相很了解，在整个航程中会说个不停。她站起来，走到船舷，爬到顶层甲板上，那里一向人不多。她坐在救生衣储存箱上，有一种心痛弥漫全身。
       她暗自思量：她该做的，就是记住这一切。她盘算的“记住”，就是在脑海中再次回忆下午的事，然后永远埋藏在心底。把这一件事在心中理顺，不让任何一个细节横亘心头，然后就像一件珍宝、一个达成的心愿一样，封存在无人知道的角落。
       她做出两个预测，第一个让她宽慰，第二个目前很容易接受，但毫无疑问，会让她将来痛苦。
       她和皮埃尔的婚姻将一如往日，延续下去；
       她再也不见阿希尔了。
       两个预测都准确无误。
       她的婚姻真的一直延续——那之后延续了三十多年，直到皮埃尔去世。在他得病初期、病情还不严重时，她为他朗读小说。那些书都是他们多年前读过、并打算再读一遍的，其中有一本是《父与子》。她读完巴扎罗夫向安娜·谢尔盖耶芙娜表达他疯狂的爱、安娜惊恐万分这一段情节后，两人展开了讨论（不是争论——他们的语气很平和）。
       梅丽尔希望这个情节不这样写，她认为安娜不会像小说里表现的那样做。
       “这只是作者的安排，”她说，“我感觉屠格涅夫一般不会这样，但在这个情节中他干涉了人物性格的发展，硬把两人分开，他这样写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图。”
       皮埃尔淡淡地一笑，他所有的表情都已经变得有些勉强了，“你认为她会屈服？”
       “不，不是屈服。我不认为她会屈服，我想她和他一样勇敢，他们会胜利。”
       “太浪漫了，你这是违背生活的真实，想营造大团圆的结局。”
       “我没有说结局。”
       “你听我说，”皮埃尔耐心地说。他喜欢这种交流，但说话让他费尽力气，不得不歇口气，恢复点力气接着说：“如果安娜退缩了，那是因为她爱他。事情过后，她会更爱他。女人不就是这样吗？我的意思是说沉浸于爱的女人都这样。他会怎么做呢？第二天早上他会离开，甚至不跟她说一声。他的性格是这样的，他恨自己爱上她。所以，就算他们不分开，又能有什么好呢？”
       “他们会有所得，他们共同经历了那么多。”
       “他会忘却一切，而她将遭到厌弃，死于羞愧。应该说，她很聪明，知道后果是什么。”
       “不过，”梅丽尔感到无言可对，停顿了一下，说，“不过，屠格涅夫没说她聪明，他说她完全被吓坏了，他说她冷酷。”
       “聪明让她冷酷。对女人来说，聪明意味着冷酷。”
       “我不同意你的说法。”
       “我是说在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是这样的。”
       那个夜晚在渡轮上，梅丽尔想把心绪理清，最终却没能做到。她心中回荡的是一浪又一浪汹涌的回忆。这也是在未来几年她的心中不断要回忆起的事情，只不过次数逐渐减少。她不断记起忽略的一些片段，很多年后仍令她心旌荡漾。她耳中还回响起他们之间的对话，眼中浮现两人对视时的情景，重温那眼光中的颔首致意和鼓动力量。那实在不算是热烈的目光交织，但包孕在其中的深深的尊敬和融融的亲密，却超过了夫妻间或是彼此拥有对方一切的两人之间的目光交流。
       她记得他灰褐色的眼眸，他沐浴风霜的皮肤，他鼻子旁边如旧伤疤一样的一圈印记，还有他在她身上起伏时的光滑胸膛。但是她还是无法描述出他的形象。她相信，一定是因为从最初他的出现就留给她强烈的印象，以致她不能从正常的角度去观察。有时，突如其来地想起最初的游移和试探，她还会抱紧自己，似乎要包藏自己身体原初的惊奇和喧腾起来的欲望。我的爱—我的爱，她这样苦涩呆板地呢喃着，这是她心底的疗伤药膏。
