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２年六月波德莱尔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来到法国，他当时的感觉是“生活是如此美好”。那一年他刚满二十一岁，有一笔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更何况一个年轻男子在巴黎可以做的事实在太多了。终于远离了继父严厉的控制，此时的波德莱尔在自己眼中，简直就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和家人一起生活时，他感觉一直在为了生存而不停地反抗父母，即便那位将军是他的亲生父亲，他肯定情况也不会有多少不同。年轻人的自我意识尚处于稚嫩脆弱的萌芽阶段，要保护它们不被父母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吞噬、同化，就只有进行不懈地反抗，或者通过斗争彻底摆脱家庭的束缚。在这样的情形下，即便父母们怀揣着全世界最无私忘我的美好心愿，他们的孩子还是会恨他们，认为就是父母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设置了重重魔障。
波德莱尔身处的巴黎是当时最有魅力、最吸引人的城市。过去的十年里巴黎的市政建设已在迅速发展，十年之后的第二帝国时期，奥斯曼（注：１８０９－１８９１，法国行政官员，第二帝国时期(１８５２－１８７０)负责巴黎大规模市政改建工作，改善巴黎的卫生、公用事业和交通设施。）更是让巴黎成了全欧洲最迷人的城市，直到今天巴黎仍保持着那时的风采。１８３０年革命之后整个巴黎越来越有富裕，原因是自路易·菲利浦登基后，中产阶级开始发家致富，并且逐渐把生活的舒适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一位住在巴黎的英国人曾于１８４２年写文章比较伦敦和巴黎的生活质量，作者显然对英国不以为然，因为他提出法国人不论从哪方面看都比英国人更爱干净，也更文明。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期间，街道被拓宽，房屋被扩建，城市被大规模修整改建。巴黎著名的夜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绚烂，吸引了无数外国人。照明技术的提高以及大块平板玻璃窗的使用使咖啡馆的外形变得前所未有的光彩照人；与此同时由于大街和人行道开始改用木料、碎石等铺设，咖啡馆老板可以大胆地把桌椅挪到室外而不用再害怕过路的马车把泥浆溅到顾客身上，或弄得他们满身尘土。正是这种坐在室外喝咖啡的惬意感觉使绿荫大道上的咖啡馆在巴黎人的生活中变得不可或缺，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时年二十一岁的波德莱尔天性喜好享乐，并继承了贵族家庭对奢侈的品味。当他突然置身于这样一个魅力四射又纸醉金迷的城市，且身边有足够的钱可以随意支配、满足自己的品位追求，他便很快成了巴黎奢侈生活的牺牲品。
波德莱尔首先考虑的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环境，一个可以体现他的自我的环境。他天生不是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波西米亚人，他和他那些住在拉丁区的朋友们所达成的共识仅限于对自由的追求和对无用陈腐的传统观念的蔑视。波德莱尔离开学校时尚未成年，一度仍和那些朋友同进共出，但不过是因为他还没有能力在那个他更加向往的高级社交圈里引人注目。他不喜欢拉丁区那些英雄朋友们的生活作风，比如不刮胡子，不洗澡，穿得破衫褴褛；他并且厌恶他们的道德败坏和缺乏教养。他和阿诺修斯·伯特兰这样的波西米亚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点，后者终因饥饿而曝尸街头。现在波德莱尔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他就不愿意再混迹于波西米亚一族了，也不满足于继续住在当时大学生租住的阁楼里。一开始他选择了圣路易斯区德波修大道上的一个一室户公寓，他雇佣了一个男仆，在那里招待自己的母亲。他以前的两个朋友布拉诺德和莱文沃修来拜访他的新住所时感到很诧异，因为觉得他住得离开一切都那么远，所谓一切是指原来他们常去的大学附近的一些场所。波德莱尔根本没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因为现在的他野心勃勃，巴不得能和成年之前的社交圈保持距离。如今他已经不再常常出没于拉丁区的咖啡馆了，他的目标转移到了塞纳河的对岸，他开始频频光顾甘德大道——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大道——上的咖啡馆，如布拉西斯·马特斯和笛温·拉佩勒提尔，这两个咖啡馆都于１８３７年开张，是当时许多上流作家的聚会场所，像塔特，阿拉贡和罗杰·波伏瓦。
１８４２年底，波德莱尔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从圣路易斯区搬到了凡纽街，他在那里住了大概半年时间，这期间他的生活很神秘，对于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人们始终一无所知。然而那时他的父母似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开始密切关注他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听说他正试图变现他父亲的投资，他以自己要投资证券作为变现的借口，但实际上只是想拿到现金。１８４２年8月，波德莱尔的母亲出面干涉，阻止他得到对自己名下财产的全部支配权，她的努力持续到次年六月；她一边苦口婆心，一边以更严厉的手段为威胁，终于让她的儿子同意由母亲来代他处理一切经济事务，然后将收入按月分发给他。
１８４３年秋天，波德莱尔搬回圣路易斯区，不过这次他是住在一幢名曰佬尊的酒店里，这幢漂亮的房子建于１６５０至１６５８年之间。房客中有一位当时名噪一时的花花公子罗杰·波伏瓦，他的名字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回忆录和信件中几乎随处可见。他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英俊富有，风度翩翩，他是所有时尚青年的偶像，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他们刻意模仿，同时他又深受年长者的宠爱，在他们眼中他的一切都是那么得体。他住的地方在他那个时代也广受关注，甚至被《潮流》杂志做了专门报道，可见他的确曾经是摩登时尚的执牛耳者。在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人眼中，波伏瓦必定显得光彩夺目、令人神往，难怪他成了波德莱尔着力模仿的对象，虽然后者的收入只有这位公子哥的十分之一，也难怪模仿者最终会落得债务缠身、穷困潦倒。
波德莱尔租了一间带许多房间的套房，高高的屋顶，一间连着一间。当时他交往的朋友对于这套房间到底形状如何各执一辞：班伏利说有一个大房间，四边分布着几个小房间，从这些小房间可以看到塞纳河；而阿瑟里纳却肯定地指出小房间都在背河的一面，连着佣人用的楼梯。不过两人都详细地描述了奢华高档的家具，并提到了波德莱尔雇佣的一个仆人。
波德莱尔在装修房间时极尽奢华，也为此让自己负债累累。他大部分的家具和装饰画是从一个名叫阿诺德的商人那里购买的，阿诺德的商店就开在酒店的底楼。他看准波德莱尔年轻没有经验，狠狠地敲了他一笔，并且成功地让他签了很多他根本不知道会带来什么后果的协议。直到１８６７年波德莱尔去世前仍在偿还欠阿诺德的债务。不得不承认波德莱尔常常会干一些蠢事，有时候他会对一些已经订购却还没付款的家具和油画感到厌倦，这时他就会说服卖主打个折扣收回商品，然后他再用此作为部分付款买新的。班伏利说看到家具搬运工进出波德莱尔的住所不是什么希奇事，他们总在不停地把旧家具搬走，再把新家具搬进来。
波德莱尔为房间选择的壁纸红黑相间，是宽到不能再宽的条纹图案，这在今天的法国当然稀松平常，但在十九世纪中叶则被看作是放肆之举，甚至是颓废堕落。他还给窗框镀了金，配上厚厚的古典的绸缎窗帘。客厅的中央摆着一张漂亮的十八世纪的胡桃木桌子，既作餐桌又作写字台，高大的椅子和长沙发看起来是那样舒服；淡淡的灯光错落而有层次，使房间的角落显得更为深远，充满了神秘感。让客人们费解的是房间里连一本书的影子都没有，而他们一旦表达了这种困惑，波德莱尔就会露出得意的微笑，然后拉开其中一堵墙上的木门，一排排珍贵的藏书便立即印入眼帘。那时候他一共也就收藏了三四十本书，但每本都是精心挑选的珍品—— 法国远古的诗人，后期的拉丁诗人，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所有的书都是手工装订，以真皮作封面，镶着金边，且都是十六世纪的镶边。藏在墙内的壁橱架上还放了一些莱茵河葡萄酒，以及翡翠绿的霍克酒杯，看上去就像一朵朵可爱的小花，盛开在白色的细长而优雅的花茎上。
房间墙上挂着德拉克洛瓦的一些画作和一幅艾米利·德洛伊为波德莱尔所作的肖像画，这幅画十分珍贵，它为我们留下了诗人在那段快乐时光的模样。德洛伊显示了画家的天赋，但他二十三岁时便英年早逝了。德拉克洛瓦的油画中有一幅是真迹，题为“悲伤”。
房间里到处是柔软厚重的地毯，落脚之处悄无声息。一位安静的男仆会定时送上食物和饮料，收拾餐盆，而波德莱尔自己则悄悄然穿梭于客人之间，不时喷洒一些来自遥远东方的香水。