       从剪报上看见他的照片，她并没有即刻感到心痛。剪报寄自乔纳斯的母亲，她在有生之年，一直与他们保持联系，并且一有机会就提起乔纳斯。她在字体很小的标题上方写了一行字：“还记得乔纳斯葬礼上的那个医生吗？他在飞机失事中遇难了。”那是张旧照片，经过报纸的照排，已经模糊。图片中是一张很厚实的脸庞，正微笑着——她从未想过他会对着镜头笑。他不是死在自己的飞机上，而是在随一架直升飞机执行紧急任务时坠机身亡。她把剪报给皮埃尔看，问道：“你知道他为什么来参加葬礼吗？”
       “他俩大概是朋友吧，性情相投，都丢了魂似的到北方去。”
       “你们当初谈了些什么？”
       “他告诉我，有次他带上乔纳斯，教他开飞机。他说，‘再也没有机会了’。”
       接着他问：“他不是开车送你到什么地方去过吗？是到哪儿？”
       “到莲谷，去看穆丽尔姨妈。”
       “你们谈了些什么？”
       “我发现他没什么说的。”
       他的死并没有影响她的白日梦——如果可以这样称的话。无论如何，她所想象的邂逅或是纯粹出于安排的重逢在现实中都是空想。他现在死了，一切更是烟消云散。他们无奈地空望似水流年，她既无法控制，也从不理解。
       那天晚上，在她回家的路上，开始下雨。当时她待在渡轮的甲板上，坐在救生衣储存箱的盖子上，可雨会把她淋湿的。她站起来找地方避雨。她站在舷边，看着航船激起的水花和泡沫，突然想到，如果按照故事的安排，此刻她该做的就是跳进滚滚波涛中，而她却满怀幸福的感觉，得到了生活再也不会恩赐的东西，每个细胞都有一种甜蜜的自尊。浪漫的举动——不为他人所齿——丝毫不乏理性。
       一切来自诱惑？她也许愿意陶醉在诱惑里。也许与顺从无涉，尽管那个年代顺从是美德。
       直到皮埃尔去世后，她又想起一个细节。
       阿希尔开车送她到马掌湾赶渡轮。他也下了车，走到她身边。她站在那儿，等着与他道别。她朝他身边靠过去，吻他——经过刚才几小时的事情之后，十分自然的一个动作。但他说：“别。”
       “不要，”他说，“我从来不这样。”
       他从来不接吻，这当然不是真话。从不在外面接吻，有人会看见。那天下午在风景台他就是这么做的。
       不要。
       原因很简单，是提醒，是拒绝，为了保护她，你可以说，也是保护他自己。虽然在那天早些时候，他还不需要。
       我从来不这样——还含有其他的意味，这是另一种提醒。尽管这话阻止她犯下严重的错误，却让她不快乐。消除她错误的期望，也消除她对过失的耻辱。
       那么，他们是怎样道别的？握手没有？她记不得了。
       然而她听见了他的声音，听见了他语调的抑扬顿挫；看见了他坚毅的洋溢着快乐的脸庞；她感觉自己脱离了原来的身份。她不怀疑回忆失真，她不明白，这么多年来，自己是如何把这一切完好地埋藏在心底。
       有时，她想，要是没有那样做，生活也许是另一番景象。
       是什么样呢？
       她或许不会和皮埃尔再生活下去，也无法维持内心的平衡。对比上渡轮前的话语和那天下午的所言所行，她更多一分清醒，也更增一分困惑。自豪和倔强是部分原因——让男人自食其言、不愿吸取教训——但不是全部原因。她本来还可以过另一种生活——这不是说她情愿过。或许由于她的年龄（她总是疏于考虑的因素），或许由于皮埃尔去世后她呼吸的稀薄凉爽的空气，她只会将其他方式的生活当作一种研究样本，那种方式的生活自有其失误和成功。
       也许从中领会不了那么多，也许同样的故事一次又一次发生。在她的故事里，审慎或者至少是用经济的方式经营感情成为她的指路明灯。
       他的略带自我保留的动作，出于好心却给人致命之伤的谨慎，以及稍显迂腐的坚定不屈，这一切，都使他像一个过时的流浪者。而今，她朝朝都可以带着自欺欺人的目光审视他，好比他曾是她名正言顺的夫君。
       她不知道记忆中的他是永远保持那副模样，还是会被赋予新的角色。在未来的日子里，他还会一直驻留在她的心中，因为仍有驻留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