这种生活式样在十九世纪末既风靡一时又臭名昭著，它出现在于斯曼的小说《逆天》里，出现在法国的象征主义潮流中，出现在英国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唯美主义运动时期。
波德莱尔对自己的穿着打扮和住所的装修一样费尽心思。用亨那德的话来说，有时候波德莱尔看上去就像是刚从提香的肖像画里走下来的：一件黑色丝绒的罗马式外衣（长达膝盖，短袖、束腰），束一条金色的腰带，黑发飘逸，胡须尖挺。有时他又会穿一条纯黑细平布的紧身裤，裤管扎在漆皮的靴子里，白色的丝袜，配一件下摆很窄的燕尾服，里面是考究的白色亚麻衬衫，宽袖口向外反转，领子开得很大，再松松地系上一条猩红色的领带。据那达的描述，他还会戴上一副淡粉色的手套。不管波德莱尔穿成什么样，他的装束都是自己精心设计的，并且对于每个细节都异常挑剔。二十一岁时他几乎让他的裁缝发疯，那情形就像多年之后他差点让出版商进疯人院，因为他太强调细节的精确，对于作品一改再改，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在做衣服时也总会有一些细节令他不满，要么是下摆太短了，要么领子大小不合适，又或者是这件外套无法恰到好处地露出里面的衬衫。如果某件衣服终于让他称心满意了，他就会在镜子前来回走动，像一只骄傲的孔雀，从各个角度欣赏自己，然后一转身，以极其优雅的姿态向裁缝道：“给我做一打和这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这一时期的波德莱尔一度沉迷于大麻，还是“印度大麻俱乐部”的成员。这个俱乐部定期在他下榻的佬尊酒店里活动，通常是傍晚五点到六点之间。诗人戈蒂埃对此曾有过生动的描绘，他说任何一个小资商人若有机会目睹一次俱乐部的聚会肯定都会大惊失色：会员多数是小有名气的文人墨客，只见他们围着一张圆桌，一个个正襟危坐，手里握着一把兵器，在自己脑袋上方一个劲地挥舞，有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匕首，有的是东方的长剑；与此同时他们低下头，把自己埋在一碗绿油油的看起来像果酱的东西里，在摇曳的灯光下，这绿色的玩意看起来愈发森森然，直叫人不寒而栗。
波德莱尔在他后期的肖像画里表情多数很严肃，甚至带点悲剧的意味。但在德洛伊为他作的那幅画里却显得即年轻又快乐，一副无忧无虑的样子。长椭圆形的脸蛋，鼻子的轮廓很细腻柔和，肤色几乎和少女毫无二致；一头鬈发松松地披在肩头，是当时流行的样式，还有一小撇胡子，用他朋友的话来说，这撇胡子让他看上去像个“调皮的耶稣”。他的眉峰尤其精致，弧度恰到好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是修过眉毛无疑。他的双手又长又细，呼之欲出，但最吸引人的还数他的眼睛，那可真是一对摄人心魄的眼睛，班伏利曾把它们形容为“两滴黑色的咖啡”，既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又藏匿着狡猾的灵动。波德莱尔所有的朋友都承认二十一岁时的他有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魅力，每一个接近他的人都会在不知不觉中为之倾倒。
波德莱尔的确是最受年轻人欢迎的那种朋友，他不需要靠酒精来刺激兴奋神经，因为他似乎总是深深地沉醉在自己的言谈之中。阿瑟里诺说过波德莱尔是惟一一个永远不会让人感到无聊的伙伴，只要他在场，就决不用担心有冷场的尴尬，他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交谈健将之一。他从来不会找不到话题，而且不管是美学、政治，或者任何形而上的哲学问题，他全都信手拈来，叫人五体投地。“交谈：属于人类的伟大乐趣，也是惟一的乐趣，”他曾经这样写到。不管是什么地方，只要他一坐下，自然就会有人群围拢过来听他侃侃而谈；不管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只要一开口，他就会忘记一切——重要的事务也好，约会也罢——而他的谈话则从一个深夜延续到另一个深夜。波德莱尔的倾听者常会感觉眼前似乎有帷幕徐徐拉起，然后层出不穷的形象和概念纷纷登台亮相，直到看到童话般的世界在他们面前无限延伸。
被波德莱尔吸引的当然不会仅限于男士。他从双亲那里继承的贵族气质是如此近乎完美，以至于他本人同１８４３年的法国显得格格不入。那个时代男人们的举止越来越随便，与之相较，女士们尤其欣赏波德莱尔的绅士风度；而由于他本身有一些女性化的性格倾向，他也就比一般男人更能了解女性的需求。他知道如何取悦她们，如何让她们感觉得到尊重从而心生感激。同时他机智风趣的谈话常常让女人们忍俊不禁，并且可以激发她们的想象力。班伏利曾公开宣称波德莱尔天生拥有一种一度只属于国王和王子的魅力，这种魅力的秘诀也是失传已久了。
住在佬尊酒店的那几年为波德莱尔赢得了怪诞、矫情和道德败坏的名声。但他的传记作者们都忘了一点，那就是当时的他才二十一岁。很少有人会不介意自己乳臭未干时落下的名声从此跟着自己一辈子，或者听到自己学生时代说过的一些似是而非、亵渎冒犯的话被后人一再报道渲染。
波德莱尔和他年轻的朋友们做过一些很出格的也只有他们那个岁数的人才会做的事，虽然当时他们一个个都自认为已经是标准的成熟男人。有几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一时兴起，把自己平日里愤世嫉俗的姿态抛到脑后，回复到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原始的野蛮状态。他们会把家具掀翻在地，把瓷器、玻璃砸得粉碎，然后扭作一团。邻居们被扰得无法入睡，就把门房叫起来，让他出面干涉。面对质问，波德莱尔会摆出一副非常无辜的样子，他的回复常常让崇拜他的朋友们乐不可支：“什么吵闹声？我根本不知道您在说什么！我不过是在客厅里劈劈木头，抓着我情妇的头发在地板上绕几圈。又有哪位绅士没在自己的客厅里做过这样的事呢？”邻居们相信了门房的传话，摇头叹息一五一十告诉自己的朋友，而那些饶有兴趣的朋友又会继续向外传播，直到这个故事终于成为波德莱尔传奇的一部分。
波德莱尔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神奇的谈话天赋，只要他一开口，无论长幼个个瞠目结舌，而对他来说最愉快的事莫过于看到自己的谈话对象脸上那讶异甚至惊恐的表情。傍晚时分，布鲁科普或里拉斯咖啡馆里常会出现波德莱尔的身影，端一杯咖啡，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旁桌的客人会陆续转移到他的四周，从他骇世惊俗的言论里得到一点间接但刺激的愉悦。波德莱尔很清楚人们此刻正一个个竖着耳朵，但他会故意将身子完全放松地靠在椅背上，翘起二郎腿，凝神关注雪茄飘出的缕缕轻烟，片刻再慢条斯理地开始讲他的故事。 期间他会不时地插一句：“我，一个解职牧师的儿子，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者“我可怜的老父亲就是差不多那时候被我彻底谋杀的！”接着，他慢吞吞地放下翘着的大腿，懒洋洋地把双肘支到桌面上，然后若有所思地盯着那块还没有被侍者端走的奶酪，他会冷不丁地突然来这么一句：“今天晚上的奶酪有那么点小孩脑子的味道，你们说呢？”
菲利浦·奥德布拉得一度到处宣扬波德莱尔曾告诉他导致自己干枯瘦弱的原因是吃了一大盘炖青蛙。
波德莱尔走到哪里，哪里的谈话就会嘎然而止，而那些对他的高谈阔论听得最津津有味的人往往在背后更起劲地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波德莱尔对自己的恶名声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那就是他的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常常谈起自己荒诞的恋爱史，说自己如何对一般正常的女人提不起任何兴趣，反而对怪胎型的女人很着迷。他曾一本正经地说，很可惜那些怪人体质都太弱，他认识的中间已有两三个女巨人死于肺结核，几个女侏儒死于胃溃疡。“其中一个只有七十二厘米高，”他不无遗憾地补充道，“但是人活在世上可得知足呀！”
一天傍晚，他和几个朋友坐在一家咖啡馆里，和往常一样，他正天南地北地信口胡扯，这时他无意间发现邻桌有一个女人在饶有兴味地听他说话。于是话说了一半，他突然住口，然后一转身面向那位女子，彬彬有礼地看着她说了下面一段话：“夫人，显然您对我说的话很感兴趣，可您又是否知道我的渴望呢？我渴望让我的牙齿接触您白嫩的肌肤，如果您允许的话，让我告诉您我是多么想向您求爱！我想握住您的双手，把它们捆缚在一起，然后在您的腰间系一根绳子，再把您吊在我卧室的天花板上！做完这一切，我便会虔诚地跪在您面前，亲吻您雪白的脚丫！”
那位金发女子大惊失色，匆匆起身离开了咖啡馆，讲这个故事的人说那是因为她不想再听下去了，但更可能是因为她受不了被当众嘲弄的羞辱，她害怕还会听到更可怕的话，要知道波德莱尔可是不会轻易住嘴的。看到女子离去的背影，他只是耸了耸肩，不无遗憾道：“真扫兴！愚蠢的小傻瓜！本来我还能多找点乐子呢！”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诗人和艺术家多多少少都有点哗众取宠的倾向。如果波德莱尔的评论家能对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主流思潮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许对于诗人年轻时一些荒诞的行为也就不会显得那么不宽容了。